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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神性的大门——羌族羊皮鼓舞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
羌族民间歌舞,按表演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民间自娱性歌舞与宗教祭祀性歌舞两大类。根据流传区域的不同,祭祀性歌舞又可分为流行于杂谷脑河下游一带的“莫恩纳莎”(羊皮鼓舞)和流行于黑水河一带的“卡斯达温”(盔甲舞),这其中,尤以羊皮鼓舞最为著名。四川汶川县的羌族羊皮鼓舞2007年入选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略阳的羌族羊皮鼓舞2011年9月入选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羌族羊皮鼓为手鼓,又称“铃鼓”,羌语中,称为“日木”或“博”,是羌族释比作法时重要的道具,专门用于祭祀等活动,为释比跳神时所用。在羌族地区,按释比传统仪轨又将羊皮鼓分为白、黑、黄三种(在羌族史诗《得为》的唱词中记载:“天皇阿巴木比塔/神鼓传下有三种/白鼓用来还天愿/黑鼓用来保太平/黄鼓用来驱凶邪。”)。羊皮鼓舞分独舞、对舞、集体舞等形式。其仪轨严格,过程繁杂,舞蹈的功能也十分讲究。据记录,羌族羊皮鼓舞光鼓点打法就有上百种之多,其击鼓的舞姿,看似简单其实技巧性极强,既表现了原始狩猎文化,也记录了羌族人由游牧转向农耕文明历史进程的生动影像。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而言,羊皮鼓舞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事实上就是羌族释比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释比文化保护却流于表面。以“汶川5·12特大地震”为界限,我们似乎可以为羊皮鼓舞的发展与传承划出两样完全不同的景况。此前,羊皮鼓舞的非遗传承几乎面临着西部众多少数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面对的难题:传统文化式微与没落;传承青黄不接且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等。此后,随着羌族的民族命运与文化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在“羌文化热”中,羊皮鼓舞的商业化与表演化趋势愈演愈烈,利益的驱使让不少完全没有释比文化背景、不具备释比文化身份的人也参与到羊皮鼓舞的表演之中;有些地方为了旅游开发,也不讲条件,随意拼凑“羊皮鼓舞表演队”。从一个角度而言,这仿佛算“非遗”传承面扩大化的好事,但从总体而言,纯正释比文化的缺失,也完全可能在这种文化的替代与错位中,消融羊皮鼓舞的内核与精髓,将之完全表演化与商业化,从而让羊皮鼓舞的“非遗”传承在另一种极端中又陷入困境。
在新时代,羌族释比文化的传承还需不需要强调培训与“盖卦”,这是羊皮鼓舞传承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传统规范的重视,传统规则的遵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核心问题,问题在于面对当下的形势,如何将传统的训练与培养方式、将传统的考试方式与时代结合,一方面注重规范与遵从规则,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将之创新和发展,这个重要问题现在非常现实地摆在了羊皮鼓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事业面前;另外,羊皮鼓舞的表演化趋势现在已经出现,在对它的认识与实践上,需不需要将之与严格的宗教仪轨剥离开来,即让商业化或表演化的羊皮鼓舞与释比文化的羊皮鼓舞互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这个问题也需要人们认真对待与思考。
总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羌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代表之一,羊皮鼓舞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外界的机遇与挑战,更多地还是源于其自身发展的调适与更新。正是这种内在的调适与更新,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未来的发展与走向。(焦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