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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秧歌的基本形式
陕西民间舞蹈概览
陕北秧歌的活动程式虽说大同小异，但就其形式分类又包括“神会秧歌”、“老秧歌”、“二十八宿秧歌”和“新秧歌”等。
(1)神会秧歌
由农村神会组织策划，并由会长直接担当领导的秧歌活动，其组织形式、人物设置以及表演中具有鲜明祭祀内容和目的，使民间秧歌具有社祀性质的舞队，均称之为“神会秧歌”。其中以榆林市榆阳区保宁堡的神会秧歌最具有典型代表性。
陕北各地广泛的流传“神会秧歌”，充分说明民间秧歌所具有祭祀的目的，展示民间秧歌活动和广大群众思想信仰、民俗习尚、审美观念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对神会秧歌活动还有如下的传说：相传洪武爷(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利用酸梅逐瘟救民的故事。朱元璋年幼家贫以乞讨度日。一日流落古庙，倒地入眠，忽闻两个小鬼密议要向民间扩散瘟疫。长毛小鬼说：“天下一旦瘟疫蔓延，民不聊生，天下必乱，世道轮转，洪武爷定转世救民，我等尽力扩散瘟疫，看他有何妙法。”大头小鬼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两个小鬼走进庙殿中，只见一条金龙，腾空跃起，金光闪耀，烈火灼人。吓得两个小鬼仓惶遁去。不久天下果然瘟疫流行，洪武爷采集酸梅野果，投入井水之中，百姓们争喝井水之后，免除了瘟疫之患。此后，群众坚持闹秧歌，以颂扬洪武爷的功绩和庆贺免除瘟疫之乐。这虽属于民间传说，但反映了百姓们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愿望。
神会即民间群众思想信仰的一种结社组织。会长由村民推选出村中有威望的长者担任，以当地的神庙为活动中心。由于各地敬奉的神祗不同，有的敬奉土地神、有的敬奉龙王、有的敬奉送子娘娘、有的敬奉火神、有的敬奉关帝(即关公)、有的敬奉吕祖或太上老君，几乎可以说佛、道、儒三教不分，诸神皆奉成为广大群众的一种信仰表现。平时，大家以农耕为主，甚至会长、执事的也是业余兼职，如遇当地的每年过庙会和春节活动时，便由神会出面组织庆贺，其中也包括闹秧歌或闹社火。神会的经济来源，除了群众自发地给神神上钱物等布施积累外，有的还有庙产或少量的土地和房产等物资。庙中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没有和尚、道士，只是当地群众自发捐资修建的简单殿堂和神像，成为当地群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
每逢春节闹秧歌时，由神会会长出面进行组织，安排活动计划与日程，进行各项任务的分工，包括联络、后勤、保管、教师、采购等，以及具体分配所扮演的角色。群众接到神会通知后，特别是给神还愿的秧歌队员必须按时前往集合地点参加活动。活动开始的时间一般在正月初七、八，个别的也有在正月初二、三即开始了活动，通过简单的排练后，一直使活动延续到正月十六日晚结束。也有个别秧歌队活动到正月二十三，甚至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再闹一次秧歌，方正式结束当年的秧歌活动。
神会秧歌队的人物与角色由下列人员组成：
巫师两名：身着黑布长衫，用二尺见方的黑布巾包头，结扎于脑后，穿黑布圆口鞋，右手执一直径约10—12厘米的小圆偏鼓，鼓下端按个一尺许长的圆木把，鼓两侧各装一条长约两三寸长的线槌(线的一端钉在鼓边上，另一端系一小木豆)，摇动时两线槌左右摆动，连续击鼓发出嘭嘭声响。民间称此鼓为布浪鼓，类似我国古时的鼗鼓。
巫师象征神权，既是秧歌队的领舞者又是祭神谒庙的领唱者。巫师多选跳得好、唱得好、并能触景生情、即兴编创唱词能出口成章的人担任。唱词多为七言绝句，常用一种俗套话随机应变。这种能唱能跳的巫师，实则是秧歌队表演的核心和重要角色。
火旦两名：紧跟巫师身后两名手执火旦道具的舞者。火旦为太阳的象征，用铅丝或竹篾扎制成直径约60厘米的圆形框架，用红绸(或红纸)装糊，圆球中间穿扎一根长约80厘米的圆木柄，舞者右手掫起，随着舞步节奏可上下晃动，或用手腕转动火旦。
日照两名：跟随舞火旦者身后两位手执圆顶平伞的秧歌队员。日照一说是太阳的象征，一说是黄罗伞的意思。日照用木条先钉一直径约60厘米的圆圈，圈中再钉一十字木架，十字木架中心钉一长约80厘米的圆木手柄，木柄上端四周各钉一小木撑，将十字木架托稳。圆顶用红布糊好，上装饰白布图案花纹，圆项四周再装上一圈长约10厘米的黄色丝穗，俗称为流苏。木手柄可涂以黄色，类似秧歌队中的伞头。舞者右手掫日照随秧歌舞步上下晃动，也可双手执柄用手腕连续旋转日照，或在跳动时不停地前后、左右摆动。
马牌子两名：紧跟在舞日照者身后两位身着传统戏曲箭衣的花脸武士，手执马鞭或擀面仗，扮做门神模样的舞者，相传手中的马鞭或擀面仗，是姜子牙的“赶神鞭”有驱邪打鬼的作用，在秧歌队挨家依户进行排门拜年活动时，秧歌队进入主家院落或行至窑门前时，两位马牌子同时面对主家堂屋门口向两侧做“二龙出水”图案跑转两圈，表示进行了驱疫除魔，有确保主家消灾免难、四季平安的意义和目的。
头路鼓子两名：是跟随两名马牌子身后两位正式演员，也是秧歌人中的领舞者。头路鼓子大部由舞蹈技艺娴熟、动作掌握丰富、反应速度敏捷、舞蹈功底较好的演员担任。表演时，全体秧歌队的动作变换，皆跟着头路鼓子的动作进行。头路鼓子做什么动作，大家就跟着做什么；头路鼓子走什么队形图案，大家依次相随表演。由于过去秧歌队员大都以打腰鼓为主，今天虽然有些地方不再打腰鼓，以扭跳为主，但有的地方演员手中各拿一支筷子，代表鼓槌。因此至今仍将男秧歌队员称为“鼓子手”，或称为“挎鼓子”。排在“鼓子手”舞队最前面的两位演员，被称之为“头路鼓子”。
鼓子手与拉花若干名：秧歌队的角色统称“身子”。除男角鼓子手即“武身子”外，还有与鼓子手人数相等的旦角，俗称“拉花”，因过去多为男扮女装表演，故又称“包头”。包头化旦角妆，多戴假发或假辫，头上插花，贴鬓涂脂抹粉，穿大襟袄衣彩裤或长裙，多按传统戏曲小旦打扮形象。有的“拉花”手执小镲与男角打腰鼓对衬相舞，又有的握彩绢或花扇、红绸等器物边跳边舞。“拉花”与“腰鼓”人数相等，挎鼓子的动作敏捷、有力、刚健、洒脱，拉花舞姿婀娜、轻盈、抒情、活泼。使秧歌舞的风格特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舞蹈的情绪表现的更为热情、欢快、奔放，以展现陕北群众欢度春节、庆贺丰收的喜悦。
寸跷秧歌队员数人：保宁堡神会秧歌队中没有其他小场节目，仅有4～6名踩寸跷扭秧歌的演员，跟随挎鼓子和拉花身后表演。寸跷用硬木制成女人小脚状(即三寸金莲)，金莲一侧有一尺多高的木帮，表演前将金莲系在脚下，木帮紧扎于小腿外侧，穿大襟彩服，长裤、长裙，扮戏曲小旦模样，一手执彩扇，一手握彩绢。由于脚踩着高约3厘米的寸跷，随着锣鼓节奏不停地左右扭动，边走边扭，以保持平衡，好似小脚妇女扭秧歌一样。由于节奏急促，不能停顿，情绪欢快活泼，姿态优美动人，也是很能吸引观众的一种表演形式。
