参考文献
第八章 明清陕西商人集团化运作模式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赴各地做生意，为了联乡谊、敬神庥，他们修建了以祟祀关羽为主的会馆，也称“关帝庙”。但在明中叶以来存在市场经济萌芽的框架下，商人们的庙会活动被打上深深的市场烙印，“寓市于会”成为会馆普遍存在的现象，庙市成为会馆的重要功能。这种“寓市于会”导致会馆性质发生部分质变，日益朝着社会化和开放性的方向发展，呈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陕商会馆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以家族联引为特色的经商潮，使陕西商人奔走于祖国各地，或为引商，或为坐贾。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贾事业，他们将守望相助、资表比服，同宗共亲的家族关系延伸为同乡共亲的乡土关系，“亲不亲，故乡人”，组成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而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工商会馆。陕西商人在各地建筑陕西会馆，或与山西商人携手共建山陕会馆。据统计，“陕商和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会馆多达274处，遍布祖国大城小镇”①。
会馆是传统商人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创新，会馆的产生是明清时代社会发展变化和历史变迁的产物。明清时期的陕商会馆在具有“馆庙合一”特征的同时，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向市场转化的趋势，具有新的“馆市合一”②的特征。在这种趋势下，凡是和市场经济因素接轨，走向“馆市合一”的工商会馆，由于做到了与时俱进，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在转变为公所、商会的过程中继续存活下来，成为商会的前身，当时叫“活人会馆”。如“西宁的山陕会馆进入民国后成为青海商会的所在地，继续操纵着商会的经贸活动。”③有些本身具有地域性、排他性，不能与市场经济因素接轨的会馆，在清末民初后，成为沉浸在传统社会的“木乃伊”，而成为“死人会馆”。这就为商会的应运而生提供了条件。
山陕会馆建立后，由于山陕商人在全国的经营，使得山陕会馆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网络化结构特征。在会馆兴建的同时，还确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严格的会规。会馆成为“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奖惩市场行为，联络商情，开发地缘人际资源和敬业、乐群”④的经常性活动中心。除此之外，明清之际的陕商会馆还具有商务仲裁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功能。陕西龙驹寨船帮会馆《铝铜脚价古例碑》中记载，奸商张善文“万恶横恣，飞狐影撒给钱而不给银，致使脚夫吃亏含冤”，陕西朝邑、咸阳等六县的骡客，通过会馆联合制裁张善文，迫使他交出侵吞钱财，并立碑为记。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明清时期陕商会馆丰富的市场管理功能，为后来陕西商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明清陕西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诉求
工商会馆是流寓异地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帮的办事机构与标志性建筑。客居他乡的同籍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通过崇祀乡土神作为凝聚同乡的精神纽带，常常借庙宇或建庙堂为会馆。如湖北郧西山陕会馆最初为关岳庙，乾隆六年(1741)知县王必昌改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商民遂以此为会馆”⑥。安徽芜湖秦晋会馆最初在护国庵，后搬到严家山下的定慧寺，改名为山陕会馆。⑦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山陕会馆也是“龙王庙，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1767)山陕商民建会馆，遂第次经营诸神庙”⑧。可见，馆庙合一是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一般形态。
在馆庙合一的模式下，敬神、联乡谊成为会馆的基本功能。由于关羽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关公又是武财神，因而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七月十五的关公诞辰和关公磨刀日以及农历春节，会馆均要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以演戏、酬神，有的会馆活动更多，四川重庆的陕西等会馆每年活动多达200次。⑨问题在于，明清时期当中国已产生市场经济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商人们建造以庙堂为特征的会馆及其举办庙会活动，绝不是仅仅为了参神拜佛，打醮酬神。商人们立庙为馆主旨是借庙为馆，会馆本质上是馆，而不是庙，是同籍商人借庙堂的灵空之形以行商务世俗之事。这便使得商人们对馆庙合一的会馆付诸更多的市场诉求，使庙堂般的会馆及其庙会活动日益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假庙堂以议商事，借庙会以贸有无，使会馆及其活动被打上深深的市场烙印。这正是作为山陕会馆的关帝庙与一般仅为祭祀之用关帝庙的本质区别。前者凸显“以人为本”，后者则意在“以神为本”，前者借神事而行人事，后者则是借人事而行神事。因此，商人们对工商会馆必有不同于一般神庙更多的市场诉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人们建造会馆的初衷是为推进他们在异地的商贸活动服务。工商会馆最初就是为了解决商人们在异地停放货物、借寓住宿的实际困难而产生的。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前身太汾公所，就是因为“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⑩，众商集资设立米市公所。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的设立也是因为“诸货之有行也，所以收发客装”(11)。苏州的全秦会馆也叫陕西会馆，其《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商人们修建会馆的自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12)。直到光绪年间，北京的陕西蒲城会馆还登记有住旅店的人数二十四，韩城会馆住店人数二十一。(13)所以杭州包括陕西商人在内的钱江会馆《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总结说，商人们建造会馆的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商贸，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14)。一个“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直白表明了工商会馆建造的商务目的，非一般神庙所能比拟。
