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时代
作者： 党双忍
在与秦岭相关的著述中，我曾提出长安—洛阳时代的概念。由周代在长安建都算起，至宋代在开封立都结束，在长达2000年时间里，中华文明的中心在长安与洛阳之间轮流转换。由是，长安、洛阳成为闻名世界的两大千年帝都。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2000年中华史，即是长安—洛阳时代。
这是以帝都所在为观察点而作的时代定名。如果以江河流域为观察点来看，长安是渭河的作品，洛阳是洛河的作品。而黄河把渭河、洛河连接在一起，因此，长安—洛阳时代即是一条大河——黄河的作品。如果以山脉视角观察，华山是渭河、洛河、黄河的分水岭，华山统领着长安与洛阳。因而，长安—洛阳时代，即是华山时代。长安与洛阳同处大秦岭脚下，一座大山孕育了两大千年帝都。因而，长安—洛阳时代，即是秦岭时代。
其实，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远不是由周代算起的3000余年。中华民族的秦岭时代，也远非只有2000余年。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曾敏锐地指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所谓“三代”，即是夏商周。所谓“河洛”，河是黄河、洛是洛水，河洛即是黄河与洛水之间的地带。中华之“华”，为华山之“华”，皆因华山山脉是黄河与洛水之间的中央山脉。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夏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与商的分界是公元前1600年，商与周的分界是武王伐纣之年，即公元前1046年。前文所述长安—洛阳时代，即是武王伐纣以来的秦岭时代。
为全面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展现早期中国的社会图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探源工程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从已经发布的探源工程研究结果可知，5000年中华文明绝非虚言，而是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存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已经出现了普遍的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区域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可谓是满天星斗。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大地脱颖而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始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发挥引领者作用。当一轮红日之后，满天的繁星便会悄然隐去，这并不是说满天繁星不存在了，而是星星的光辉与太阳的光辉融为一体，这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这里，很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原”一词的内涵。提起“中原”一词，人们首先联想到河南。中原大地，似乎已经是河南省的代名词、河南省的文化标识。其实，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中原”一词含义极为广泛。就像秦岭不局限于陕西一样，中原也不局限于河南。中原，最早见于《诗经》。《诗经·小雅·吉日》记述：“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歌描绘了周宣王田猎并宴会宾客的事迹，漆、沮二水，均在陕西境内。这里的中原，其本义是原野之中，田野之中。
在《尚书·禹贡》中，天下被划分为九州，而居九州之中的是豫州。豫州的中心在洛阳，故豫州也称中州。如果把九州构成的天下比作原野、田野，九州之中的豫州，自然就是中原了。如果九州构成的天下是一个联邦国家，洛阳也就是“中国”了!洛阳在秦岭，中原自然也在秦岭。然而，九州是人为划分出的地理方位，不是地理范围，也不是行政区划。因此，中原就不是一个省。诸葛亮《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南宋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见，中原是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概念。在文化上，中原指代华夏文明发祥地，中华文明的摇篮。
探源工程初步勾勒了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1000年华夏文明的社会图景。公元前2000年之前，中原、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进入了文明起源的阶段，并保持了各自独立演进的姿态，可谓百舸争流，亦可为万木争春。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发生过一次重大转型——在各种文明中，中原文明强势崛起。中原是中华的地理枢纽，具有会聚各地优秀文化的地理条件，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可谓万木争春而一枝独秀。尧舜禹、夏商周，皆在中原立都。华夏文明，就像是一座矗立在中原的光辉灯塔，熠熠生辉、光芒万丈!
