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门主义”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开展兵运工作时，不懂上层统战工作，以为军官不革命，甚至认为官越大越是反革命。这种状况自毛泽东致书杨虎城、瓦窑堡会议和1936年10月汪锋赴特务二团传达周恩来重要讲话精神后才有所改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以后，对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才加大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上层人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将领。其中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参谋长陈志坚，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参谋长李鹰辰，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独立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以及十七师、一七七师师长陈硕儒、耿志介(景惠)、李维民及五十五师副师长孙子坤等。二是既是上层统战对象，又是协助中共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人士，其中有三十八军副官长王耀辰、杨海涵，军需处长刘伯儒，参谋处长李啸苍等，还有一些较早脱离共产党组织，后来又继续革命的军中参议，如常汉三、刘俊甫、余海丰等。三是军中的高级进步知识分子，如教官温朋久、陈雨皋、程文津、柳乃夫、周杰邦等。

　　对这些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中央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人员，是由多渠道派遣联系的。其中由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联系的有三十八军参议杨明轩、孔祥桢、崔仲远、姚警尘等。

　　杨明轩是陕西的老共产党人，年长赵寿山三岁，同为户县同乡，称兄道弟，私交甚笃，杨明轩经常出入或住宿赵寿山西安甘露巷公馆。

　　孔祥桢1931年被捕入北京草岚子监狱。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北平一带从事秘密工作。1938年5月由周恩来派往三十八军，协助赵寿山工作。

　　崔仲远系留日学生，担任过中共留日学生支部执行委员，在日本与杨虎城相识。回陕西后，被杨虎城揽入省府机关。西安事变后，经杨明轩、杨晓初介绍入十七师任参议，后任三十八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姚警尘，1938年秋由党中央在西安领导秘密情报工作的吴德峰介绍加入共产党，并由吴德峰经杨明轩介绍，先后担任赵寿山三十八军军长办公室中校主任和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上校秘书。

　　由中共陕西省委和汪锋派遣并联系的除阎揆要和几位三十八军工委成员外，还有杨晓初、刘威诚、雷展如、冯一航、张归人等，数量最多。这些人中大都与汪锋长期共事或直接联系。

　　另外，由陕西省委和汪锋或其他不同方面派遣并单线联系的主要党员，在第四集团军总部系统的有宋绮云、成子慎、王寒秋、钟强、白士彬等；在九十六军军部、一七七师系统的有王根曾、方仲儒、童陆生、李锦峰、李醒吾、周益山、王汝昭、姜树德、贾振中；在警一旅有任耕山；在孔从洲独立四十六旅(新三十五师)有何寓础、李慕愚、崔治堂、孙乃华、侯书铭、雷寒柏、米让(刘易)、梁步鲁等。

　　这种从多种渠道派遣并联系的共产党员，由于各自的身份不同，接触的层次不同，私人关系的亲疏有别，但是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陕西省委对上层的统战工作向来比较重视，即使是在“关门主义”错误的干扰下，也做了许多工作，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抗战期间，这一工作更是组织严密，计划周到，分工细致，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在多个渠道共同参与的情况下，担当了重任。而汪锋又是代表陕西省委、省委统战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

　　三十八军工委成立时，汪锋就对工委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指定工委成员胡振家专职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后来又指示工委由郝克勇担任工委与赵寿山军长之间的联系人。汪锋之所以这样做，正是鉴于胡振家、郝克勇与赵寿山、孙蔚如之间的历史渊源。1942年底，蒙定军离开三十八军，去军校“镀金”，郝克勇负责工委工作。他应毛泽东要求，代表工委和赵寿山军长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几次听取了他的汇报。从此，毛泽东正式亲自处理三十八军工委工作。为便于联系，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公、明、勤三个字的电报联络代号。公即代表毛泽东，明即代表工委，勤即代表赵寿山。毛泽东还以郝克勇母亲范氏之姓，将工委代号规定为“范明”，在以后来往电报的称谓中，均以“范明”具名，后来，郝克勇便以范明作为自己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处理三十八军工委工作一年期间，汪锋和陕西省委仍然与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中共组织和基层党员保持着联系。

