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泛考察原则
　　从大量史料中可以感受到，在选择经营地的过程中，明代商人们明显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市场考察意识。他们希望了解国内市场的大体环境，以帮助对包括经营地在内的诸种经营要素作出正确的决策，于是辗转往赴各地进行考察。当然，这个考察的过程，也即他们主动在各地进行经营实践的过程。
　　有些商人在游历之后，会最终选择某处适宜的地方开展经营。如正嘉间洞庭翁参，“南浮江汉，北涉淮泗，历齐鲁燕赵之区，知险夷瘠沃，相厥攸居，得临淄，曰：‘是可以久安，世业于兹矣。’”①(卷一一，《翁春山暨配吴孺人行状》)正嘉间徽商程廷信，“东贾吴越，北贾济淮，椽其间得所欲巢之拓皋，亦淮西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带楚越，货物之凑，乃废著治货积绾毂于此”②(卷四一，《宜斋程长公程母戴氏行状》)。也有些商人在游历之后，最终采取多地并举的经营策略，如张四维之父张允龄，“西度皋兰，历浩亹，居货张掖、酒泉间，数年，乃南循淮泗，渡江入吴，又数年……则溯江汉，西上夔峡，岁往来楚蜀间，已乃北游沧愽”③(卷三〇，《先考嵋川府君行状》)，持续在各地往来贸易，由此“庶几埓素封矣!”④(卷一〇，《嵋川张公神道碑》)嘉万间歙县程沣，曾“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蓟”，最后他作出决定：“吾其坐而策之，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上?下夹)，吾郡瘠薄则用子钱”，几十年内，“加故业数倍”⑤(卷五二，《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佥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嘉万间婺源李大祈，“挟策从诸父昆弟为四方游，遍历天下大都会，知留都为江南要据，爰居积于市，权子母以便民；又谓淮以南、淮以北盐盬半天下，煮之不啻可以给私家，亦且可以供边饷，于是转徙维扬，出入荆楚，鹾艘蔽江，业骎骎百倍于前，埒素封矣。”⑥
　　也正是在广泛考察的过程中，“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⑦(卷五二，《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佥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商人们获得了重要的有关各地市场与商品的信息。例如弘正间蒲州王文显，“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从而能够“百货心历”⑧(卷四六，《明故王文显墓志铭》)，物情了然于胸。正嘉间休宁汪庆，“伐木为资为木商，初贩江浙，未利，转云间，因与弟石桥嘀曰：‘我虽未得木之利，然已知木可为。’”⑨(卷七，《百滩汪翁传》)后以闻衢严二府深山富有木材，遂入贩而致巨富。正嘉间洞庭翁笾，“平生履历有方，而舆图之内，凡道里之险夷，货情之良窳，咸概于中，操奇赢、牟三五，虽研桑弗过焉”⑩(卷九，《少山翁隐君传》)。嘉万间高陵王克伦，贾游四方，“因以悉四方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耳目廓弘，心计愈益精”(11)(卷一〇六，《赠罗田令王公墓表》)。还有嘉万间徽商吴长公，“其所行贾，则南游目于闽隶之陬，而北之蓬忌之薮，与吴越壤，无不届”，他因此自信地说：“凡物之估，吾已得之矣!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是惟务时乎。吾与时上下而衡准百货、使无壅底者，即环籍而应或腾涌焉，胜籝屑糗其害于而岁，吾所为通之四方，使吾土若衢处，得无有阙者，与夫币籍差肩而立，而所获常饶，此岂非智计之得哉!”(12)(卷四八，《乐山吴长公传》)
　　如是，可以说，商人们的广泛游历，体现着他们的经营原则，是具有明确目的性和重要实践意义的。
　　2.灵活不株守原则
　　在商业经营中，所谓“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13)(卷五一，《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明代商人们也多以此为理论指导，在经营中因时、因势而动，并不一味株守，即如“猎者祝网，不获则徙其处”(14)，灵活地选择更适宜的经营地。
　　如明代著名的陶匠陈仲美，“初造瓷于景德镇，以业之者多，不足以成其名，弃之而来(阳羡)”(15)，遂一举成名。弘正间歙县黄豹，“挟资以游荆襄南楚，堇堇物之所有，贸迁而数致困。公欲更其业，诸贾人慰留之，公曰：‘嗟乎!昔蜀卓氏处葭萌，葭萌地狭薄，不足以致富，更业汶山之下，富拟人君。若久居荆襄，是长贫耳。’于是辇其资斧之淮南。淮南，东楚都会之地，鱼盐之饶，公绝机诈，一为廉贾。久之，一年给，二年足，三年大穰，为大贾矣。”(16)休宁潘次公韶，“从诸父贾蜀，次公故善决策，即策诸父贾非良，请割而自为之，不许。会父后至，次公辄解父橐中装，以其间私请曰：‘良贾急趣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乃今走蜀道数千里，胡为坐困一隅，儿直赍此行可以得意。’出而贾荆扬吴楚，遂致不赀。”(17)(卷一四，《潘次公夫妇九十寿序》)正嘉间歙县潘汀州，“家世用陶，公独与时逐，或用盐盬，或用橦布，或用质剂，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邑中宿贾若诸汪、诸吴，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18)(卷三四，《潘汀州传》)正嘉间歙县江才，“从兄客钱塘服下贾不利，仰天叹曰：‘丈夫贾则贾耳，固当择地逐时，罔不在大，宁能规规然析薪而爨、数米而炊乎?’遂辞其兄，北贾青齐梁宋，业日起。”(19)(卷六七，《明赠承德郎江公暨配郑安人合葬墓碑》)他们的行为，都充分证明了“变则通”的道理。
