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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不是昆曲的全部
中国文化
然而，且不说除了这些昆剧艺术家和其他剧种的艺术家相比，“国宝”这种唯我独尊的提法是否妥当，我们看这种商业化的运作大多是以“雅”为卖点的，并且接二连三地进中国顶尖大学北大的剧场更成了高雅之极的一个符号。如果仅仅把昆曲艺术当成孤芳自赏的寄托，似乎能欣赏昆曲就不流于凡俗。昆曲成了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器，其实这对昆曲的传承保护有害而无益。
不少报道总是称，参加演出的老艺术家总是讲这样的演出是演一场少一场，而观众也觉得是看一场少一场，大有一种“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教坊犹奏离别歌”的悲惨之感。其实，昆曲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景象如影随形从来也没有断过。成为世界非遗前如此，成为世界非遗得到了巨大支持之后仍然如此，这就不得不让昆曲从业者和爱好者进行一番思考。如果就抱着那么几出折子戏，总是做什么经典回顾，戏、演员、观众都是越演越少。
其实，昆曲的精髓和特点就是细腻雅致吗？非也，昆曲的祖宗南曲之所以能击败北曲，是因为开始“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追求的是“顺口可歌”而已。在魏良辅改造昆腔，加强了其艺术性的时候，昆剧也没有藏在深闺，秘不示人。当时的剧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即时事新剧。从明代中叶至明代末年，昆剧从勃兴到大发展这一段时间里，以那个时代真人实事为题材的时事新剧层出不穷。它们抨击朝政、反对黑暗统治，都属题材重大、政治性很强的作品，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昆曲在中国戏曲史上这样浓墨重彩地反映现实，与其他剧种比起来，也是突出的。
可是在受到大量知识分子的青睐后，由于昆曲的表演过于注重繁文缛节、曲词过于讲究典雅深奥，与观众的审美需求渐行渐远。清代戏曲大师李渔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曾批评《牡丹亭》的语言精于雕琢而晦涩难懂，他举例说，如“《惊梦》首句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以游丝一缕，逗起情丝。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淡经营矣。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剧本“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语，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李渔在当时就对昆剧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而现在一些人借保护昆曲的名义行抱残守缺之实，不知做何考虑？还有不少传承人也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演员，自己能演多少戏，有多少挖掘发展遗产的能力，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而上世纪50年代昆曲对《十五贯》整理改编的成功经验，到现在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十五贯》的剧本改编和导演陈静对剧本编演曾经做过经验总结，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不少传统昆曲的“拥趸”以此为例批评《十五贯》的改编破坏了昆曲的雅致，作为昆曲改编的实践者，陈静自有看法，他说：“最美的古典诗词，并不等于最好的戏曲唱词。”其实他也不是乱来，他的改编是以能不能在舞台上演出，是不是符合昆曲的艺术规律而出发的。他在撰写新词时，考虑的依然是怎么按照昆曲的曲牌演唱，若是不行，并不打算固执己见、强人所难。但是，他也认识到昆曲中字少腔多的特点，可能会引起字句分散、词意不明和表演动作上拖沓繁复的问题。改过唱词之后，谨慎的陈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新版《十五贯》的作曲李荣圻。陈静对此有生动的记述：“李老先生看了后，半晌不言语，只是用手在大腿上拍个不停。我以为是他不同意了，准备向他表示，‘我是外行，是随便改改做实验的。要是不能用，我就照原词格填词好了。您不要为难。’话还没有说出口，李老先生突然说：‘来事格，这个样子改，好懂，也好唱，你大胆改吧，你怎么改，我怎么给你谱。’‘不会失掉昆曲的韵味吧？’我问。‘不会不会，板眼都是对头的。’这样一来，我感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压在心里的大石头似乎轻了许多。于是我就根据构思的提纲先把整个剧本的唱词部分全部写出来了。”
这段生动的对话可以说是给一些貌似懂行的人士一个有力的回击。昆曲并非高不可攀、凛然不可侵犯的东西。作为中国戏曲的一种，它本身也需要发展变化。《十五贯》改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再用有缺憾有不足称之，不是完美主义者，就是食古不化的遗老。还有一点也说明昆曲是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的，不是固化以后，就不能改变了。张庚在当时就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这次整理本还有通俗和简洁的大优点。许多用典故堆砌起来的难懂的文言唱词都另写成浅显平易的语言了；许多文言的台词，也改成普通口语或苏州方言了；大段的唱减少了；无论在舞台上或在本子上，看起来都感觉非常简练易懂，又很富于表现力。”
因此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简单地说要使其原汁原味，不是肤浅地把几出折子戏翻来覆去演出就完事大吉，要认识遗产的精髓以及遗产的丰厚博大并加以利用，这才是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剧种的出路。昆曲，不光有“雅”这一个标签，它还有着五彩斑斓的色彩。（毛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