秧歌队尾的丑角人物：神会秧歌队队尾还增设了不少丑角人物。据说过去闹秧歌时前面走的“挎鼓子”与“拉花”角色，皆扮成天兵天将或各路神仙，如有的扮成“八仙过海”的角色，比较庄重肃穆，而队尾的丑角，则属民间现实生活的一种人物，秧歌队前面走的是“神”，后面表现的是“人”。另一说队尾的丑角，均属秧歌队的喜剧人物，他们以夸张、滑稽、幽默、诙谐的表演，以取乐群众，既增添秧歌表演的情趣和生活气息，又可以通过队尾的丑角随意扭跳、嬉闹，以便维持秧歌队尾的秩序。
秧歌队尾丑角的设置与人物的多少没有固定要求，有的设算命先生、懒婆娘、讨饭的流子，也有的设唐僧取经人物。更为常见的是蛮婆、蛮汉。“蛮”系外族人。当地传说很早以前在横山县黑木头川处有一个牧童割草回家时，半路上遇到两个异族装饰的男女，他们高价买下牧童割的青草，轻声怪气向远方呼唤几声，山崖有个石洞，洞口突然出现金光四射的光环，一头金牛从洞口探出头来左顾右盼。牧童看见金牛惊呼一声，金牛欲缩回石洞，那女人快步扑向金牛抓住一只牛触角不放，霎时金牛消失，那女人手里攥了一只牛角。女人无可奈何的拿着牛角走至山脚旁的小溪边，用牛角剩满溪水，边走边撒水，小溪从此干涸了。而村旁的山崖却涓涓地流淌着一股清泉。从此，这对异族男女住在山脚下，男的行医看病，女的算命看相，他们会魔法、懂风水。当地群众不知他们叫什么名子，就称他们为蛮婆、蛮汉。当地群众为感谢他们给边远山村带来了清泉，从此人畜两旺、连年丰收。每年闹秧歌时，都要在秧歌队中增添这两个人物，以表示人们对他们的思念。
蛮婆、蛮汉在秧歌表演中突出“丑”字，舞蹈风格皆在民间秧歌的动律基础上给以夸张和丑化，但必须体现出丑中见美，给人们的形象感到可爱。通过憨厚、质朴、笑容可掬的憨态，让观众产生一种亲切感和诙谐性。蛮婆用黑水纱网子包头，头两侧扎成双角，两耳挂红辣椒，示意两耳挂红，双喜临门。上身穿大襟白布衫、宽袖口，下穿黑(或蓝)色大裆裤，扎腿带，胸前系陕北大围裙，扮做一位胖肚老婆(类似戏曲中的“丑旦”)。一手拿擀面杖(或线拐子)，一手拿大蒲扇。有的在脖子上还挂个大葫芦。当地群众认为擀面仗可以打鬼逐魔，大蒲扇能搧除瘟疫灾难。蛮汉翻穿皮袄，带大串铃，画三花脸，戴烂草帽圈，挂白三撮胡，一手拿蝇甩或牛尾，一手拿长烟袋。与蛮婆对舞对跳交流感情，以喜剧式的夸张手法活跃秧歌表演的气氛，增添喜庆的欢乐。当地群众认为蛮婆蛮汉具有“福、禄、喜、寿”的含义与象征，故为各种陕北秧歌队中不可缺少的喜剧人物。
神会秧歌表演具体程式：
“起场”：每逢春节秧歌活动开始前，多于正月初七、八，由会长召集所有参加表演的人员集合在村中广场或由会长选定的大院中做为“起场”场地。场地前摆设长桌，两侧站锣鼓队和唢呐手，桌后插会旗与彩旗多面。会议由会长主持，首先进行点名，通报参加活动的全体成员名单，然后宣布角色分配和业务分工，报告秧歌活动的计划、安排，以及对全体人员的纪律要求后，由会长亲自将灯笼伞、或布郎鼓，有的将“虎撑(一种象征神权的器物，并做为秧歌表演的发号施令的指挥工具。现代新秧歌也有的用哨子代替)等器物，交给伞头(或秧歌队的总指挥)。即会长授权于秧歌队的总指挥后，锣鼓大作，唢呐高奏、鞭炮齐鸣、欢声雷动。场内气氛热烈，人人心喜若狂。在伞头(或总指挥)的带领下，在场上开始秧歌表演，绕大场变队形。唢呐不停地反复吹奏曲牌，以烘托秧歌表演气氛。陕北秧歌的常用的唢呐曲牌有[大摆队]、[新家什]、[长流水]、[胜利战鼓]等。秧歌队员在伞头的率领下尽情扭跳一段大场后，伞头站在场中，连续唱拜年秧歌，唱词由伞头即兴编创，多为祝辞问好和拜年祝贺的内容。有时所有能唱的伞头依次接唱表演，直到所有担任演唱的伞头唱完为止。其他秧歌队员在场边围成一大圆圈，向逆时针方向慢步绕转，并接后音(即伞头唱完每段最后一句时，全体队员再反复接唱最后一句)。
伞头唱完拜年秧歌后，如有小场节目，即可依次地表演各种小场节目，如“踢场子”、“水船”、“大头和尚”、“霸王鞭”、“高跷”等。如没有小场节目就可以直接再扭跳大场直至舞至高潮后，神会会长下令秧歌队边扭边跳同去村外进行“谒庙”活动。
“起场”实则是秧歌活动前，由会长亲自主持召开的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动员大会。做好组织分工、明确职责、分配角色、落实任务、安排计划、提出要求，正式揭开了一年一度的秧歌活动。
这里将秧歌队中常见的“虎撑”做一简单的介绍。过去闹秧歌时，除了巫师、伞头、用布郎鼓或灯笼伞等指挥外，还有的用“虎撑”摇转的清脆音响指挥。“虎撑”旧时民间郎中游转行医时，手中摇转的铁圈。铁圈直径约5、6厘米，手指聚拢塞进圈心不停摇转。铁圈分上下两页相扣，两页铁圈有空隙，中间可放小石子或铁珠几颗，摇转时铁珠在圈内撞击发出清脆声响。伞头带队表演时，需变换队形或动作时，即摇“虎撑”，众队员听到“虎撑”声后，即开始变换动作与队形。现在民间秧歌已用哨子发令指挥，“虎撑”已很难见到了。关于“虎撑”的来历，民间还有一段传说，相传唐代名医孙思邈一次进华原五台山采药，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伏卧路边，其状甚哀，对孙思邈并无伤害之意。孙大胆窥视，发现老虎口中有疾。即赶回家中打制了一个直径5、6厘米的铁制环状器物，称此物为撑。次日，孙思邈上山手摇“虎撑”，老虎闻声来至孙思邈面前，孙用手将撑置于虎口中，将虎口撑开为虎制好了病。虎病医好后，老虎甘愿当孙恩邈的座骑。“虎撑”从此也就成为一种行医的标志，并具有消灾驱疫的作用。以后成为秧歌队指挥表演的一个器物。
“谒庙”：秧歌队“起场”后，会长发令去“谒庙”。“谒庙”是每年春节闹秧歌前的一次敬神祭祀活动。敬何方神灵无统一规定，以选择距秧歌队最近的神庙为准。多数秧歌队在村外谒拜土地神、龙王爷、或者三官庙、娘娘庙等神祗。有些地方没有庙宇，只在村外路边修筑一间小屋，屋内写上神牌就算是庙；有的在村后山崖上挖个小洞挂上个两三尺长的“有求必应”红布横额，群众也承认是山神庙。条件虽差，但群众对待神灵的敬奉确是虔诚的。
秧歌队“谒庙”的程序分两大部分：即秧歌队吹吹打打扭扭跳跳进入庙院后，全体秧歌队员成两路纵队依次跪在神祗面前，神会会长向神磕头、敬香、烧黄表进行祭祀礼仪后，巫师(或伞头)唱拜神秧歌。拜什么神唱什么词，如巫师唱起“朵朵莲花朵朵开，弟子真心拜佛来，一拜西天雷音寺，二拜南海观世音”。也有的唱起：“太上老君下凡来，弟子磕头来跪拜，祈求风调和雨顺，四季平安免祸灾。”巫师每唱一段后，众队员反复接唱第四句后音，向神位磕一次头，唱完一段磕一次头。三头磕完后，燃放鞭炮，锣鼓大作，唢呐高奏，进入谒庙的第二项活动，即全队秧歌队员在巫师带领下，尽情地为神祗欢舞狂跳，向神祗进行秧歌拜祭，起到娱神、媚神的作用。而当地群众认为“谒庙”，不仅显示民间秧歌具有娱神祭祈的民俗特征，实则也还是秧歌队进行最后一次正式表演前的实际演练和彩排。伞头常说；“给神神唱跌了(即唱错了)、扭乱了，神神也不会怪罪。”这就充分说明秧歌敬神谒庙不仅含有祭祀娱神的内容，还具有最后彩排的目的。