其次，会馆作为商帮办公之地，其建设充分考虑到商业经营需要和浸淫着商业文化氛围。汉口山陕会馆《西会馆地理图总记》中讲得很明白：“西会馆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15)。因此，会馆是商帮办事机构，商人们构筑会馆主要是为了办商事，而绝非单纯为敬神庥，这便使得山陕会馆的建筑布局一般呈现着正庭院左厢房为行帮办事机构，右厢房为神殿或接待住宿之地的结构。甘肃康县陕甘会馆“正厅有关圣帝君金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16)，就反映了山陕会馆的一般面貌。也正是因为会馆是商帮办事机构，商人们在会馆建筑设计上，就充分考虑到经商贸易的需要，使其在空间上宜于作为市场而展开。河南泌阳山陕会馆“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17)，周口山陕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卖东西”(18)。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临街建商铺”(19)。甘肃武威山陕会馆“门外朱漆画壁，*(外辶内上矛内下冏)皇美丽，入内则货柜行列”(20)。就连云南边界的八莫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21)。这种会馆布局设计，为日后的会馆庙市活动作了物质上的准备。而且，会馆既为商人们“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而商人又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22)，他们必然按照自己的要求肆意改造庙堂的肃穆气象，使庙堂人文设计充满了商业文化的浓厚气息。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铁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它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反映了会馆张扬商业文化的渴望。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生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币，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未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23)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鱼”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又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系八方的商业需要。(24)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镶嵌的对联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反映了商人们反贪求财的商业理念；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对联是“慕管鲍高风出秦关渡汾河共浮汉江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祀乐尽诚联报十分恩”，表现了会馆市庙合一的基本特征，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会馆庙堂从虚幻的“神本主义”走向世俗的“人本主义”现实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气氛。
其三，商人们立庙为馆本身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体现着中国商人的市场机智。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士农工商的身份认定使商人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而衣着屋宇的等级规定又使商人难以实现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梦想。明初对官民营造有严格规定：“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明龙凤麒麟之形……不许歇山顶转角，重檐垂拱，及绘藻井”(25)。为了冲破这种封建等级身份限制，商人们机智利用明清政府提倡关帝崇拜“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26)政策所提供的机遇，借庙为馆，按照朝廷颁布关于关庙的规格建造会馆，使会馆建筑一开始就立足在庙堂建设的高平台之上，每每歇山重檐，雕龙饰凤，金碧辉煌，借帝庙而大肆张扬商人们的财力，成为招徕各方的凝重广告。泌阳山陕会馆修筑成“千间广厦群回廊”，就是为了“于今庙貌壮西商”(27)。开封山陕会馆《晋蒲双厘头记》中也说，会馆所以建造得庙貌赫然，就是为了使“四方君子轩车过之，莫不羡山陕人奉左为格也”(28)。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也指出，会馆不惜重资毅然蔚起，就是为了使之成为“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赊镇之巨观也”(29)。这说明商人们借庙为馆正是充分利用崇祀关庙的政策机遇，使会馆与关庙等驾齐观，成为远近闻名的人文景观和市场，从而为庙市的兴起准备了物质和文化条件。
第三节 明清陕西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
流寓异地的商人们立庙为馆，便必然有庙会活动。四川《彭山县志》指出它们的逻辑关系是“蜀人多客籍，凡同籍人皆各立庙为馆，馆中所祀各有期”(30)。问题在于明清时代，当中国已产生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借庙会之机来推广贸易已成为商人们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明朝末年陕西商人康海“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来观者数千人”(31)。所以《续修陕西通志稿》敏锐地记载了这种变化，“陕右赛会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32)。这种“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自然会被商人们运用到会馆的活动中来，对此《青县志》有十分清晰的说明，“集者市也……会场未详始于何时，其大抵缘起庙祀，趋重神权，渐而人民荟萃，岁有常期，引之既久，遂成贸易之场”(33)。因此，今人曲彦斌先生正确指出，会馆“因该处常伴庙会而形成庙市，这可进行商贸活动”(34)。《周口会馆记略》的作者也指出：“从经商角度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故会馆者皆庙宇也”(35)。这便是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由来。
