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陕晋徽三帮商人从扬州展开的商海竞争，呈现出纵横捭阖、斑斓多彩的繁盛局面。在盐业方面，陕商为“反清复明”离开淮扬盐场后，撤资四川，在四川自贡为自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将自贡井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然后在清政府的“川盐入黔”、“川盐济楚”政策引导下，由川而黔而贵而楚而湘，沿大江一路东去，为自己打开了新局面。而晋商除了在淮扬盐场与徽商抗争外，又牢牢掌控着解池盐业的产销，将西北盐区收入自己的行囊，使陕晋徽三帮几乎分割、垄断了中国的食盐产销市场。
　　在棉布市场，明代是陕、晋商人将江南标布贩运北方，垄断着棉布的北方市场，而徽商在苏杭棉布业占有绝大的优势，有主要垄断着棉布的南方市场，形成“无徽不成市”的局面。为了摆脱徽商的控制，进入清代后，山陕商人有意识地培植豫楚平原上的棉纺织业，进行棉纺织的技术创新，形成挖掘地窖控温纺织的新技术，一下子摆脱了江南苏、松、嘉、杭四府对手工棉纺织技术的垄断，并达到与江南“日织一匹”同等的技术水平，引导着豫楚“颖布”、“府布”逐渐替代了江南的“标布”，造成豫楚棉布市场的声名鹊起。山陕商人赴豫楚购布，路近省费，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突破了徽商的垄断局面，进入清代以后，江南棉布市场由于“山陕巨商罕至”开始衰落下去，江南标布只好转向湖广对外贸易，为闽粤商帮分割徽商的市场创造了条件。
　　在茶叶市场，陕西商人首先突破明政府“不许越境贩运”的政策雷区，到湖南安化，将安化所产红茶捆绑到陕西泾阳，利用陕西掌握的“团茶”先进加工技术，压制成茶砖，大量西运到青藏高原，取得了西北茶叶市场的垄断权。然后，他们又将“团茶”技术传入四川雅安，将川南五县的茶产在雅安压制成砖茶，经康藏茶马古道，运送到昌都、拉萨，又一次控制了康藏茶叶贸易的垄断权，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没有改变。而晋商则在全国搜罗茶叶产地，他们起先千里迢迢到闽广，将武夷茶装包西运，路远费繁，不堪烦劳。进入清代后，晋商在协助清军西征中功劳显著，被清朝授予经营恰克图贸易的垄断权。晋商便开始搜罗湖北羊峒楼的黑砖茶叶，运到汉口加工成茶砖，然后经长江、丹江入唐河贩运到太谷，再由太谷出张家口沿蒙古草原南端进入恰克图，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一直是一帮独大，他人不得参与。而徽商主营其家乡六安茶叶和闽广茶叶，到清末又将武夷茶贩运广州，参与广州的茶叶国际贸易，航大海而去者，不知凡几。
　　在木材市场，尽管徽商乃善伐山之族，但徽郡偏山一隅，木植终究有限，迫使徽商不得不远赴云贵、巴蜀，将西南大木捆绑南下，满足江南建材市场的需要。清代初年，由于秦巴山区的获准开发，陕西商人携资入山，举办木厢、板厂，将秦巴千年大木编扎木排，沿汉江和嘉陵江水流而下，直运汉口，与徽商有力地争夺着江南木植市场，打破了徽商对江南木材市场的独霸局面。
　　在皮货市场，明清以来基本上是陕晋商帮两分天下。在西口皮货方面，是陕商独大，他们将甘青蒙藏的皮张押运到陕西泾阳、大荔，炮制成“西口皮货”，贩运全国，基本垄断着江南的皮货市场。在北口皮货方面，是晋商独霸一方，晋商将内蒙古、新疆的皮张贩运包头，加工成“北口皮货”，贩运全国，在全国他们与陕商统称为“西商”，主要经营“西北两口清水皮货”，别人不得与共。
　　在全国金融市场，陕晋徽三帮商人是“三国演义”。徽商垄断着江南和北京市场，徽商开办的典铺，遍布江南都市村庄，形成“无典不徽”的繁盛局面。入清以后，徽商又向京师发展，在京师做大了金融事业，清代名著北京的“四大恒”都是徽商的典铺。晋商则在黄河以北和京畿地区施展自己的金融才华，他们垄断着华北的典当，1828年又创造性地开办异地汇兑的“票号”，将清政府的地方藩库收入自己囊中，成为清末发展最快的商帮。而陕商则在西北地区从事传统的典当业务，使陕西的泾阳和三原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和商务中心。
　　总之，明中期以后的陕晋徽三大商帮，以中国为活动舞台，在中国商业史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他们服牛格马，跨州越县，流寓穿越，纵横天下，你来我往，你有我优，新招迭出，出奇制胜，将中国传统商人的聪明智慧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