“排门”(又称“沿门子”)：秧歌进行“谒庙”后，就正式开始一年一度的秧歌拜年活动，即秧歌队要挨家依户向全村群众进行拜年。过去拜年的顺序，多为先向财东拜年，以村中住户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影响为顺序，现在则往往从群众居住的地域环境条件开始，一般先从村中居住高处农户开始，或是从近至远，或从集中住户向分数住户进行。秧歌队走村转户挨家拜年，是秧歌活动的主要内容，往往从正月初七、八开始，拜至正月十三、四，每天连续要走转十几家或二三十家。每天究竟拜多少家，拜多长时间，将以村中住户人家多少决定，并由神会会长进行具体组织安排。全村各家住户都要准备茶点烟酒，甚至“红包”(即赏钱)，认真做好接待准备。人们认为每年春节秧歌队进院入户跳跳转转，欢吹对打，可以消灾免难、逐疫除瘟确保四季平安。秧歌队的“排门子”，群众俗称“排门秧歌”。如果秧歌排门时漏掉了个别住户人家，或因故不去时，主家心里不高兴，甚至还会生气，认为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显示秧歌排门活动具有古老乡人驱傩的一些遗风。这种乡俗一直繁衍流传至今，并将秧歌队的排门已发展为向各机关、各单位，甚至商店、学校、部队等部门拜年，既增进了军民、军政关系和彼此间的交往联系和友谊，又活跃了当地群众春节文化娱乐生活。
秧歌“排门”的表演程序大致如下：即秧歌队开始“排门”前，由一名打前站的人员(民间称“报子”或称“送贴子”)提前向主家送信打招呼。主家接到消息后，及时在院中或窑门前摆个方桌或一个小坑桌)，放上花生、红枣、烟酒、水果等食品做好接待准备。主家有时还在大门口燃放鞭炮欢迎秧歌队的到来。秧歌队吹吹打打、边扭边跳依次进入院内后，锣鼓唢呐站在院内一角伴奏，队首的两个扮做门神的“马牌子”(按传统戏曲中的校尉打扮，画花脸手执马鞭)，站在大门内面对主家堂屋按“二龙出水”线路共同跑向堂屋门前，再各自向两侧跑转回至大门里的原位，边跑边挥动手中的马鞭，并不停的呼喊，示意驱鬼逐魔，除瘟灭疫。秧歌队在巫师或伞头的带领下，开始在院中尽情地扭跳大场秧歌。秧歌队表演的时间长短、队形变化多少，皆由巫师或伞头以主家院落大小，以及当日排门的具体任务决定。一般多为扭跳3、5分钟大场后，伞头走进场内站在圆圈中央开始唱秧歌给主家贺岁拜年，其他秧歌队员在场边向逆时针方向缓步转绕圆圈(其实是让秧歌队员有片刻休息缓气的时间)，伞头演唱的秧歌调系以当地广为流传的曲调为主。唱词由伞头根据主家情况即兴编创的四六句。如：“大红灯笼挂窑前，欢度佳节全家欢，恭喜发财日子美，唱起秧歌来拜年”；“春风吹来百花开，秧歌锣鼓敲起来，祝愿你们日子好，一年四季保平安”；“出门子石窑新门窗，玻璃镜子亮堂堂，有吃有穿光景强，劳动致富谁不夸奖。”每唱完一段，众队员接唱最后一句，俗称“接后音”。有时可连续由多名伞头进行演唱。演唱结束后，也可依次表演“踢场子”、“跑驴”、“水船”等小场节目。表演二三十分钟后，主家忙给会长、伞头斟酒送茶、点烟进行热情酬谢款待，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家还给秧歌队馈赠红包。会长收到红包和其他礼品后，当众向大家鸣唱礼品内容与数目，众秧歌队员齐呼“谢谢”。有时伞头再唱上一联致谢词：“感谢主家好大方，送了烟酒水果糖，吃了喝了还带走，秋后你家粮满仓。”主家高兴，大家满意，至此这家“排门”拜年就暂告结束。秧歌队又敲起锣鼓、吹起唢呐，扭跳着走向邻家开始向第二家拜年。有时秧歌队一天拜年数十家，连饭就顾不上吃。会长派人肩扛麻袋把各家款待秧歌拜年的瓜籽、水果糖、烟、酒等剩下的吃喝都带走，待闹完秧歌后，再分赠给参加秧歌活动的所有人员。
“排门”拜年，是每年秧歌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有的一连转上五六天，把全村的住户、单位都走遍之后，方能结束。
“搭彩门”：秧歌队结束了本村“排门”拜年”之后，还要向邻村进行拜年，即各村秧歌队彼此约定时间进行互访交流活动，称之为“搭彩门”。
陕北山村每逢春节为了增添年节气氛，丰富民间秧歌活动，早在腊月底以前已选定村口、村中十字路口、村中广场三处用松柏绿枝和各色纸花搭好三道高大彩门，门上挂着大红灯笼，贴上大红对联。秧歌队结束了村中的“排门”活动后，常于正月十三、四各村秧歌队要进行交流互访表演活动。客村秧歌队先一天就给主村送贴子(即通知)，明天上午将来贵村拜年。主村应允后积极准备热情接待。第二天客村秧歌队起身前，先打发一名“报子”前来送信。“报子”骑上毛驴，手拿红贴提前赶到主村，拜见主村会长，告诉客村秧歌队即到。主村秧歌队排成两路纵队站在村口彩门内两侧准备迎接。村口彩门俗称头道彩门，彩门内还摆张方桌，桌上放把椅子，上坐一位画白眼窝的丑角，穿传统戏曲的官服，戴乌纱帽，类似七品芝麻官装扮，民间俗称“议程官”，桌边还站着四名衙役。“议程官”身后站着敲锣打鼓吹唢呐的乐队，列队欢迎客村秧歌队的到来。客村秧歌队到达村口彩门前，“议程官”手执扇子唱四句秧歌词表示欢迎：“忽听锣鼓响连天，原来秧歌来拜年，我们村口来迎接，热情欢迎来表演。”“议程官”唱完后，走下桌子向前作揖，对客村秧歌队的欢迎时，桌子被四名衙役搬走。主村秧歌队的伞头站在彩门前，唱起秧歌向客村秧歌队伞头发问。如问客村秧歌队来了多少人，表演什么内容等问题，客村秧歌队伞头以唱代答。这样一问一答完毕之后，主村秧歌队分站两侧，让出中间一条路，让客村秧歌队走进彩门，主村秧歌队跟在客村秧歌队尾，敲着锣鼓边扭边跳，继续向村中行进，这样就算过了头道彩门进了村。
两村秧歌队敲锣打鼓扭跳至村口十字路口二道彩门前，两村秧歌队各站路的两侧。主村伞头又唱秧歌向客队发问，唱词内容非常广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农俗、时政、历史传统、无所不问，无所不盘。客村伞头必须准确回答。这种主问客答的形式，属民间对歌、盘歌性质。如果客村伞头回答不上，或答得不对就过不了关。这种对歌盘问，实际上是两村伞头之间的比试竞赛，是对双方伞头知识、机智、编创能力与水平，以及急速反映和演唱技能的考验。如主村伞头常提问唱道：“说你个伶俐，骂你个呆，我唱个秧歌谁能解开，扬州城里几十几道街，几道长来几道短，几道格溜(意为弯曲)几道端，几道直通阳关道，几道必通鼓楼街，鼓楼街上摆的什么货，什么人门上挂金牌？”客村伞头回答唱道：“说你伶俐骂你个呆，你问的这个秧歌我能解开，扬州城里一十八道街，三道长呀三道短，三道格溜三道湾，三道又通阳关路，三道又走鼓楼街，鼓楼街上摆的南京货，万岁爷门上挂金牌。”还有的带有猜谜性质的对唱，如主村伞头问时唱到：“小将罗成扶唐王，月下行兵杨六郎，走遍天下刘玄德，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这是一个藏头字谜秧歌，前三句的第一个字即“小”、“月”、“走”，构成谜底是最后一段的字首“赵”字。客村伞头常回答对唱为“口念真经是唐僧，耳听佛法是善人，王后生下真天子，圣人生在鲁国城。”回答也不俗。也有的唱十字秧歌，写在彩门上让客村伞头回答。如具体唱法顺序是：“年过好朋友交接，接交朋友来门前，前门来朋友问我，我问亲友好过年。”这些对唱发问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如果客村第一个伞头答不上，再换上第二个伞头，直到回答让主村满意认可为止。
