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面对革命根据地不断缩小、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率红二十五军，开创新苏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298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进行长征。红军孤军长征突出重围的消息，令蒋介石十分震惊，他急令上官云相为总指挥，并急调“追剿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师等约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围追堵截，妄图在红二十五军初离根据地，扎根未稳之际，一举歼灭。红二十五军采取灵活战术，佯攻枣阳，调动了敌军大量兵力，然后乘虚北上越过平汉线，后经历独树镇血战，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堵截”，军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红军一路斩关夺隘，经过20多天的艰苦奋战，冲破敌军沿途不断截击，长驱1800余里，跃入桐柏山区。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如铁流奔涌，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又名箭峪岭)，再次击溃了当地民团围截，进入陕南境内。8日下午，红二十五军进军至三要司。三要司全称为三要巡检司，历史上由于地处卢、灵、洛三县的交界处，东通卢氏，南接武关，北邻灵宝，是三条古道交汇的交通要塞，故名“三要”，地理位置十分雄险，自古这里就是兵家常争之地，素有“洛南东大门”之称，是东南诸省入秦的一重要通道。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入三要司，立即遭到陕军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三营的截堵。敌人凭借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兵力，凭着三要司九泉山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向红军射击。红二十五军以二二五团为主攻部队，由九泉山东南侧攀上陡崖，对敌人实施了正面强攻，其余部队迂回至西侧，从侧翼攻击敌军。三营八连首先登上山头，迅速与敌军展开肉搏。在红军猛烈攻势下，守敌一个营被全歼。9日，红二十五军又乘胜进军，沿着崎岖山路一路急行，进入了洛南县(今属丹凤县)的庾家河。
　　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今后如何在陕南创建新的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由于红军设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过度疲劳，疏于戒备，遭到由鸡头关方向从七里荫来敌六十师的奔袭。战斗一开始，敌三五六团就抢占了东山坳的有利地形，并向红二十五军展开猛攻。省委闻讯立即停止开会，指挥部队实施反击。副军长徐海东亲率红二二三团向敌展开猛烈冲击，夺回被敌人占领的东山坳口。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红二二三团将进攻之敌打退。激战中，徐海东身负重伤。敌三五五团、三五七团相继增援，再次向红军发起攻击。阵地上杀声震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此时，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红军在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英勇反击，向强敌展开了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拼搏。红军二二四团团长彭雄在与敌短距离拼刺刀中，一条腿被敌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该团七连的一挺机关枪，为掩护部队反击，接连牺牲了三个射手，仍血战不退，终将敌人火力压倒。军部司号员程玉林下颚负伤不能吹号，就利用一座小庙作为掩护，接连投出十多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在东山坳敌我双方连续作战浴血拼杀，经过二十多次的反复冲杀，最后，红军终将敌军打垮，残余敌军见形势不利，狼狈地向卢氏方向退去。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毙伤敌军八百余名，然而红军首长和多名团营干部也在战斗中负伤，并伤亡了二百余人。
　　三要司、庾家河两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为实现红军新的战略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从1934年11月16日至12月10日，在短短26天的时间内，以不到三千人的兵力，转战鄂、豫、陕三省，从桐柏到伏牛山直到商洛山区，沿途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粉碎了二十倍强敌的围追堵截，长驱1800余里，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军队的有生力量，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这次战争表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精湛的作战艺术、果断的指挥才能，特别是经过独树镇、庾家河等血战，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由于这些胜利，使红二十五军揭开了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新的光辉的一页。
