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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师



    闲来读民国文人学者大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大多做过教师。有的人像朱自清,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有的阶段性以教书为生,如鲁迅。

    他们在三尺讲台上,各具情怀,各有神采。甚至有的人也许并不算一般意义上的好教书匠,但自以其人格、学识、性情,影响了千千万万民国青年学子。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听课。当时旁听过先生上课的鲁彦回忆:“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呼吸的声音。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得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教过写作课,他的高足汪曾祺回忆沈上课的情形道:“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读了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在课堂上也是一派朴实真诚的乡下人作风。

    闻一多讲中国神话,非常叫座。“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不光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来听。教室里常常满坑满谷,座无虚席。

    吴宓(雨僧)先生,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他讲《红楼梦》也很叫座,听课的学生很多,女生尤其多。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始讲课。这种做派,就颇有贾宝玉的风格。

    金岳霖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哲学教授,他上课点名,很有特点。

    金先生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金先生教逻辑,有个学生叫林国达,他很欣赏。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徐志摩是诗人,他在讲台上也不失诗人本色。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

    行文至此,有些慨叹,余生也晚,不能到这些大师的课上亲聆大雅之音。近百年之后,回想当时盛景,仍不禁心向往之。

余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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