栎阳新政风云变
作者： 刘兆英
秦献公时，秦人来到骊山脚下的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古时属临潼)，在这里建了一座新都。新都并不高大雄伟，它是秦人执行东进战略的战时都城。献公之后，21岁的秦孝公决心重振秦人雄风，他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态度真诚，词语恳切：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卫鞅来到秦国见孝公。第三年，劝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得到了孝公的支持，也遭到了部分贵族的反对，最后变法占了上风， “卒用鞅法”。刚开始变法时，“百姓苦之”，但过了三年，“百姓便之”，变法受到了百姓的欢迎。
商鞅变法实现了秦的强国梦。孝公“十九年(前343)，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在孝公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昂。封鞅为列侯，号商君”。于是卫鞅变成了商鞅。
“商鞅变法”是一场制度革命运动，从此秦国日益强大，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一千多年以后的宋代，也出现了一位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他对商鞅称赞有加：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诗中的“今人”，隐指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即以司马光为首的一些人，其中就有著名哲学家邵雍、邵康节。邵雍有一首《商君吟》诗，和王安石针锋相对：
商鞅得君持法处，赵良终日正言时。
当其命令炎如火，车裂如何都不知?
邵雍讥笑商鞅不听赵良劝告，最后落了个车裂的下场。王诗抒写了变法决心，意在强国利民；邵诗则讥笑商鞅不能自保，诗之高下已判矣。
商鞅变法的成功，催生了一个新的封建地主阶级，也激怒了秦国上层奴隶主贵族。孝公死后，商鞅惨遭迫害致死，幸运的是孝公和商鞅制定的法度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秦国终将担负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采用郡县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皇帝。公元前221年，他登上这个强大帝国的王座，自称“始皇帝”，按照他的意愿，自然是要“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结束了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带给人民的祸乱，实现了人民久久盼望的和平。他把秦国的改革成果推向全国，而这些成果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制度文化。他又实行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强化国家统一、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如：“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治驰道”、修长城等等。这些高瞻远瞩的政治措施影响了秦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变法之一。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大秦帝国之所以能出现，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当历经两千多年之后，人们仍然愿意保留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但是却反对集权和专制，这是另一个“变法”的任务，也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
出处：
云横秦岭/刘兆英 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