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首先表现为会馆借庙会行贸易之事，使会馆庙会每每成为定期集市。这在各地山陕会馆的记录中俯拾即是。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举办大型庙会，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它的基本情况是：“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36)。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在关帝庙，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37)。宁夏银川山陕会馆“每届会期，士女塞途，商贩云集”(38)。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招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39)。四川金堂县山陕会馆“十三日为‘关帝会’……乡镇士女骈集喧闹，市为之哄”(40)。湖北随州山陕会馆因祭祀陕西名人王恕而称“王恕园”，该县志载：“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41)。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移集呈稿碑》记载：“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42)，使山陕会馆成为许昌著名集市。
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还表现为会馆演戏酬神成为磨合商务，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会馆庙会期间，必进行演戏酬神的娱乐活动，四川《彭山县志》说：“五月十二日为(关帝降诞)秦人会馆，工歌庆祝”(43)。但会馆的演戏决非简单娱乐，而是会馆商务活动的组成部分。一则唱戏观剧是商家联络生意，磨合关系的市场行为。“旧时商号讲究四季表，每到这个时候，商号要盘点货物，回赎赊欠，清理业务上的瓜葛，每个商号都有业务上的为难事……最难应付的是腊月表，年关将近，买卖家要算总账，一些财物上的纠葛往往难以向此年推脱，就需要请客唱戏，借以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腊月表唱戏是重要的。”(44)山陕会馆每年都要组织几次庙会戏，四川的陕西会馆“在太平全胜时，无日不演剧，且有一馆数台同演者”(45)。二则唱戏观剧又是会馆烘托市场，招揽顾客的营销手段。河南《汝南县志》说：“俗人借会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以为交易物品。”(46)而《汤阴县志》对此诠释得更明白，“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而贸易因之少矣。”(47)因此苏州的山陕会馆“十三日前，已割牲演戏，华灯万盏”，“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百人”(48)。三则唱戏观剧的庙会活动又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的重要因素。因为观剧必吃饭，有力促进了当地饮食业的发展。西安东关金龙庙布帮会馆“每二月八月过会，过会的活动就是敬神、演戏、吃饭”(49)。四川犍为山陕会馆“每年庆神演戏，同籍诸人，长幼咸集，酒席宴会无虚日”(50)。四川江津山陕会馆“会之戏动即旬日，戏之值日钱数十万，而筵席之费不计焉”。甘肃合水县山陕会馆“五月十日关帝会，凡会必演剧卖茶，酒席沽饮，脔作而啖之，名曰‘吃会’”(51)。河南正阳山陕会馆“八月初三灶君生日，全县城关厨师齐聚”(52)。北京因会馆宴会包饭盛行，甚至出现了专门为会馆宴会服务的“冷饭庄”，据侯希三先生回忆：“天寿堂为冷饭庄，不开灶，不接待食客，但厨师、厨具一应俱全，是专门为会馆、府邸、宅门等举办宴会时提供上门服务的一个行业。”(53)
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更表现为会馆最终演变为常设的专门市场，导致会馆性质发生部分质变。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会导致会馆由定期集市逐步走向常设的市场演变。北京山西商人设立的临襄会馆，因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清康熙年间北京油市移至该会馆，“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54)。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苏州珠玉帮在珠玉公所对面“建设市场，专为苏州各帮珠玉贸易之所”(55)。上海的沪南会馆早年为果桔三山公所，因“运果桔者渐盛，公所隘不能，乃谋别葺，粗构果桔三山公所，而沪南之会馆，已于此基之也”(56)，成为上海著名的果品市场。河南正阳山陕会馆，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山东方城拐河镇山西会馆也转化为粮食市场。(57)山东聊城运河南岸的山陕会馆早年就是当地著名的酒糟市场。(58)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由“寓市于会”逐渐走向专业市场的转化，深刻反映了明清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对会馆的侵蚀，它使会馆从封建的行帮组织逐渐向市场组织转化，乡土亲缘关系的松弛和淡化，商业业缘关系的增强和聚积，神事活动的淡出和人事活动的强化，这都表现了工商会馆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开始转型在会馆建设的反映，它也正是工商会馆具有生命力的所在。
①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李刚：《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
③ 《清末民初至1929年建省以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④ 李刚：《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李刚、宋伦：《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
⑥ 《郧西县志》(民国)，卷二，《建设志》。
⑦ 《芜湖县志》(民国)，卷十三，《建置》。
⑧ 《永寿县志》(光绪)，卷二，《寺庙》。
⑨ 王笛：《走出封闭的世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4页。
⑩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1)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23页。
(12) 《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
(13) 《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
(14)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5)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年)，汉口敬庆义堂刻本，第1页。