中原的优势，不仅是因地理枢纽带来的地理优势，还在于因纬度适中带来的生态优势。生态是初级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力。“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的母体。从全球范围观察，人类文明主要分布在北纬35°附近的生态地带，这是一条黄金生态带。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原生地，就恰巧分布在北纬35°左右。这里的山脉、盆地、台原、川坝、森林、湿地、河流，与光热水气土五要素优化组合，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可谓是黄金搭配，非常适宜于人类早期的经济活动——种养业的发展。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中原已经发展出粟、黍、稻、豆、麦，也称五谷农业，畜牧业则有猪、牛、羊、鸡，等等。相比较而言，辽西地处北域，生态单调、作物单一、气候干凉、种养困难。长江中下游水网密布，易于病虫流行，起步艰难，发展受限。
探源工程锁定了六大遗址。这六大遗址全部集中在中原。分别是：(1)西坡遗址：可能与黄帝时代的有关活动相关。(2)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都城。(3)王城岗遗址：可能是大禹所建的禹都阳城。(4)新砦遗址可能是夏代开国之君的夏启之居。(5)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6)大师姑遗址：夏代晚期的重要城邑。
在探源工程的六大遗址中，大师姑遗址在年代上可谓是资历最浅，历史地位也最低。大师姑遗址位于嵩山东北边缘靠近黄河的地带——荥阳广武镇大师姑村。这是一处单纯的二里头文化城址，探源工程判断是夏王朝的东方军事重镇，或是一个方国的都邑。大师姑城址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至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之间即被废弃。
比大师姑遗址年代略早一点的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现存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二里头是经过缜密规划的大型王都，这里有中国最早宫城——紫禁城，最早“井”字形大道——城市主干道网，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车辙、最早官营手工作坊区、最早铸铜作坊、最早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青铜礼器群，从遗址规格上看，对应着王城。早在1959年夏天，考古学家在夏墟调查时就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由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二里头文化遗存，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兴盛于公元前2100年至前1600年之间，特别是公元前1800年至前1600年间，其兴盛时间段，对应着夏。《史记·夏本纪》载：“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羿即后羿，为东方夷族的一个首领，他乘太康无道、夏民怨愤，入居斟寻，执政，拒太康于外。太康卒，扶仲康即王位，仍居斟寻。专家据此推测，二里头即是“太康居斟寻”的“斟寻”。
比二里头遗址资历更深、年代更早的是新砦遗址。新砦遗址处在嵩山东麓，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主要遗存为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参考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至前1750年。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大型城址，这反映出其都邑性质。新砦遗址符合《水经注》描述的夏启之居地望特征。因此，专家推断新砦遗址是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邑，也即是夏启之居。
在年代上，王城岗遗址比新砦遗址又要略早一点。在颍水上游，登封市告成镇的八方村有一土岗，人称望城岗，此即王城岗遗址所在。最先发现的是遗址上东西并列着的两座小城，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至前1994年；后又发现大型城址，确认是在小城废毁后所建新城。目前的权威解读是，小城可能是“鲧作城”，大城是“禹都阳城”。“禹都阳城”是大禹在嵩山之阳修建的都邑阳城。大禹死后，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地位。从此，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度。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