对歌盘问圆满结束后，二道彩门上挂的布帐门帘撩开，表示二道彩门打开，此刻燃放鞭炮，锣鼓齐鸣，唢呐高奏，两对秧歌相互交叉扭跳，一同携手进入二道彩门后，两队秧歌并肩扭跳走向村中广场的第三道彩门。有时在三道彩门前两村伞头再互问互答几段秧歌词后，就同时进入村中广场开始进行相互观摩表演。
“踩大场”：正月十三至十五是每年秧歌活动的高潮，秧歌队完成了“排门”拜年后，各村秧歌队相互走访彼此拜年，使各村群众可以看到更多的秧歌。“踩大场”即广场表演的意思，在“搭彩门”活动时客村被主村秧歌队通过盘歌对唱进入第三道彩门后，抵达主村早已准备好的场地，两队秧歌即开始了大场表演。很多村镇每逢正月十五，由神会邀请附近的所有秧歌队集中在较大庙院里集中表演，类似民间秧歌比赛似的，均称“踩大场”。有时集中了十多班秧歌依次表演，四方群众赶来观看，锣鼓喧天，唢呐高奏，车水马龙，人如潮涌，使陕北高原沉浸在一派欢度春节的热列气氛中。这种“踩大场”活动是每年秧歌活动的高潮，各村秧歌队都有进行自我表现的欲望，特别是县城附近的秧歌队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进城表演，因而这种乡俗保持至今。各县文化部门或乡镇政府常于正月十五举办秧歌大赛，又称“赛秧歌”。通过对参赛秧歌队的评比包括秧歌内容、形式、舞姿、队形图案、服饰道具、表演情绪及技巧等方面的评定选出最好的秧歌队，给于表彰和鼓励，从而推动了秧歌活动的广泛性、连续性和持久性。
“踩大场”也指秧歌队广场表演的具体程序：即每逢秧歌开始在广场表演时，先由巫师或伞头率领秧歌队员在场中绕转，起到打场子的作用，即将围观群众向四周逐开，让出广场中的表演场地，准备正式表演。这种打开场表演在转圆逐开人群后，秧歌队即变为大场队形，少则变换四五种，多时变化十数个。常见的队形多为“双龙出水”、“龙摆尾”、“挂四斗”(又称“四面八方”)、“转圆”、“剪子股”等。队形图案和动作变化，均由巫师或伞头即兴安排，大家跟着伞头变换动作和图案。“开场”打完后，伞头站在场中间领唱拜年秧歌，众队员在场边慢步转圆接“后音”。拜年问好之后，即开始秧歌小场节目表演，常见的小场节目多少由各秧歌队自行选排无固定和统一要求。小场节目表演结束后，巫师或伞头再次组织全体演员进行群体表演，仍绕转各种队形图案，节奏渐快，情绪热烈，气氛红火，最后在跑“卷白菜”队形图案中，使秧歌表演达到高潮后结束。然后秧歌队再敲起行进锣鼓，在巫师或伞头的率领下退场，再转向下一个表演点。秧歌队行进表演时称“过街秧歌”，即在彩旗或门旗的导引下，秧歌队排成二路纵队跟着锣鼓唢呐身后，边走边跳边表演。常用的队形有“单过街”、 “双过街”、“双龙摆尾”、“二龙出水”等。夜晚表演时，秧歌队员挑执各色花灯或火把表演，既有照明探路作用，又使秧歌队的表演色彩得以丰富，所谓花灯璀灿，光照夺目，当地俗称为“灯彩秧歌”或“游灯会”者即此。
“转九曲”：是陕北“闹秧歌”的一种具有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独特广场夜间的传统活动，又称“转灯”、“跑黄河”、“九曲秧歌”等。相传“九曲连环”是从姜子牙的兵阵图演变形成的。广大群众认为参加了“转九曲”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使活动具有一种显明祭祀企盼目的。因此许多群众甚至赶上几十里路前来参加“转九曲”，有的是全家共游，有的是夫妻共转，有时多达万余人参加，真是人群如潮接踵而来，磨肩擦肘，拥挤不堪。加之“九曲阵”中的彩门、灯山和数百盏熠熠闪亮的红绿小灯，犹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塞上夜空。鼓锣声、唢呐声、呼喊声、鞭炮声交织一起犹如黄河巨浪奔涌咆啸，使寒风凛冽的正月十五夜晚的陕北高原，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欢乐景象。据清《米脂县志·风俗篇》记：“十五日元宵，街市遍张灯火花炮铺户聚石炭垒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十四、五、六三日，阖邑僧众于十字街作斋醮，关城外，以高梁杆围作灯市娓曲迥环游者如云俗名转九曲。”据佳县白云山道长张明贵介绍：“转九曲”也是每年四月八白云山庙会做斋醮时的一种大型活动。使民间的“转九曲”成为道教祭祀活动的一项内容。
“转九曲”这项耗资比较大的活动，不是所有的山乡村民都能普遍组织起来的。“转九曲”先得提前布好九曲阵，即在村外广场或耕地中选出一块平坦近百亩地的大广场，先用1.2米高左右的包谷杆或高梁杆365根(象征一年365天之意)，依次排列为19根为一排的正方形图阵。每根杆子相距1.5米，杆顶各装一盏彩灯。彩灯可用纸糊成红绿两种方形高约5厘米的小灯，灯中点燃烛蜡。更多的则是村民们将白萝卜砌成两节，将萝卜挖空添上灯油、装上灯捻儿，绑在每根杆顶上点燃即可(也有的用大土豆切为两半做灯碗用的)。“转九曲”所需的365盏小灯，皆由当地群众自愿制做捐赠的。365根包谷杆栽好后，再在阵南面搭起两座高大彩门，一是进阵的入门，一是离阵的出门。由入门开始用绳子向右侧将每根杆子连结起来，围成为一条1.5米宽的围曲迥环游转通道，阵中再架设由木(东)、水(西)、火(南)、金(北)土(中)、日(太官)、月(月宫)、罗侯、计都(称“九瞿)组成九座灯山，也有的叫做城子。灯山多为高杆上装饰各种彩灯，或在高约1.8米直径约1米的方木架上排放多层小油灯即可，以使其与365根灯杆加以区别。入夜之后会长发号施令，宣布游转开始，鞭炮燃放，锣鼓齐鸣，在巫师、伞头的率领下，秧歌队在入口处纵情扭跳，高唱祭歌，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消灭灾难，然后率领广大群众排成两路纵队开始游转。游转时群众只能跟着秧歌队依次按着通道指引的方向前进，不能随意翻跨隔绳也不能向回走动。参加游转的每个人必须从入门进阵绕转，从出门离阵才行。转的时间由参加人数多少而定，少则也得三、四十分钟，如果走走停停，大家彼此隔绳交谈问好，估计最少也得1个多小时方能转出来。有时上年纪的老人或小娃娃还常迷在九曲阵中找不到出门，转不出阵来。人们认为参加了“转九曲”可以消灾免难保平安。因此，当地群众听到哪个村今年举办此项活动的消息后，甚之赶上几十里都要参加。转至午夜时，会长发令连放三声火炮，即宣告游转结束，众人争先抢灯，抢到一盏灯后，认为福贵将至心中格外兴奋。也有认为抢到一盏红灯以后将会生个男娃，抢到绿灯认为将会生女孩。凡抢到灯者，第二年组织“转九曲”时，必须自觉地送来一盏重新制作的新灯来。也有的群众还主动向神会送灯，为“转九曲”活动进行捐资赞助，以表自己对神的虔诚和信奉。