　　红二十五军在蓝田
　　鄂豫皖省委在1934年12月10日的庾家河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提出“立即创立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陕西蓝田葛牌镇成为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成立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地区。蓝田葛牌镇位于秦岭北麓，东望商州，南临柞水，是联络商州、柞水、镇安、山阳等县的枢纽，又是西安通往陕南和川、豫、鄂的必经之路。葛牌镇有三条河流绕街北去，周围有五座山头相对峙立，当地人称“五龙捧首，一船泊岸”，是一个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便于红军迂回流动作战和发展壮大的战略要地。红二十五军占领葛牌镇的过程极富于戏剧性，充满着传奇色彩。
　　1935年元月底，寒冬腊月有四名流浪女艺人，身背捶鼓口唱凤阳歌，来到蓝田葛牌镇上，卖唱讨饭。她们的花鼓打得十分精彩，引得赶集群众四面围观。驻扎在葛牌镇上的国民党郑效仁反动民团，平时由分队长宁平安率领三十余团丁驻扎在镇上，他们枪械齐备，弹药充分。宁平安平日自恃人高马大，手持双枪，眼带墨镜，整日祸害乡邻，鱼肉百姓，拈花惹草。当他得知这四位女艺人的消息，立即派人将四人叫至队部，并让她们在民团队部表演了几折节目。几个小头目趁机起哄，对女艺人出言不逊百般调戏，遭到了四名女艺人的严词痛骂。后来，四名女艺人被宁平安逐出了队部。他们哪里知道这四名女艺人，正是红二十五军化装的女侦察员。当晚，除夕之夜，红二十五军得知女侦察员侦察到敌情报告，迅速以急行军速度赶到葛牌，凌晨，枪声四起，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宁平安民团团团围定，全部活捉。同时逮捕的还有联保主任鲍学义、逢源老号掌柜郭继荣、瓦屋庄贾奎、税官林博武及其他土豪劣绅十七八人，药铺财主周文郁携带银元在逃跑中被打死。
　　红二十五军身穿单衣，脚蹬草鞋，在数九寒天住进葛牌镇，他们在空地或屋檐下打草铺，打谷场上露宿，靠着一堆堆篝火取暖，无一人进老百姓的房屋取暖。一个个乐哈哈的，硬是在寒风中坐等到天明。天亮后，红军宣传员向群众宣传红军主张，并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翻身做主的军队，军民是一家人。”随着，即在墙上书写“实行耕者有其田”“红军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并于正月初一初二在葛牌镇戏楼前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分发了地主老财的浮财、粮食、衣物，释放民团俘虏，处决了反动民团分队长宁平安以及鲍学义、林博武和外地押来的敌伪头目、土豪劣绅十余人。贫苦农民看到红军杀富济贫，打击危害一方的反动势力，给老百姓分钱粮衣物，感到红军真正是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从心眼里开始欢迎红军。2月5日，红二十五军以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颁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对市井商业活动公买公卖、秋毫无犯。群众真正亲眼看到了人民子弟兵的良好风范。群众编成歌谣称赞红军：“夜已静，星儿近，红军进了葛牌镇。打开背包草堆睡，不声不响不扰民。”此后，红二十五军又成功地进行了文公岭战斗。
　　红军占领葛牌镇的消息使蒋介石气急败坏，他急调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对红军实施“围剿”。1935年2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柞水县蔡玉窑歼灭了敌一二六旅一个营。
　　2月5日，当红军扎根葛牌镇后，敌一二六旅旅长柳彦彪亲率二五一、二四八两个团的兵力，经蔡玉窑、河岭子、庙台子，分三路向红军驻地葛牌、九间房扑来。红二十五军得到田银斗等的报告，冒着严寒大雪先期占领了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高地。下午2时，敌二五一团向我军发动进攻，被强大火力阻于阵地前沿。接着敌二四八团又增援上来。红二十五军以密集机枪火力将进攻之敌压制，使敌人在山坡前寸步难行。而事先埋伏在两翼山头的部队也端起刺刀向敌军发起猛攻。经过奋勇冲杀，红军歼灭敌军两个营，粉碎了敌人的奔袭围歼红军的阴谋。
　　2月7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召开欢迎十七路军被俘士兵参加红军大会。大会上军领导向俘虏讲了红军的俘虏政策，欢迎被俘士兵参加红军，不愿参加者发给2块银元让其回家。经蔡玉窑、文公岭战斗，敌军遭到重创，短期内再也不敢贸然进攻红军。红二十五军乘机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等五县，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游击队，组织抗捐军和人民政权。同时又发动群众，不断扩大红军力量。贫苦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鄂豫皖省委也在文公岭战斗后，抓紧对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工作，并于1935年2月初成立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下辖葛牌、草坪、玉川、蓝桥、红门寺、秦岭口、西牛槽、万灯寺等8个乡296个自然村，辖耕地8.76万亩，5.34万余人)，主席为田银斗。这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红二十五军又在九间房设伏，于4月9日歼灭敌警三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红二十五军的第一次“围剿”。然而，在这次战斗中，误将一一六旅旅长张汉民及其他20名中共地下党员俘虏。此刻汪锋受中央派遣，找红二十五军联络，赶到葛牌镇营救张汉民。然而，由于受“左”倾路线影响，非但救张未果，汪锋也被怀疑拘押到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汪锋被中央救出。