大禹继承的是尧舜的基业，也就是说尧舜是大禹的前辈。探寻尧舜时代，自然是探源工程重要任务。中国古代经历了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个阶段。邦国、方国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两种形式。在中国字中，“国”字就“很中国”。“国”字的繁体，写作“國”。最早的“國”字，没有外面的方框，只是方框里的“或”，其本义是有武力守卫的城邑，也就是邦国。后来，在“或”外加方框，表示城邑有了外围的城郭，也是城墙，它代表着方国时代的来临。也就是说，“或”“國”，其实反映的是城邑、都邑的规制、性质。在探源工程的六大遗址中，唯一不在秦岭范围的，是尧舜都城陶寺遗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陶寺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前4300年至前3900年之间。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同类型的遗址70余处。陶寺遗址的城址规模大，且有与之匹配的王墓、观象台、宫殿、仓储区、手工业区等。从陶寺遗址分析，当时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专家认定，陶寺遗址是邦国之尾、方国之首。2015年6月1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介绍陶寺遗址考古重大成果：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中国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尧舜的前辈是黄帝。找见了尧舜，接下来就是找黄帝。黄帝在哪里?探源工程提供的答案似乎是：黄帝在秦岭!前文论及，中原是中华的地理枢纽，而在秦岭与黄河之间，也即华山与黄河之间，有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峡谷地带，特别是潼关与函谷关之间的峡谷地带，堪称是中华枢纽的枢纽。笔者将这一枢纽的枢纽，称之为中华廊道的核心地段。在中华廊道的核心地段，有一“塬”——南倚秦岭荆山(亦曰夸父山)，北抵黄河岸边，人称“黄帝铸鼎塬”。这里正好处在北纬35°附近，数千年来一直流传着与黄帝有关的美丽传说。古时，与黄河亲密接触的秦岭荆山一带曾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是，轩辕黄帝从昆仑山来到了秦岭荆山，在这里炼仙丹为百姓治病。“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黄帝靴子埋在铸鼎塬，即是荆山黄帝陵。在铸鼎塬形成的聚落遗址中，包括北阳平、西坡、东常、轩辕台等50余处。其中，西坡遗址是探源工程首选。
黄帝时代是万邦林立的时代，自然不会有尧舜方国的气势，更不会有夏代王国的规模。历代不少文献，也将黄帝与荆山黄帝铸鼎塬联系起来。《山海经》载：“华山之东，秦山之端有荆山。”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水经注》等记载，这里是黄帝铸鼎与登仙处。汉武帝曾建鼎湖宫，以纪念黄帝。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立《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并序》，此碑是国内发现专门记述轩辕黄帝事迹的最早碑铭。碑铭载：“以治人之性命，乃铸鼎兹原，鼎成上升，得神帝之道……”诗仙李白也曾作诗《鼎原》歌咏荆山黄帝铸鼎塬：“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砂；骑龙飞去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而陈子昂歌咏了《轩辕台》：“北登蓟邱望，求古轩辕台……”
荆山黄帝铸鼎塬所在的行政区域，今天叫作灵宝，而最早称之为湖县，自然是取了鼎湖之意。湖县南依秦岭，东靠函谷关，西连潼关，北界黄河。西汉初置，属京兆尹。至东汉、三国、魏晋，属弘农郡。南北朝时，北魏改湖县为湖城县。北周明帝二年(558)，置阌乡郡，领阌乡县。阌乡，本湖县一乡名。阌，古文“闻”字也。隋开皇三年(583)，废阌乡郡，置虢州，领阌乡县。1954年，阌乡并入灵宝县。
黄帝铸鼎塬聚落遗址群，是一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遗址。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最为繁盛的时代，大约存在于公元前4005—前2780年。与仰韶文化一样，庙底沟类型也是以河洛为中心，以华山为中心，以豫陕晋靠近秦岭的地带为中心，西到甘青，东至海岱，北至河套、辽宁，南至江汉。庙底沟类型与黄帝时代基本吻合，出土的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使用的器物相一致。黄帝出生、建都、立业，全部集中在秦岭山地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最初的陕西，是指陕塬之西。这里的“陕塬”，在陕州，是华山东延崤山后向北伸出的台塬。在地理地貌上，陕塬与黄帝铸鼎塬非常相似。因为周公与召公以陕塬为界，实行分陕而治，才有了陕西之名。可以说，荆山黄帝铸鼎塬是在秦岭、在华山，也是在陕西。关中乃天府之国，“关中”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关”是函谷关，函谷关以西称之关内，也称关中。因此，也可以说，荆山黄帝铸鼎塬是在秦岭、在华山，也是在关中。相较于黄帝而言，炎帝似乎要更久远。炎帝故里在天府之国的西府，古称“陈仓”，即现在的宝鸡。于是，炎帝在天府之国的西府，黄帝在天府之国的东府。伏羲女娲是炎黄二帝的直系远祖，而伏羲女娲的生母是华胥氏。华胥故里在天府之央、关中之中，秦岭与渭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地带。这一半月形地带，以灞河为界，分东西两部分。华胥故里处在半月形地带的中央，也是关中腹心的腹心。在这一地带，有七八千年的老官台遗址，六七千年的姜寨遗址、半坡遗址。在文化年代上，皆早于黄帝时代，也早于炎帝时代，大致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时代。
