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三)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
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有很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同时兴起了很多市镇。这也是当时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
最繁荣的城市莫过南北两京。北京，“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①(卷三，《地部一》)，海内外四方万货、山海之珍“不产于燕，而毕集于燕”，“以故畜聚为天下饶”②(卷四，《百工记》、《商贾纪》)。南京，则是明朝“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③(卷四，《商贾纪》)。两京之外，如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④，尤其阊门一带最为繁盛，时人描述为“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⑤(卷二六，《唐解元一笑姻缘》)。如杭州，“为水路之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⑥(卷三四，《衢巷市镇》)。如上海，“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⑦。如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墆鬻其中，率非其地所自出”⑧(卷二，《物产》)。其他像德州、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嘉兴、湖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饶州、九江、芜湖、徽州、武昌、开封、潞安、太原、西安、成都等，都是商业繁荣或比较繁荣的城市。
商业繁荣的市镇遍布全国各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尤多。正德《姑苏志》所载该府市镇达73个之多。万历《湖州府志》所载该府市镇也有20多个。其中如太仓州双凤镇，“居民稠密，市物旁午”⑨(卷一八，《乡都》)。乌程县乌镇，“实为浙西垄断之所，商贾走集于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⑩(卷三，《乡镇》)。此外如嘉兴府桐乡县皂林镇，“明启、祯间尤为蕃庶，薄暮四方舟楫云集，张灯夜市，成河路之要津”(11)(卷四，引康熙《桐乡县志》)。秀水县王江泾镇，“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西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有不从此经过，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12)(卷四，《瞿凤奴情愆死盖》)。位于嘉兴府嘉善县与松江府华亭县交界的枫泾镇，亦是“物阜民殷，商贾辐辏”(13)(卷四，引万历《嘉善县志》)。江南的这些市镇，除了昔已有之而在明中后期得到长足发展者外，还有不少是新发展起来的。如苏州府吴江县，据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14)记载，成化时所修吴江县志载有市镇仅7个，嘉靖时所修县志则恰好增加了一倍，达到14个。县志还描述了其中若干市镇在明中后期兴起的具体情形。如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只有几十家，成化时增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双杨市，明初居民只数十户，“以村名”，至“嘉靖间始称市，民至三百余家，自成市井”等。江南地区其他府县也在明中后期兴起了很多市镇。如嘉兴府濮院镇和梅里镇，濮院镇在元代至正间仅濮氏一姓，后来他姓卜居者渐繁，到万历时居民“可万余家”，“务织丝绸，亦业农贾，商旅辐辏，与王江泾相亚”(15)(卷四，引万历《秀水县志》)。梅里镇始辟于石晋，但直至明中叶才“渐盛，民物殷阜”，“成一巨镇”(16)。毫无疑问，这样大批市镇纷纷兴起的情景，只有在商业繁荣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在城市繁荣和市镇兴起的背景下，市肆店铺贸易自然愈发繁盛，而与此同时，集市庙会贸易也逐渐成为了商品交换的重要形式。这种定期开展贸易的场合，从都会到州、县、乡、镇都有存在，从北方到南方每个地区都有举行。各地集市庙会的日期不同，但届时都是“百货俱陈，四远竞凑”(17)(卷三，《地部一》)，热闹非常。这类集市庙会贸易形式在明代中期以前早就存在，但却是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更趋繁荣，数目也显著增加。集市庙会的增加与繁荣，既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也成为当时商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①(明)谢肇淛：《五杂俎》，《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③(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④《镇吴录》，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⑤(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⑥万历《杭州府志》，缩微胶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⑦(明)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本。
⑧万历《东昌府志》，明刻本。
⑨正德《姑苏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⑩万历《湖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本》，上海书店1993年版。
(12)(明)天然痴叟：《石点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本》，上海书店1993年版。
(14)乾隆《吴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5)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本》。