　　同时要指出的是，明代商人虽重视灵活性，不过在某些经营环境变化、需要决定去留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冷静的心态、长远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力。以嘉靖时蒲州展玉泉之父展翁为例，展翁“以居沧鹾为业，玉泉方龆龀岁，固已从翁游焉。翁多画而善中，于时盐制方敬，诸近境类为它运司所侵，其滨海诸郡率私贩畿以右，又民善煮硷卤为盐，沧盐岁所发运不及额十之三四，诸贾人多去之。乃翁守其业不迁，仍付其子，近岁(指嘉靖间)法制渐复，占沧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凑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而唯展氏为世商，故蒲人谓展翁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20)(卷二三，《送展玉泉序》)可见明代商人奉行灵活性的前提，是不能够盲目、不能够浮躁，必须要在确实考虑周全的基础上慎重作出决策。
　　另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迷信思想的影响，我们还能够看到明代商人中间存在着以占卜祷祀决定经营地的情形。清初小说《豆棚闲话》里有个叫汪华的明代商人，出身大典当商之家，父亲给他资本想让他开当铺，他说：“典铺如今开的多了，不去做他。须得五万之数，或进京贩卖金珠，或江西烧造瓷器，或买福建海板，或置淮扬盐引，相机而行，随我活变。再不必象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好的故事也。”(21)(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看来，如果没有什么特定目标，占卜是一种可能会被商人采用的方法。再如嘉万间休宁孙亨，“祷祀择地于云阳、句曲间，东接三江五湖之利，西通汝渊满堂之财，近金陵膏腴地肺，乃徙业息之，资益以起。”(22)(卷四一，《处士孙次公行状》)由于阅读范围的限制，所发现的有关材料仅此两则，所以无法量度其存在状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封建社会，这类方法的采用并不是稀奇的。
　　①(明)严果：《天隐子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明)张四维：《条麓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明)余有丁：《余文敏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⑤(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⑥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427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70页。
　　⑦(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明)李梦阳：《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⑩(明)严果：《天隐子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2)(明)刘凤：《刘子威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3)(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423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69页。
　　(15)(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转引自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16)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325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10页。
　　(17)(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8)同上。
　　(19)(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0)(明)张四维：《条麓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此外有一则例子也须给予注意。歙县程子德，“父曰稷，始入楚，止麻城岐亭贾焉，稷所挟资，仅数十锾微也，而岐又小市悬山谷中，贸易寡，亡何稷□资益微”，而子德行贾时，“诚心平价，人乐趋赴，资渐起，市亦因以辐凑”。(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六《儒贾传》，《四库存目本》)程子德投有以转移经营地点、而是以提高服务质量作为吸引客源的方法，最终也获得了成功。这则例子井非否认灵活的原则，相反更体现了另一种变通，故列出以供参考。
　　(21)(清)艾衲居士：《豆棚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2)(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