2018年7月12日，《自然》杂志刊发了一项重大考古成果。在天府之国的半月形地带，发现了212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上陈遗址。这是迄今为止，非洲以外最早的人类遗址。在此之前，曾在这一地带发现过约160万年前的公王岭遗址，约50万年前的陈家窝遗址，我们将在此遗址活动过的人统称为“秦岭人”。半月形地带、秦岭北麓、骊山南坡、灞水河岸，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华夏之源，无限景仰的中华伊甸园。
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世代中国人喜爱的面食，来自于加工过的小麦。而小麦，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外来之物。《诗经·周颂·思文》载：“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这里的“来”即小麦，“牟”是大麦，由此说明，西周时期关中已种植小麦。《诗经·豳风·七月》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吕氏春秋》载：“其深殖之度，……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时秦国已种植冬麦。
小麦原产西亚新月沃地。大约10000年前，人类开始栽培小麦。其后，小麦逐步传入欧洲、非洲和南亚、东亚。大约45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西汉农学家“督三辅种麦”，并在《汜胜之书》中系统地记述了关中麦田施肥、耕地、播种、管理以及收获、贮藏等技术。至汉代小麦替代了粟、黍，成为黄河流域种植的最主要农作物。
可以设想，如果将小麦粒如稻米一样蒸饭或煮粥，不仅味道不好吃，而且难以咀嚼消化。如果将煮熟的小麦粒舂碾成小碎粒，称之麦屑，再蒸煮成麦饭或麦粥食用，就更容易消化。这种食用方法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小麦是下等人食用的劣等谷物。颜师古注《急就篇》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上等人若食用麦饭，会被认为廉洁朴素的表现，甚至是因守孝而自残的需要。
人们很少注意到，大秦帝国的统一进程可能与小麦存在有很大关联。当年，秦国崛起势头迅猛，居秦岭东部的韩国很是胆怯。于是，就想出来一个“疲秦计”，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修渠——在泾河与洛河之间修筑巨大的灌溉工程，企图消耗秦国国力，阻挡秦国东进的力量。然而，令韩国没有想到的是，小麦是一种最适宜灌溉的作物，郑国渠建成后，秦之国力大增，反而加快了兼并天下的进程。这是小麦的力量，也是知识的力量，人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首先亡国的即是轻视秦的韩国。
“探源工程”利用DNA技术探得，不仅今日之小麦是外来之物，连黄牛、绵羊等也是外来移民。从多处早期矿冶遗址推断，中原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源自中亚地区。由此，我们联想到世界昆仑山，联想到丝绸之路。这是一条由东方大秦岭到西方阿尔卑斯山之路，经由这条世界昆仑山之路，东方世界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造纸术、印刷术，四书五经、黄老之学，传播至西亚、中东、地中海沿岸，传播至整个西方世界。同时，西方世界的小麦、黄牛、绵羊、玻璃、皮毛、青铜、生铁等金属冶炼技术，还有佛教、拜火教、天主教传播至中国，传遍东亚，传遍东方。
由此我们联想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兴盛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世界的西方紧密连接在一起。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因为丝绸之路，中国向西。于是，中国的帝都在长安，在洛阳，在世界昆仑山的东方之首——大秦岭。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进入大西洋时代、海洋时代，中国向东发展，海上贸易兴盛起来。于是，丝绸之路远去，世界昆仑山时代远去，秦岭时代远去。如今，来到了“一带一路”时代，预示着世界昆仑山时代在回归，秦岭时代也在回归。
出处：
秦岭简史/党双忍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