(16)光绪《梅里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本》，上海书店1992年版。
(17)(明)谢肇淛：《五杂俎》，《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最繁荣的城市莫过南北两京。北京，“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①(卷三，《地部一》)，海内外四方万货、山海之珍“不产于燕，而毕集于燕”，“以故畜聚为天下饶”②(卷四，《百工记》、《商贾纪》)。南京，则是明朝“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③(卷四，《商贾纪》)。两京之外，如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④，尤其阊门一带最为繁盛，时人描述为“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⑤(卷二六，《唐解元一笑姻缘》)。如杭州，“为水路之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⑥(卷三四，《衢巷市镇》)。如上海，“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⑦。如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墆鬻其中，率非其地所自出”⑧(卷二，《物产》)。其他像德州、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嘉兴、湖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饶州、九江、芜湖、徽州、武昌、开封、潞安、太原、西安、成都等，都是商业繁荣或比较繁荣的城市。
商业繁荣的市镇遍布全国各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数量尤多。正德《姑苏志》所载该府市镇达73个之多。万历《湖州府志》所载该府市镇也有20多个。其中如太仓州双凤镇，“居民稠密，市物旁午”⑨(卷一八，《乡都》)。乌程县乌镇，“实为浙西垄断之所，商贾走集于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⑩(卷三，《乡镇》)。此外如嘉兴府桐乡县皂林镇，“明启、祯间尤为蕃庶，薄暮四方舟楫云集，张灯夜市，成河路之要津”(11)(卷四，引康熙《桐乡县志》)。秀水县王江泾镇，“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西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有不从此经过，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12)(卷四，《瞿凤奴情愆死盖》)。位于嘉兴府嘉善县与松江府华亭县交界的枫泾镇，亦是“物阜民殷，商贾辐辏”(13)(卷四，引万历《嘉善县志》)。江南的这些市镇，除了昔已有之而在明中后期得到长足发展者外，还有不少是新发展起来的。如苏州府吴江县，据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14)记载，成化时所修吴江县志载有市镇仅7个，嘉靖时所修县志则恰好增加了一倍，达到14个。县志还描述了其中若干市镇在明中后期兴起的具体情形。如震泽镇，“元时村市萧条”，居民只有几十家，成化时增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双杨市，明初居民只数十户，“以村名”，至“嘉靖间始称市，民至三百余家，自成市井”等。江南地区其他府县也在明中后期兴起了很多市镇。如嘉兴府濮院镇和梅里镇，濮院镇在元代至正间仅濮氏一姓，后来他姓卜居者渐繁，到万历时居民“可万余家”，“务织丝绸，亦业农贾，商旅辐辏，与王江泾相亚”(15)(卷四，引万历《秀水县志》)。梅里镇始辟于石晋，但直至明中叶才“渐盛，民物殷阜”，“成一巨镇”(16)。毫无疑问，这样大批市镇纷纷兴起的情景，只有在商业繁荣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在城市繁荣和市镇兴起的背景下，市肆店铺贸易自然愈发繁盛，而与此同时，集市庙会贸易也逐渐成为了商品交换的重要形式。这种定期开展贸易的场合，从都会到州、县、乡、镇都有存在，从北方到南方每个地区都有举行。各地集市庙会的日期不同，但届时都是“百货俱陈，四远竞凑”(17)(卷三，《地部一》)，热闹非常。这类集市庙会贸易形式在明代中期以前早就存在，但却是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更趋繁荣，数目也显著增加。集市庙会的增加与繁荣，既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也成为当时商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①(明)谢肇淛：《五杂俎》，《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③(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④《镇吴录》，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⑤(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⑥万历《杭州府志》，缩微胶片，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⑦(明)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本。
⑧万历《东昌府志》，明刻本。
⑨正德《姑苏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⑩万历《湖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本》，上海书店1993年版。
(12)(明)天然痴叟：《石点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3)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本》，上海书店1993年版。
(14)乾隆《吴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5)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本》。
(16)光绪《梅里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本》，上海书店1992年版。
(17)(明)谢肇淛：《五杂俎》，《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