　　在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其指导思想是以爱国抗战为共同基础，始终把握上层人士的个人利益、部队团体的生存和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危亡和命运结合起来，以最大的诚心和耐心，去争取、教育和团结他们，使他们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看清形势，明辨是非，看清敌友，选择道路，去争取进步与光明的未来。对上层的统战工作，最典型的效果，首先体现在赵寿山军长的身上。赵寿山将军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24年远赴陕北榆林，追随杨虎城，从下级军官一直逐步升任团长、旅长、师长，三十八军军长，成为十七路军中忠实于杨虎城将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参加过“剿共”内战，一度苦闷彷徨和焦虑。1935年10月以后，他先后去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接触了杨明轩、杨晓初、李一青等共产党人之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如久旱逢甘霖，思想大转弯，开始痛恨内战，同情共产党，拥护中共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竭力鼓动杨虎城向蒋介石摊牌，成为十七路军辅佐张、杨实行“兵谏”的得力将军之一。七七事变第二天，他就在庐山当面向蒋介石请缨抗战，率先率部参加了保定保卫战，娘子关阻敌血战，部队作出巨大牺牲。继而率领三十八军成为坚守中条山的“铁柱子”。其间，他去过延安，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诸多将领见过面，交上了真挚朋友。中共帮助他训练、教育改造部队，还将他的妻子儿女接到延安，加以保护。他不惜身家性命，向蒋介石出具甘结。毛泽东向他公布了三十八军中共党员全部名单，1942年底，批准了他加入中共组织的请求，成为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1944年2月，蒋介石乘赵寿山重庆受训之机，采取抽梁换柱、明升暗降的手法，剥夺了他的带兵之权，调任第三集团军空头总司令，放在大后方河西走廊武威，受胡宗南节制，而任命反共顽固分子张耀明为三十八军军长。

　　赵寿山前去武威履任新职时，中共中央、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和工委挑选骨干人员，组成强有力的随从班子，确保赵寿山的人身安全。不久，孙蔚如调任驻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关中地委和汪锋安排三十八军原工委书记蒙定军以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名义，携带电台，常驻西安，负责西联赵寿山，南联孙蔚如，北联中共中央和关中地委(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区合并)。1947年3月，赵寿山终于脱离国民党营垒，进入解放区，1949年1月，任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为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做出了贡献。

　　对赵寿山的统战工作，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正确性的一个好典型。

　　李兴中早年追随冯玉祥，参加过“首都革命”，打倒了贿选总统曹锟，担任北平京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协助警备司令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1934年，在家赋闲的李兴中，经于右任推荐，接受杨虎城邀请，担任十七路军参谋长，与赵寿山过从甚密。二人在反对内战，反蒋抗日态度上日趋同心一致。后又和冯一起共举“五原誓师”，驰援西安守城，策应北伐，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2月12日，兵谏扣蒋当天夜里，李兴中在他的办公室发现一封匿名信：“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希望你运筹帷幄，营救委座出险，以建千载不朽奇功。”李兴中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告杨虎城。杨与李分析时一致认为：新城内人员复杂，扣在机关新城黄楼的蒋介石安全没有保障。这就是三天之后，把蒋移住金家港高桂滋公馆的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还未和平解决，李兴中就在西安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矛头直指蒋介石的所谓“抗日准备论”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他的张副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怨言，他开导说：“你不懂，老蒋不能杀!”把蒋杀了就会引起全国大乱。

　　西安事变后，李兴中任职一七七师师长，驻防三原，他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气愤至极。一天，所属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去师部驻地汇报工作，汪锋一起随往，李兴中向许赠送亲笔书写的条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表达心迹。给汪锋赠送了“还我河山”条幅，汪锋将条幅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年月，因被抄家而散失。抗战期间，李兴中率部走上抗日前线，后升任九十六军军长，和赵寿山军长一起辅佐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工委和赵寿山一直做着李兴中的统战工作。李兴中率部坚守黄河西岸，历经中条山、豫西平原抗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率部英勇拼杀，屡建奇功，所部“八百壮士宁死不屈跳黄河”的英雄壮举，气吞山河，可歌可泣。