(16) 《康县县志》(民国)，卷九，《坛遗》。
(17) 《泌阳县志》(道光)，卷二。
(18) 朱耀廷：《古代坛庙》，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1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20) 高良佐：《西北随招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1) 郑士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9页。
(23)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杜1999年版，第346页。
(24) 韩顺发：《开封山陕甘会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6页。
(25) 张廷玉：《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26) 《钦定热河志》，卷一百零八。
(27) 《泌阳县志》(道光)，卷十八。
(28) 韩顺发：《开封山陕甘会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2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页。
(30)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31) 《李开先集·康对山修撰传》。
(32) 《续修陕西通志稿·岁时》，卷一百九十八，第21页。
(33) 《青县志·舆地志》，卷一。
(34) 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35) 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6页。
(36) 《泌阳县志》(道光)，卷二。
(37) 《阳原县志》，卷十八。
(38)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39)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40)(43)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41) 《随州志》(光绪)，卷十，《赛会》。
(42) 赵波：《关公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44) 铃子：《梨园世家》，《长城文艺》1981年第5期。
(45) 汪玉祥：《中国影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46) 《汝南县志》(民国)，卷二十二。
(47) 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48) 钱咏：《履园丛话》，卷一。
(49) 《解放前西安商会、同业公会情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46页。
(50) 《犍为县志》(民国)，卷十。
(51) 《合水县志》，卷二。
(52) 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正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1页。
(53) 侯希三：《戏馆戏楼》，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55) 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与区别》，《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6)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59页。
(57) 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2页。
(58)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第一节 明清时期陕商会馆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以家族联引为特色的经商潮，使陕西商人奔走于祖国各地，或为引商，或为坐贾。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贾事业，他们将守望相助、资表比服，同宗共亲的家族关系延伸为同乡共亲的乡土关系，“亲不亲，故乡人”，组成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而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工商会馆。陕西商人在各地建筑陕西会馆，或与山西商人携手共建山陕会馆。据统计，“陕商和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会馆多达274处，遍布祖国大城小镇”①。
会馆是传统商人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创新，会馆的产生是明清时代社会发展变化和历史变迁的产物。明清时期的陕商会馆在具有“馆庙合一”特征的同时，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向市场转化的趋势，具有新的“馆市合一”②的特征。在这种趋势下，凡是和市场经济因素接轨，走向“馆市合一”的工商会馆，由于做到了与时俱进，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在转变为公所、商会的过程中继续存活下来，成为商会的前身，当时叫“活人会馆”。如“西宁的山陕会馆进入民国后成为青海商会的所在地，继续操纵着商会的经贸活动。”③有些本身具有地域性、排他性，不能与市场经济因素接轨的会馆，在清末民初后，成为沉浸在传统社会的“木乃伊”，而成为“死人会馆”。这就为商会的应运而生提供了条件。
山陕会馆建立后，由于山陕商人在全国的经营，使得山陕会馆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网络化结构特征。在会馆兴建的同时，还确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严格的会规。会馆成为“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奖惩市场行为，联络商情，开发地缘人际资源和敬业、乐群”④的经常性活动中心。除此之外，明清之际的陕商会馆还具有商务仲裁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功能。陕西龙驹寨船帮会馆《铝铜脚价古例碑》中记载，奸商张善文“万恶横恣，飞狐影撒给钱而不给银，致使脚夫吃亏含冤”，陕西朝邑、咸阳等六县的骡客，通过会馆联合制裁张善文，迫使他交出侵吞钱财，并立碑为记。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明清时期陕商会馆丰富的市场管理功能，为后来陕西商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明清陕西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诉求