“火塔塔”：雅名称“鳌山”，属当地一种古老的祭祀遗风。每逢正月十五夜晚，人们常在村中广场或十字街头用当地易燃的大块煤炭或木柴摞成高约丈许的塔状形炭堆，称之为“火塔塔”。塔堆上插着挂满纸钱的长竿迎风飘舞。塔堆南面两侧各用木牌立座山神和土地神的灵牌。广场四周再用黄土堆起五座高约一米的土堆，称为“五方土”，让群众向五方土烧香燃炮进行磕头跪拜。入夜，点燃火塔塔前，秧歌队在巫师或伞头率领下绕场扭跳，至塔堆前，由巫师唱神歌，秧歌队依次向山神、土地神灵牌磕头跪拜，跪拜结束后，神会会长将火把交给巫师，巫师走至塔堆前，用火把点燃火塔塔。此刻，火光熊熊、铁铳齐鸣、锣鼓大作、唢呐高奏，炽热的气氛和壮阔的场面，以及无数群众的欢呼雀跃，使正月十五的夜晚，成为欢乐的海洋。秧歌队围着火塔塔欢跳，如同原始氏族部落人群围着篝火高歌狂舞一样。秧歌队表演结束后，常请弹唱小曲或陕北说书艺人围在火塔塔四周进行演唱。村中长者或神会会长根据火势风向预测来年的收成。有时群众围火而坐看秧歌、听小曲直至鸡叫后方才尽兴散去。至今，陕北各地仍有此项活动，只是免去了繁琐冗长的祭祀程式，仅保存围着“火塔塔”高歌狂舞的活动形式。
“火判”：每逢春节，陕北一些村民常于年前腊月在村中十字路口或广场上，用黄泥堆塑成狮子、老虎，或者判官、门神等形象。泥塑高约1.5米，腹内挖空，形象威武，造型生动。正月十五夜晚，用煤炭或木柴在泥塑腹肚内点燃，火苗从泥塑形象的鼻、眼、耳、口甚至肚脐眼冒出来，仿佛泥塑在火中燃烧，称之为“火判”。无数群众争先恐后地挤到火判前，举起双手在火苗上燎烤，据说可以防止冻手。其实是人们对双手的一种颂扬。正是人类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未来，创造出幸福。陕北群众对“火”是非常敬崇的，很多人家每逢春节或正月十五夜晚常在自家的窑前或院落中点燃火堆，全家人要依照辈分年龄从火上跳跨过去，即使有些家人在外未能回家过年，也要将他们衣物拿上一件在火苗上燎一燎，认为“跨火”之后，可以消灾免难、除病驱邪、确保平安。
(2)老秧歌
流传于陕北广大地区的一种传统秧歌，它与神会秧歌的区别在于如下几点：组织活动不是以神会会长为领导，而是当地的秧歌头或老艺人为核心。秧歌队中没有巫师，火旦等人物，只有两名伞头成为整个秧歌表演的指挥，秧歌队的角色(即“身子”)皆由男性扮演，文身子(即包头)也是男扮女装的，其秧歌表演的程式、内容、形式，皆按神会秧歌的模式进行。由于不是以神会为核心所组成的秧歌队，不强调“起场”、“谒庙”活动时的祭祀神灵的礼仪。往往由艺人采取召集会议的方式进行动员、安排、分工、组织，属于民间群众春节闹秧歌的一种自发活动形式。表演时，以传统秧歌为主，不象新秧歌哪样从内容上、形式上、风格上、表演上，以及角色人物的设置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这种秧歌介于神会秧歌与新秧歌之间的一种传统秧歌表演形式，称之为“老秧歌”。
(3)二十八宿秧歌
流传于佳县沙坪村的一种古老秧歌形成。由一名伞头扮做刘秀，身后跟随着二十八名队员分别扮作刘秀麾下的邓禹、姚期、马武、岑彭、杜魏等大将。其中有这么一段唱词：“五月里来五端阳，刘秀十二走南阳，姚期马武来救驾，二十八宿扎昆阳。”这种秧歌把历史人物神化了，认为刘秀是紫微星下凡，姚期、马武是天神二十八宿星象，共同辅佐刘秀灭王莽建立东汉王朝的故事。传统戏曲中的《上天台》一剧就讲的是刘秀灭王莽的故事。
二十八宿又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天象图。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曾候乙出土编钟的同时，还在一只漆箱盖上发现一幅绘制着二十八宿图案，图案中心写个“斗”字。围绕“斗”字一圈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着二十八宿名称，两侧还绘制着青龙与白虎的形象。这件文物的出土说明我国远在两千多年前，已有二十八宿星象的说法。佳县沙坪村的二十八宿秧歌虽说是表现刘秀灭王莽的故事，但充满着“阴阳五行”学说和道教色彩。二十八宿秧歌是依照金、木、水、火、土、日、月、组成的。每组星象由四人组成，共计二十八人。这种秧歌形式表现着当地群众祈求五行相生、相克、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的愿望。据佳县白云山道观道长张明贵介绍，二十八宿和五行紧密结合，即东方四星宿为甲、乙，属木；南方四星宿为丙、丁，属火；西方四星宿为戊、已，属金；北方四星宿为庚、辛，属水；中央四星宿为壬、癸，属土。二十八宿的具体名称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嘴、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民间则将二十八宿以动物形象命名，从神秘化趋向生活化。具体称谓有獬、狼、犴、虎、猪、猴、蛇、龙、蛟、牛、狗、羊、豹、*(左犭右俞)、猿、蚓、貉、蝎、雉、獐、兔、鼠、鸡、马、狐、燕、乌、鹿等。两种称谓在民间与五行学说形成了有机结合如亢金龙、角木蛟、箕水豺、尾火虎、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等。阴阳五行与二十八宿学说，不仅影响着民间秧歌活动，还渗透在群众的生活中，如农村木匠将锯子称作“奎木狼”，将画线用的线斗子称作“角木蚊”。农村盖房合龙口时贴有“合龙正遇紫微星”的对联，祈求吉星高照、吉祥如意、四季平安之意。
佳县沙坪的二十八宿秧歌的人物扮相和化装，皆按传统戏曲帝王将相装扮。刘秀扮皇帝手执黄罗伞，身后的马武、姚期等人物穿战袍各执兵器，动律沉稳、庄重、威武似大将出征，如天兵天将下凡。其表演程式与神会秧歌类似，包括“起场”、“谒庙”、“排门”，“搭彩门”、“踩大场”等礼俗程式。
(4)新秧歌
1942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是以革命的文艺思想、观点，对传统的陕北秧歌进行的一次改造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推动秧歌运动的广泛普及，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起到了较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亿万军民跳着“胜利秧歌”、“解放秧歌”、“翻身秧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延安新秧歌运动将永远载入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史册里。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积极深入生活、深入斗争，以革命文艺为当时抗日战争和边区大生产运动服务，揭开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新篇章。同年9月2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丁里同志写的《秧歌舞简论》的连载文章，总结肯定了秧歌活动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文章认为秧歌活动具有集体活动的广大群众性，能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秧歌舞是随着群众的进步而发展的。