　　在九十六军军部及所属师团营连，有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组织，李兴中利用职务之便，暗中给予保护。1941年，国民党特务人员，发现九十六军中的王汝昭、卢松轩、姜树德、李锦峰、周益三等人为共产党“嫌疑身份”，电令李兴中军长彻查上报。这些人员，大都担任团、营、连长，副官，或掌控机要重权，他们大都是由汪锋直接派遣或联系的。李兴中便派进步军官“审查”一阵子，然后上报一一否定，应付了彻查。一次，李兴中的弟媳问他：“大哥，不少人都说你的部下有八路军(共产党)，是真的吗?”李兴中回答说：“有人密报我的特务连连长马光迅是共产党，我告诉他们，马光迅是汾阳军校学生，我最了解他，他哪里是共产党。”李兴中还悄悄告诉弟媳：“有些话只能是在自己家里说说而已，家内家外有别。说实话，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有共产党保护咱，最可靠、最安全。”

　　赵寿山把脱离国民党准备进入解放区，孔从洲把率部起义这样的重大机密都事先告诉了李兴中，李均表示支持和默默赞成。

　　解放战争期间，李兴中被蒋介石解除兵权，闲居上海，起义后的孔从洲，托人送去5万元，支持他的反内战活动。其行动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怀疑他与共产党有联系，险遭逮捕。上海解放后，李兴中受周恩来电邀，北上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温朋久是一个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的进步高级知识分子，全面抗战开始后回国，在重庆参加抗日工作。赵寿山一次在重庆先后向周恩来和冯玉祥提出请求，给三十八军物色一批高级知识分子。1938年秋，跟随周恩来在重庆的王炳南，介绍温朋久来到中条山三十八军，任赵寿山的参谋。

　　初来乍到的温朋久，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书生气十足，但他抗日热情很高，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担任教导队和军官训练班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抗日形势。他知识渊博，谦和虚心，平易近人，给学员、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利用留学德国的身份做掩护，坚定地站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为赵寿山军长运筹谋划，献计献策，教育改造部队。工委把他从一个统战左派人士上升为组织培养发展对象。1942年秋，温朋久鼓足勇气向工委表明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工委曾将他的请求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统战部，考虑到中共地下工作正处于“荫蔽精干”的特殊时期，使其能够继续在赵寿山身边站稳脚跟，便于工作，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暂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但仍确定把他作为一个重点培养对象来对待。

　　赵寿山赴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新职时，中共中央和关中地委又指示温朋久随赵一起前往，并将他的培养情况移交给了第三集团军总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安仁。1945年秋，赵寿山派王安仁前往延安汇报工作，向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和处长范明又一次报告了温朋久的入党请求，西北局作出了待环境允许时再办理接收入党手续的指示，并提出党龄可以考虑从1945年算起的意见。

　　1947年2月，赵寿山以佯装办理出国考察手续为掩护，带秘书姚警尘秘密乘船北上天津。住宿温朋久家中，在温和妻子的掩护下，赵寿山和姚警尘由温朋久带路，从特务眼皮子底下由天津出发，历经艰险，到达华北解放区。温朋久由崔仲远介绍正式办理入党手续，实现了夙愿。