工商会馆是流寓异地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帮的办事机构与标志性建筑。客居他乡的同籍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通过崇祀乡土神作为凝聚同乡的精神纽带，常常借庙宇或建庙堂为会馆。如湖北郧西山陕会馆最初为关岳庙，乾隆六年(1741)知县王必昌改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商民遂以此为会馆”⑥。安徽芜湖秦晋会馆最初在护国庵，后搬到严家山下的定慧寺，改名为山陕会馆。⑦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山陕会馆也是“龙王庙，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1767)山陕商民建会馆，遂第次经营诸神庙”⑧。可见，馆庙合一是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一般形态。
在馆庙合一的模式下，敬神、联乡谊成为会馆的基本功能。由于关羽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关公又是武财神，因而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七月十五的关公诞辰和关公磨刀日以及农历春节，会馆均要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以演戏、酬神，有的会馆活动更多，四川重庆的陕西等会馆每年活动多达200次。⑨问题在于，明清时期当中国已产生市场经济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商人们建造以庙堂为特征的会馆及其举办庙会活动，绝不是仅仅为了参神拜佛，打醮酬神。商人们立庙为馆主旨是借庙为馆，会馆本质上是馆，而不是庙，是同籍商人借庙堂的灵空之形以行商务世俗之事。这便使得商人们对馆庙合一的会馆付诸更多的市场诉求，使庙堂般的会馆及其庙会活动日益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假庙堂以议商事，借庙会以贸有无，使会馆及其活动被打上深深的市场烙印。这正是作为山陕会馆的关帝庙与一般仅为祭祀之用关帝庙的本质区别。前者凸显“以人为本”，后者则意在“以神为本”，前者借神事而行人事，后者则是借人事而行神事。因此，商人们对工商会馆必有不同于一般神庙更多的市场诉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人们建造会馆的初衷是为推进他们在异地的商贸活动服务。工商会馆最初就是为了解决商人们在异地停放货物、借寓住宿的实际困难而产生的。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前身太汾公所，就是因为“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⑩，众商集资设立米市公所。北京山西颜料会馆的设立也是因为“诸货之有行也，所以收发客装”(11)。苏州的全秦会馆也叫陕西会馆，其《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商人们修建会馆的自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12)。直到光绪年间，北京的陕西蒲城会馆还登记有住旅店的人数二十四，韩城会馆住店人数二十一。(13)所以杭州包括陕西商人在内的钱江会馆《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总结说，商人们建造会馆的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商贸，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14)。一个“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直白表明了工商会馆建造的商务目的，非一般神庙所能比拟。
其次，会馆作为商帮办公之地，其建设充分考虑到商业经营需要和浸淫着商业文化氛围。汉口山陕会馆《西会馆地理图总记》中讲得很明白：“西会馆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15)。因此，会馆是商帮办事机构，商人们构筑会馆主要是为了办商事，而绝非单纯为敬神庥，这便使得山陕会馆的建筑布局一般呈现着正庭院左厢房为行帮办事机构，右厢房为神殿或接待住宿之地的结构。甘肃康县陕甘会馆“正厅有关圣帝君金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16)，就反映了山陕会馆的一般面貌。也正是因为会馆是商帮办事机构，商人们在会馆建筑设计上，就充分考虑到经商贸易的需要，使其在空间上宜于作为市场而展开。河南泌阳山陕会馆“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17)，周口山陕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卖东西”(18)。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临街建商铺”(19)。甘肃武威山陕会馆“门外朱漆画壁，*(外辶内上矛内下冏)皇美丽，入内则货柜行列”(20)。就连云南边界的八莫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21)。这种会馆布局设计，为日后的会馆庙市活动作了物质上的准备。而且，会馆既为商人们“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而商人又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22)，他们必然按照自己的要求肆意改造庙堂的肃穆气象，使庙堂人文设计充满了商业文化的浓厚气息。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铁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它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反映了会馆张扬商业文化的渴望。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生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币，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未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23)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鱼”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又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系八方的商业需要。(24)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镶嵌的对联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反映了商人们反贪求财的商业理念；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对联是“慕管鲍高风出秦关渡汾河共浮汉江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祀乐尽诚联报十分恩”，表现了会馆市庙合一的基本特征，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会馆庙堂从虚幻的“神本主义”走向世俗的“人本主义”现实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气氛。