同时，也指出秧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不足，即形式的相互凝固性；包罗万象不够集中缺乏深刻思想内容，舞姿与内容的游离现象，引起了延安艺术界对民间秧歌应如何创新发展的思考。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广泛兴起，要以1943年春节延安鲁艺新秧歌队开展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活动为契机。1943年2月9日(农历癸未年正月初五)鲁艺组织的新秧歌队，首先带头走向延安街头进行宣传和拜年活动，鲁艺秧歌队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不仅以秧歌为主，还包括腰鼓、旱船、推小车、挑花篮，以及新编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同志的精彩演唱，诙谐风趣地生动表演，活泼、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新秧歌的出现不仅让延安的广大军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成为倍受延安军民欢迎的好节目、新作品，还显示民间秧歌经过创新发展后的勃勃生机。鲁艺秧歌队的音乐伴奏，是在以往锣鼓唢呐的基础上，又增添二胡、笛子、口琴、小提琴等弦乐伴奏；并将过去传统人物改为工农兵形象；将伞头改为手执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的形象；在队形图案变化中创造了五角星图案。使传统的民间秧歌从组织上、内容上、形式上、表演上、服饰上、伴奏上、动律上、风格上等进行了全面创新发展，赋予民间秧歌新的生机和活力。鲁艺新秧歌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发展，新秧歌剧的创作应运而生，不仅讴歌了当时的抗日战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的大生产运动，还鼓舞推动了边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革命精神，同时新秧歌运动为推动群众性民间舞蹈活动，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好创新发展，以适应历史的要求和时代发展，以及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立和民族歌剧的创建，包括对革命文艺干部队伍和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4年农历正月下旬，中共中央文委组织了当时边区文艺界八个秧歌队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进行了表演，检阅了一年多来新秧歌运动的成果。同年8月8日，西北局文委和文教大会筹委会召开座谈会，讨论文学和秧歌剧创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秧歌活动，要求一区有一个秧歌队。1944年10月14日～16日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艺术组还向大会专门介绍了秧歌活动的发展与经验，在闭幕大会上还对秧歌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刘杰仁等一批秧歌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鲁艺秧歌队等单位，荣获个人特等奖和集体特等奖。据此次大会统计，当时全边区约有994个秧歌队组织，几乎遍及整个边区党、政、军、民和机关、学校、单位，按当时边区人口统计，平均每1500人就拥有一支秧歌队。生动说明了当时秧歌活动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发展。
1945年2月23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十一日)，当时著名的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等，率领秧歌队到枣园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秧歌队表演了反映延安南区供销合作社发展事绩为内容的《小放牛》，反映农村妇女积极投入生产活动的《纺织》等。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向秧歌队做了热情的讲话。毛主席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要叫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周副主席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高兴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脚秧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讲话，是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的高度评价和赞扬。1946年正月十五日，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率领延安六乡秧歌队向边区政府拜年后，又率队赶到王家坪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热烈祝贺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取得八年抗日的最后胜利。毛主席看完秧歌表演后，还与秧歌队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至今仍在延安纪念馆陈列展出。照片中毛主席身旁的一个年轻伞头名叫李应海(1916年—)，如今早已年过古稀，回横山县老家居住，至今他仍保存着1946年给毛主席表演拜秧歌时用的灯笼伞。80年代中期，他仍手擎着当年的灯笼伞坚持担当每年春节闹秧歌的伞头角色，带领当地群众继续不断地跳着矫健、欢快的民间秧歌。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对陕北秧歌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今，许多地方的群众以跳新秧歌为主。特别是当地的机关、工厂、部队、学校每逢春节闹秧歌时，均组织各种秧歌表演。一些传统的“起场”、“谒庙”活动已取消，将挨门依户的“拜年”活动，改为各机关、工厂、部队、学校之间的相互访问拜年祝贺的春节活动。秧歌队的角色，多为统一着装的青年男女形象，有的统一拿花扇、有的统一执花伞、又有的统一挑花蓝、或舞红绸，以增强秧歌的舞蹈性与形式美，类似广场的群众歌舞表演。一些传统的与秧歌内容无关的丑角人物均删除掉，使表演更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动作刚劲有力、节奏欢快激越、情绪激烈奔放、舞姿优美洒脱、气氛浓厚强烈，使传统的民间秧歌充满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意识，显示民间秧歌新的生机与活力。