　　1935年4月中旬，省委利用反“围剿”胜利，在葛牌镇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长征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入陕四个月以来的成绩，提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加强建设根据地。并决定改鄂豫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从此，葛牌镇也因红二十五军的光辉战斗经历而显露，葛牌镇这块红色的热土也和这次会议一样，成为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葛牌和商洛人民毁家纡难、苌弘碧血的革命斗争精神，赢得了国人永远的爱戴。
　　红二十五军在入陕五个月的时间内，在省委领导下，全军奋勇作战，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扩大红军，取得了显著成果：到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游击队、抗捐军等发展到二千余人；打下了镇安、柞水、佛坪、宁陕、洛南五座县城；在蓝田、柞水、镇安、山阳、洛南、商南、商州、卢氏、边和、华阳地区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发展了30多名党员，成立了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苏维埃，苏区人口近50万人，耕地面积90多万亩，初步地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13日8时许，红军又采取突然行动，奇袭焦岱镇保安团。红军派先遣人员在焦岱街鸣枪为号，主力部队闻声响应，1000多人直冲保安团驻地。当日保安团长岳耀堂去县城未归，其部下30多名团丁乱作一团，弃枪逃窜。红军缴获步枪30余支，并捉拿了民愤极大的焦岱畜税局长徐明山和保安团修筑碉堡监工周培益、王景新及奸商“老婆王”(绰号)，后红军将其解到长安县子午镇处决。
　　7月2日，红二十五军又成功组织了袁家沟歼灭战，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千余支。这是一次出色的歼灭战，是我军第二次反“围剿”中又一次重大的胜利。1935年7月15日，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甘宁，策应主力红军北上，并留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此后红二十五军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西进甘南，北越西蓝公路，经过多次激战，攻占敌据点，打退和歼灭围追堵截之敌，纵横陕、甘、宁三省区，行程四千二百余里，成为红军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册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红二十五军北上后，红七十四师继续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开展军事活动。1935年7月，国民党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9月9日，鄂陕、豫陕两特委在商县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以郑位三为首的领导核心，确立坚持鄂豫陕边区斗争的方针、策略和游击战术。
　　10月6日，以红二十五军留下的300多名老战士为骨干，在商县碾子坪成立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主任曾昆。全师700人，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转战鄂豫陕边界24个县区。
　　1936年5月，国民党调动20个团的兵力，再次向红七十四师发动围攻，叫嚣要在3个月内歼灭红七十四师。红七十四师立即化整为零，把部队编为一、五、六团，其中一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在镇安、柞水、蓝田一带。8月间，第一团经牧护关进驻蓝田张家坪，后奔袭两岔河回兵灞龙庙，击散了当地民团。
　　1936年12月，红七十四师转战洛南，歼灭了峪口、石家坡民团。后辗转华山脚下，过黑山、黄龙铺，又进入蓝田，再次歼灭了许家庙民团，遂驻军于许家庙和穆家堰一带整训。1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再次进军灞龙庙，准备集中兵力袭击蓝田县城。适逢“西安事变”爆发，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精神就地待命。中央派李涛和机要人员送电台至穆家堰，传达中央指示和“西安事变”情况，并将部队进行改编，成立军委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改红七十四师为南路抗日军，军长陈先瑞，辖四团、五团和补充团，全军共1700人。至此，红七十四师独立师坚持的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暂告结束。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即原红七十四师)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离开蓝田，东进潼关、灵宝之间，防止国民党亲日派入陕。不久又奉命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4月，因粮秣供给困难，奉命开赴长安大峪口整训，8月离开大峪口，并将在当地建立的农村党支部转隶属蓝田地下党组织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