其三，商人们立庙为馆本身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体现着中国商人的市场机智。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士农工商的身份认定使商人处于社会的最低层，而衣着屋宇的等级规定又使商人难以实现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梦想。明初对官民营造有严格规定：“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明龙凤麒麟之形……不许歇山顶转角，重檐垂拱，及绘藻井”(25)。为了冲破这种封建等级身份限制，商人们机智利用明清政府提倡关帝崇拜“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26)政策所提供的机遇，借庙为馆，按照朝廷颁布关于关庙的规格建造会馆，使会馆建筑一开始就立足在庙堂建设的高平台之上，每每歇山重檐，雕龙饰凤，金碧辉煌，借帝庙而大肆张扬商人们的财力，成为招徕各方的凝重广告。泌阳山陕会馆修筑成“千间广厦群回廊”，就是为了“于今庙貌壮西商”(27)。开封山陕会馆《晋蒲双厘头记》中也说，会馆所以建造得庙貌赫然，就是为了使“四方君子轩车过之，莫不羡山陕人奉左为格也”(28)。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也指出，会馆不惜重资毅然蔚起，就是为了使之成为“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赊镇之巨观也”(29)。这说明商人们借庙为馆正是充分利用崇祀关庙的政策机遇，使会馆与关庙等驾齐观，成为远近闻名的人文景观和市场，从而为庙市的兴起准备了物质和文化条件。
第三节 明清陕西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
流寓异地的商人们立庙为馆，便必然有庙会活动。四川《彭山县志》指出它们的逻辑关系是“蜀人多客籍，凡同籍人皆各立庙为馆，馆中所祀各有期”(30)。问题在于明清时代，当中国已产生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借庙会之机来推广贸易已成为商人们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明朝末年陕西商人康海“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来观者数千人”(31)。所以《续修陕西通志稿》敏锐地记载了这种变化，“陕右赛会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32)。这种“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自然会被商人们运用到会馆的活动中来，对此《青县志》有十分清晰的说明，“集者市也……会场未详始于何时，其大抵缘起庙祀，趋重神权，渐而人民荟萃，岁有常期，引之既久，遂成贸易之场”(33)。因此，今人曲彦斌先生正确指出，会馆“因该处常伴庙会而形成庙市，这可进行商贸活动”(34)。《周口会馆记略》的作者也指出：“从经商角度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故会馆者皆庙宇也”(35)。这便是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由来。
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首先表现为会馆借庙会行贸易之事，使会馆庙会每每成为定期集市。这在各地山陕会馆的记录中俯拾即是。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举办大型庙会，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它的基本情况是：“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36)。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在关帝庙，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37)。宁夏银川山陕会馆“每届会期，士女塞途，商贩云集”(38)。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招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39)。四川金堂县山陕会馆“十三日为‘关帝会’……乡镇士女骈集喧闹，市为之哄”(40)。湖北随州山陕会馆因祭祀陕西名人王恕而称“王恕园”，该县志载：“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41)。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移集呈稿碑》记载：“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42)，使山陕会馆成为许昌著名集市。
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还表现为会馆演戏酬神成为磨合商务，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会馆庙会期间，必进行演戏酬神的娱乐活动，四川《彭山县志》说：“五月十二日为(关帝降诞)秦人会馆，工歌庆祝”(43)。但会馆的演戏决非简单娱乐，而是会馆商务活动的组成部分。一则唱戏观剧是商家联络生意，磨合关系的市场行为。“旧时商号讲究四季表，每到这个时候，商号要盘点货物，回赎赊欠，清理业务上的瓜葛，每个商号都有业务上的为难事……最难应付的是腊月表，年关将近，买卖家要算总账，一些财物上的纠葛往往难以向此年推脱，就需要请客唱戏，借以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腊月表唱戏是重要的。”(44)山陕会馆每年都要组织几次庙会戏，四川的陕西会馆“在太平全胜时，无日不演剧，且有一馆数台同演者”(45)。二则唱戏观剧又是会馆烘托市场，招揽顾客的营销手段。河南《汝南县志》说：“俗人借会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以为交易物品。”(46)而《汤阴县志》对此诠释得更明白，“有会必有戏，非戏则会不闹，不闹则趋之者寡，而贸易因之少矣。”(47)因此苏州的山陕会馆“十三日前，已割牲演戏，华灯万盏”，“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百人”(48)。三则唱戏观剧的庙会活动又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的重要因素。因为观剧必吃饭，有力促进了当地饮食业的发展。西安东关金龙庙布帮会馆“每二月八月过会，过会的活动就是敬神、演戏、吃饭”(49)。四川犍为山陕会馆“每年庆神演戏，同籍诸人，长幼咸集，酒席宴会无虚日”(50)。四川江津山陕会馆“会之戏动即旬日，戏之值日钱数十万，而筵席之费不计焉”。甘肃合水县山陕会馆“五月十日关帝会，凡会必演剧卖茶，酒席沽饮，脔作而啖之，名曰‘吃会’”(51)。河南正阳山陕会馆“八月初三灶君生日，全县城关厨师齐聚”(52)。北京因会馆宴会包饭盛行，甚至出现了专门为会馆宴会服务的“冷饭庄”，据侯希三先生回忆：“天寿堂为冷饭庄，不开灶，不接待食客，但厨师、厨具一应俱全，是专门为会馆、府邸、宅门等举办宴会时提供上门服务的一个行业。”(53)