(5)小场秧歌
在陕北大场秧歌中穿插表演的其他小型民间舞蹈节目，均可称为小场节目。如水船、腰鼓、跑驴、大头和尚、霸王鞭、顶灯、竹马、火流星、乃至高跷、狮子等，均可以溶于秧歌舞队之中，其中如踢场子、对子秧歌、干货场子等，则与陕北秧歌在风格、表演等方面近似，属于陕北秧歌范畴，群众又习称其为“小场秧歌”。
踢场子
流传于陕北各地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地最为普及和具有代表性。是一种兼溶舞蹈性、节奏性、技艺性、表演性于一体，并具有完整的形式结构和思想内涵的一种民间舞蹈。它既可以在大场秧歌舞队中做为一种小场节目穿插表演，又可以单独在舞台上演出。从表演形式区分，可分为“二人场子”、“三人场子”，以及由四人、六人、八人乃至十六人等表演的“群体场子”。如按表演风格区别，又可分为“文场子”、“武场子”、“丑场子”三种。“文场子”又称“软场子”、“胭粉场子”，以抒情欢快、活泼、热烈的情绪与节奏，细腻、俊秀、文静、轻盈、优美的动律与舞姿表现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武场子”又称“硬场子”，在舞蹈表演中吸收融会一些民间拳术的动作和套路，包括踢打、跳转、跌叉、滚翻等技巧，突出英武、潇洒、豪爽的形象以及粗犷、奔放、激越的风格特色。“丑场子”又称“老人场子”、“蛮场子”，皆由秧歌队中扮演蛮婆、蛮汉的角色表演，动作夸张滑稽、表演诙谐风趣，在扭曲变形的动作形态中，具有“丑中见美”的效果，以突出老头老婆之间戏耍挑逗的乐观性格和生活情趣。
“踢场子”中的男角称“挎鼓子”又叫“鼓子手”；女角称“包头”、“旦角”(过去皆由男扮女装)。“挎鼓子”按传统戏曲中的武生打扮，多穿黑色紧身夸衣，下身穿黑灯笼裤，扎大带，穿快靴，头扎英雄巾(或扎白毛巾，结系前额)，再戴一顶花帽圈(即将草帽顶取掉，帽沿四边各装饰一朵由红绿纸叠成的折扇花)，有的手中拿把绸彩扇，有的还戴黑髯口扮老生相。也有的穿对襟秧歌彩服，腰系红绸即可。不论穿着什么服装(应以当地具体条件所定)，但挎鼓子必须头戴草帽圈。“包头”按传统戏曲小旦装扮，包大头，穿大襟彩服、彩裤和百褶裙，脚穿红绣鞋，一手执彩扇，手握红绸绢。有的地方没有传统戏曲的行头和服装，男角扮“包头”时，多戴长辫假发，插鬓花、或者包头巾插花即可。“老人场子”的角色均按蛮婆、蛮汉打扮即可。
表演“踢场子”时，除了用锣鼓和唢呐伴奏外，还加上传统戏曲武场中的干鼓或爆鼓(即常说的边鼓)，节奏丰富多变、鲜明，常用的锣鼓点有[长流水]、[半起槌]、[底槌]以及[五花槌]、[双起槌]、[硬三槌]、[凤凰三点头]等，其中最具节拍的交替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节奏感与对比性。唢呐常吹的曲牌有[大摆队]、[得胜回营]等。表演时，打击乐鼓点与舞蹈动作一招一式紧密结合，唢呐吹奏主要烘托舞蹈表演的情绪气氛，其速度和快慢节奏要与舞蹈表演结合一致。
“踢场子”舞蹈性强，并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动作语汇同于陕北秧歌的“十字步”、“三步一跳”等扭、摆、走、跳风格。扮演“踢场子”的演员，大部分是陕北秧歌舞队的演员，在大场表演中他们与全体队员一样尽情地欢快扭跳。当他们进行小场表演“踢场子”时，其动作韵律、节奏确有着非常丰富的变化。“包头”以“跑圆场”为主，要求轻盈欢快、活泼流畅，似“风摆柳”、“水上飘”，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少女天真、纯朴、活泼的性格。常用的动作有“凤凰展翅”、“摆裙步”、“抱扇步”、“抖扇步”、“绕扇花步”、“翻扇步”、“托扇步”、“扑面照镜”、“偷看遮面”、“面花”、“转身芙蓉花”、“整容”、“摘金环”、“抱扇跳”等数十种动作，而最有难度和绝活的动作要数“跌软腰”。体态轻盈、舞姿婀娜、身段优美、节奏欢快，以花扇与红绸手绢的交替飞舞，增添舞蹈表演的色彩与喜悦气氛，淋漓致尽地表现出陕北少女的青春活力和对幸福生活的执著追求和向往。
“挎鼓子”的动作刚健、有力、洒脱、大方。常用的动作有“跪步摆手步”、“跪步转扇”、“金鸡独立”、“猴相点步”、“摆手平步”、“金猴拜佛”、“踏步看”、“右挡步”、“冲拳”、“跳步看”、“吸腿龙爪”、“跪步龙爪”、“二郎担山”、“商羊龙爪”、“马步龙爪”、“拧身抓风”、“上步击掌”、“抓风抱拳”、“双打脚”、“三脚不落地”、“二起脚”、“跺步抓风”、“旁踢腿”、“后飞雁”、“压腕耸肩”、“扫堂打地”、“跨腿盖跳”、“藏手蹲”、“击肘翻身”、“单腿跳”、“藏手栽拳”、“凤凰双展翅”等数十种动作，在表演“武场子”(又称“硬场子”)时，表演者还吸收融汇民间的一些拳术套路与动作，并能打“虎跳”、打“飞脚”、拧“旋子”、翻各种跟斗等毯子功的技巧，使表演更加粗犷、奔放、刚健、豪爽。特别在表演中，肩部的前后摆动，头部自如摇晃，形成了与全身动作节奏的变化和协调统一，不仅更好地抒发表演情绪，而且使“踢场子”更突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风格，使动作的韵律性与内在思想感情有机交溶在一起，展现出陕北小伙子乐观、豪爽的性格，喜悦、健美的形象。
二人场子