　　陈雨皋是参加过大革命运动的北大学生，抗战初期，曾专程到延安，毛泽东与他作了长时间谈话。1938年冬，由杨明轩、姚警尘介绍到三十八军干训班任政治教官，在学员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后来担任三十八军人事科长。在工委委员胡振家和崔仲远的直接领导下，同人事科参谋、共产党员王有轩，掌握了三十八军人事大权。赵寿山军长的一切人事任免事项都交由工委和陈雨皋事先拟出名单，再由他签发，履行手续。直到1943年春张耀明上任三十八军军长后，陈雨皋才被怀疑而离开三十八军，回到陕西汉中石泉县家乡，潜伏下来，以磨豆腐为生。1948年，胡宗南败退陕南，将他逮捕入狱。狱中的陈雨皋保持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全国解放后，陈雨皋历任陕西省检察厅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8年初病故于西安。陈雨皋生前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胡振家也曾为其写过历史证明材料。只可惜在那动乱年月，陈雨皋的愿望未能实现。

　　程文津1938年冬由延安抗大派到《西安文化日报》社工作，后因该报刊发进步文章被取缔。汪锋通过杨明轩、姚警尘介绍程文津到三十八军工作，担任三十八军干训班教导队以及第四集团军干训班、教导队政治教官，1941年，由工委活动安排他暂兼第四集团军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秘书，协助统战对象、党部书记长苏资深工作。1942年，工委又活动安排他担任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申及智秘书，他既作为工委的上层统战对象，又作为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人士，同温朋久、陈雨皋密切配合，完成工委交办的任务。他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共组织的要求。1944年春，他回到西安，在蒙定军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44年，经汪锋代表关中地委谈话批准，由蒙定军、范明介绍程文津加入共产党。

　　周杰邦是早年由杨虎城选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学习的知识分子，三年后毕业，又回到十七路军十七师赵寿山五十一旅担任军事教练。起初，他不问政治，有点自由小资产阶级味道。西安事变后，他脱离五十一旅，回到河南南召，任县大队。在此期间接受地下共产党员袁葆华等人影响，开始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三十八军工委为了寻找一位具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牌子”的军事技术教官，通过赵寿山军长，将周杰邦找回部队，先后担任三十八军教导队第二期第一队队长、第四集团军总部干部训练班学生队队长、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大队长、三十八军训练处处长。其间，工委将他作为一个重要统战对象，经过几年耐心工作，他逐渐由一个国民党中央军校培养的嫡系军官，转变为一个同情、接近、拥护共产党的左派人物。他对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组织活动虽然知情，但从未泄露，尽力掩护。一次，国民党安插在三十八军教导队的政工人员，搜走了学员的进步书刊，周杰邦集合全大队学员，也包括这些政工人员在内，大骂一通：“哪个王八蛋，不请示本队长，在学员宿舍乱偷东西，偷走的书刊必须交副官李云轩收存，否则，本队长对你们不客气，小心你们的脑袋!”周杰邦大队长的一阵喝斥，吓得这些政工人员当时就将书刊交给李云轩后偷偷溜走。李云轩其实也是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周杰邦随赵寿山赴第三集团军总部任职副官长期间，曾表示过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49年经原三十八军地下党人员证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实现了参加共产党的夙愿。

　　张德广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嫡系军官，毕业后分配到三十八军，先后担任军部参谋兼教导队地形教官。曾一度因汉奸嫌疑被军部逮捕，押送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处理。经审查后才发现是由于重名重姓而搞错了。张长于英文军事翻译，且有军事素养，深得胡宗南赏识，后做了胡的随从副官和英文翻译。但是在三十八军教导队的一段经历使他终生不忘，他被三十八军官兵的英勇抗日精神所感动，也对三十八军教导队的教育训练方式方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德广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情共产党，愿意与共产党人交朋友，曾掩护了西安地下党和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地下党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地下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评价。西安解放前夕，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的特务组织负责人之一。西安解放后，他交出敌特埋伏在西安及陕西境内的特务名单，为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全歼这批潜伏特务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孔从洲时，曾这样评价说：“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①毛泽东还曾在郝克勇面前嘉许三十八军工委是白区党组织中“善于把党的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好典型”，“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②这既是对陕西省委和各个系统从事第四集团军特别是三十八军整个统战工作的评价和肯定，也是对站在第一线主持省委统战工作的汪锋工作的评价和肯定。

　　①《孔从洲回忆录》，第484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范明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