明清工商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更表现为会馆最终演变为常设的专门市场，导致会馆性质发生部分质变。会馆“寓市于会”的市场活动，会导致会馆由定期集市逐步走向常设的市场演变。北京山西商人设立的临襄会馆，因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清康熙年间北京油市移至该会馆，“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54)。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苏州珠玉帮在珠玉公所对面“建设市场，专为苏州各帮珠玉贸易之所”(55)。上海的沪南会馆早年为果桔三山公所，因“运果桔者渐盛，公所隘不能，乃谋别葺，粗构果桔三山公所，而沪南之会馆，已于此基之也”(56)，成为上海著名的果品市场。河南正阳山陕会馆，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山东方城拐河镇山西会馆也转化为粮食市场。(57)山东聊城运河南岸的山陕会馆早年就是当地著名的酒糟市场。(58)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由“寓市于会”逐渐走向专业市场的转化，深刻反映了明清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对会馆的侵蚀，它使会馆从封建的行帮组织逐渐向市场组织转化，乡土亲缘关系的松弛和淡化，商业业缘关系的增强和聚积，神事活动的淡出和人事活动的强化，这都表现了工商会馆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开始转型在会馆建设的反映，它也正是工商会馆具有生命力的所在。
①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李刚：《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
③ 《清末民初至1929年建省以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④ 李刚：《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李刚、宋伦：《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
⑥ 《郧西县志》(民国)，卷二，《建设志》。
⑦ 《芜湖县志》(民国)，卷十三，《建置》。
⑧ 《永寿县志》(光绪)，卷二，《寺庙》。
⑨ 王笛：《走出封闭的世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64页。
⑩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1)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23页。
(12) 《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
(13) 《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
(14)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5)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年)，汉口敬庆义堂刻本，第1页。
(16) 《康县县志》(民国)，卷九，《坛遗》。
(17) 《泌阳县志》(道光)，卷二。
(18) 朱耀廷：《古代坛庙》，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1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20) 高良佐：《西北随招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1) 郑士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9页。
(23)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杜1999年版，第346页。
(24) 韩顺发：《开封山陕甘会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6页。
(25) 张廷玉：《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26) 《钦定热河志》，卷一百零八。
(27) 《泌阳县志》(道光)，卷十八。
(28) 韩顺发：《开封山陕甘会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2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页。
(30)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31) 《李开先集·康对山修撰传》。
(32) 《续修陕西通志稿·岁时》，卷一百九十八，第21页。
(33) 《青县志·舆地志》，卷一。
(34) 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35) 彭大海：《周口会馆记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96页。
(36) 《泌阳县志》(道光)，卷二。
(37) 《阳原县志》，卷十八。
(38)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
(39)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40)(43)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41) 《随州志》(光绪)，卷十，《赛会》。
(42) 赵波：《关公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44) 铃子：《梨园世家》，《长城文艺》1981年第5期。
(45) 汪玉祥：《中国影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46) 《汝南县志》(民国)，卷二十二。
(47) 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48) 钱咏：《履园丛话》，卷一。
(49) 《解放前西安商会、同业公会情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46页。
(50) 《犍为县志》(民国)，卷十。
(51) 《合水县志》，卷二。
(52) 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正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1页。
(53) 侯希三：《戏馆戏楼》，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55) 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与区别》，《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6)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59页。
(57) 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2页。
(58)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