是陕北踢场子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是以表现青年男女生活的双人舞。在锣鼓和唢呐的伴奏声中，“包头”先上场，表现少女的梳头、装束、整装、照镜等过程，“挎鼓子”跳上场看到心爱的姑娘后，两人戏嬉、玩耍、挑逗、追逐，表现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或似一对新婚小两口在蜜月时玩耍取乐。两人在表演中突出情的交流和意的配合，动作之间要相互协调对应。常用的双人对舞动作套路有：“吸腿打脚”、“转身对手”、“扑打花架”、“相背转身”、“野鸡钻膀”、“双摆手”、“相互窥看”、“女跑男撵”等。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一对青年男女相互眷恋爱慕的心情。特别是绥德县扮包头的李增恒(1928—)艺名称“六六旦”，因在家排行老六，又学跳的是旦角，故得此名，与扮挎鼓子吴继业(1921—)两人表演的“二人场子”，被当地群众赞誉为一绝。群众赞誉说“看了六六旦、三天不吃饭；看了六六走，好似喝烧酒”。“六六的走，风摆柳，六六的跑，水上飘风”。他那娴熟的技艺、精湛的表演、优美的舞姿、动人的情绪，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个天真、活泼、纯朴、可爱的少女形象。他那一扑一闪、一逗一嗔、一动一静、一招一式，以及具有绝妙、精彩、独道的“跌软腰”堪称一绝，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地刻画一位少女初恋的那种含情脉脉和具有羞涩和喜悦的复杂感情，令观众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吴继业动作刚健，潇洒优美，肩部的摆动与头部的摇晃协调自然，特别是质朴的情感与憨厚的性格，塑造出一个典型的陕北后生小伙子忠厚、勤劳、刚毅的艺术形象。他俩是一对表演“文场子”最好的搭挡，不仅配合默契，合谐自然，互衬互映，协调一致，而且在毕生的艺术表演中，对“二人场子”有不少新的语汇创造，如“芙蓉花”、“绣女提竹篮”、“虎头抱拳”、“跌软腰”、“跳转扑打”等，为对推动“二人场子”的发展与创新提高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武场子主要流传于佳县、吴堡等地，其中以佳县沙坪村李安福(1928年—)表演的“挎鼓子”最有代表性，其动作刚劲有力，舞姿洒脱奔放，扮相英武矫健，情绪热烈欢快。此外，在武场子中的“挎鼓子”演员，有时还挂着传统戏曲的髯口，扮成武老生相。一老生与一少女配对表演，表现老夫少妻之间的挑逗与戏耍之间的生活情绪。“挎鼓子”在表演中，要突出摆动髯口的技巧以及民间拳术套路，以增添武场子表演的色彩与技艺。
三人场子
由一男两女表演的三人舞称为“三人场子”，其内容主要表现旧时大小老婆争风吃醋的情节。虽说其内容具有一定的封建糟粕，但做为一种三人舞形式在陕北民间秧歌舞蹈中仍是不多见的。一个挎鼓子扮演丈夫，两个包头扮演大小老婆。大老婆稳健、持重；小老婆天真、活泼。三个人彼此相爱又吵闹争斗，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戏剧矛盾冲突。舞蹈动作基本与二人场子相同，在队形、图案的变化中多用大场秧歌中的“牛眼睛”、“剪子股”、“跺四门”(又称“扎四门”)、“里外城”等。由于是三人舞，动作与画面的变化，强调对称性与彼此之间的烘托作用。至今，仍以距绥德县城以东30里无定河畔的崔家崖村的三人场子最为驰名。扮演“挎鼓子”的苏树旺(1926年—)、扮演“包头”的贺俊义(1935年—)和苏贵堂(1930年—)，已成为绥德有名气的踢场子艺人，他们表演的三人踢场子，已成为当今陕北三人场子的典型代表。
丑场子
又称“老人场子”、“蛮场子”，多由民间秧歌队的蛮婆、蛮汉扮演。大场秧歌结束之后，小场节目交替登场演出。有些秧歌队的蛮婆、蛮汉亦粉墨登场表演二人场子，其套路与程式基本与文、武场子类似，只是动作夸张、变形、以笨拙和滑稽的舞姿表演，以塑造年事已高，憨态可掬的陕北老婆、老汉之间的戏嬉、挑逗、玩耍的情趣，大有老顽童的一种稚趣，做到丑而不俗，丑中见美，属于一种民间喜剧性舞蹈表演形式。
群体场子
即由4人、6人、8人，甚至12人、16人表演的踢场子节目，属于一种民间集体群舞表演形式。表演时，男女角色人数对等，其动作与套路是在二人场子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突出强调舞蹈表演的整体性与造型性。1942年新秧歌运动之后，多由青年男女表演，更增添了踢场子的生机与活力，并使其表演性得以强化。1958年绥德县曾组织过40人表演的集体踢场子《同庆丰收》的舞蹈节目，同年荣获陕西省群众艺术调演创作、表演一等奖。此外，民间也曾流行过四人表演的丑场子，即在蛮婆、蛮汉的基础上，再增添一名妖婆(或卖豆芽女子)和一名算命先生(或乞丐、书呆子等人物)。即由四名男女丑角表演的形式，称其为四人丑场子。
杂角场子
顾名思义，杂角场子是由陕北秧歌舞队中一切杂角上场表演的踢场子形式，大场秧歌表演结束后，秧歌队中的马排子、货郎担、孙悟空、猪八戒以及骚达子、算命先生等各色丑角，均可在统一的锣鼓唢呐伴奏中，进行即兴表演。孙悟空可以翻跟斗与猪八戒、沙和尚簇拥着唐僧表演《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马牌子可以表演跳加官，表现除魔打鬼的事；货郎担与妖婆子共同表演买卖花线姻粉的生活情景；算命先生与乞丐表演算卦占卜的内容。此刻，场中各色杂角成对成双的尽情表演，形成一种各具特色的舞蹈交融会合场面。夸张的表演、多种的内容、不同的人物、在统一合谐的锣鼓和唢呐伴奏中，各展技艺、各显才能、互衬互补、相得益彰，使小场秧歌呈现出一派欢快、喜悦、热闹、多彩的场面，将秧歌表演推向高潮。
干货场子
是小场秧歌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所谓“干货”，是指不用锣鼓、唢呐伴奏，而仅仅依靠表演者手执的三才板、四页瓦、小木梆、浑身响、渔鼓等击节器具，进行边敲边舞边唱的小场表演节目。因而，又称干货场子为三柴板，也属秧歌表演中常见的形式。所唱的《五连厢》是干货场子的代表曲目。
干货场子表演时人数不限，少则10人、8人，多则可达20人。不论人数多少，须成偶数，要求男女各半。男角可扮生相、丑相或老生模样，手执各种击节器具；女角一律扮旦相，手执彩扇或绸绢，边歌边舞，动作没有严格程式，皆由演员即兴发挥。比如表演《五连厢》时演员齐唱道：“你把你的三才板儿、四页瓦儿打起来。我把我的浑身响筛上几筛……”时，场外观众也可根据演唱节奏引吭接唱，气氛热烈，情绪红火。常演唱的曲目还有《苏州请客》、《杭州买药》等。也有的地方表演干货场子时，演员仅限为两男两女四人表演的形式。
对子秧歌
在子洲、清涧、子长等县的陕北秧歌大场表演后，有时在小场节目表演中穿插一些以演唱民歌为主的表演形式。具体包括为：“闹回回”和“闹丝弦”两种。“闹回回”是次遍数字词的意思。一回就是一次一遍。“回回”即多次多遍的秧歌演唱。
“闹回回”俗称对子秧歌或会会秧歌。一般由4人或8人(男女各半)参加表演。演员均穿传统戏曲生、旦角服装，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上场后，先走“安角子”、“转圆”等队形，走完两圈后一男角击掌为号，众演员原地转身，男角作“托天势”；女角做“跌软腰”。鼓乐骤起，演员开始进行对唱表演，常唱的曲目多为《打花盆》、《夫妻逗趣》、《捎金簪》、《观灯》等。唱完一段后边扭边跑转一圈队形回至原位，再继续演唱第二段，如此反复直至唱完为止，曲调多为一曲多段互问互答进行对唱的分节体形式。演唱表演时，也可用管子、四胡、竹笛、三弦等乐器进行伴奏，突出载歌载舞的特点。在春节陕北大场秧歌表演过程中，参杂些以民歌或二人台演唱为主的歌舞形式，更别具一番风味。常演唱的曲目有《织手巾》、《十里墩》、《十把扇子》、《搭戏台》等，更丰富了陕北秧歌的形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