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大。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
　　1.在植棉业上
　　河南是当时的重要植棉区之一，据钟维新《救荒图说》记载：“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⑤(卷五，《钟维新·钟忠惠公赈豫纪略》)其中所谓“尽归商贩”，也就是说产品全部被投入了市场，这表明河南的植棉业已经属于商品生产。
　　在棉纺织业上。当时棉布生产中心的松江，其棉布生产就主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棉纺织业的另一发达地区嘉善，为出卖而生产的情形也有不少明确记载。如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嘉善“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为此，商人们往往从旁郡贩来棉花，在此设店出售。“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绵(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间。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此处的“田家”、“小民”，虽然只是把纺纱织布当做副业，但其产品既非用来自给自足，也非首先满足自身需要、而后有余方出卖，它们是全部被当做商品出卖的，故这种生产，很明显是地地道道的商品生产。
　　2.在蚕桑业上
　　湖州是蚕桑业的中心之一。据明末当地人朱国桢记载，当地的经营情况是：“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予租别姓之桑，俗曰秒桑。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再加杂费五分。蚕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银一两余。……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价随时高下，倏忽悬绝。谚云：仙人难断叶价。故栽与秒最为稳当，不者谓之看空头蚕。”⑥(卷上，《蚕报》)这则史料中，就秒桑和看空头蚕者来说，所用桑叶靠买进，其最后产品丝则卖出，说明它也是商品生产。另外，秒桑和丝价都有相对稳定的价格，这只能在商品生产相当发达时才能出现；而看空头蚕者所遇到的桑价随时高下的问题，是商品流通中供求规律发生作用的反映，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湖州蚕桑业的商品生产性质。
　　3.在丝织业上
　　如苏州丝织业，其商品生产的性质即极为明显。正德《姑苏志》卷一三《风俗》记载：苏州一带居民，“工纂组，故男藉专业，家传户绩，不止自给而已”。这也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用于出卖的。《醒世恒言》卷一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还具体描述了苏州附近盛泽镇居民出卖丝织品的情形，使我们看到了不同规模的丝织业商品生产状况。
　　4.在陶瓷制造业上
　　明代官窑的生产虽被封建国家所严格控制，但兴起于各地的民窑，却完全是为了出卖而烧造生产。如景德镇周窑、崔公窑的产品“四方争售”；宜兴时大彬、陈仲美、徐友泉等人的制品“四方皆争购之”⑦，都能够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上述行业之外，在造纸、印刷、矿冶等许多行业中都存在类似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形。
　　商品生产的扩大与发达，增加了投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再加上以自给为主要目的的生产，也会将多余产品投入市场，遂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商品市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会典》⑧卷三五载，景泰二年(1451年)，大兴、宛平两县召集各行，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定出了一个“收税则例”，详细列出了230种以上商品的收税金额，由于它是收税的章程，而且对每种物品所定税额都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所以，这些物品必然都是已经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其种类之多令人瞩目。然而，就是这高达230种以上的统计数字，也还远远不能反映当时实际投入市场的商品种类。在这则“收税则例”的末尾，就附有这样一句话：“其余估计未尽物货，但照价值相等则例收纳。”在统计并不完全的情况下，所列流通商品数量还如此之大，这更有力地反映了明中后期市场的商品种类十分繁多，折射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①(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明)沈思孝：《晋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④(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⑤(清)俞森：《荒政丛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清)吴骞：《阳羡名陶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万历《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