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
孙达生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
有几个问题，在我见到的资料中介绍得不够清楚，值得进一步探讨。
散见于各省资料刊物上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也不少，多为当事人所经见的事实，以及正反两方面人士披露的材料，都是编写历史的宝贵素材。其中有些是用现在的观点，来叙说当年的事件，甚至有人写资料要“对口径”，还有些情节可能有顾虑，未涉及。这一类现象，我曾和苗勃然谈过，还准备和澜波、刘鼎两商谈，因时间不便，尚未进行。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不应简单化为“兵谏”。一是张、杨本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方面的材料介绍较多。张学良不同于张作霖，他是从封建军阀集团，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人物。他在东北的经济文化设施，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及他对士兵、学生、民主人士的关系，都有所表现，这方面的材料，介绍的不多)，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展到联合红军，扣蒋介石，争取改组南京政府，在大西北建立抗日后方，联合苏联。这决不是一般的争权夺利的内战，这就把蒋介石南京政府，从政治上缴械了。所以蒋介石逃出西安之后，只能用“军纪、军令”来作反击的武器，十分无力。二是西安事变经一年多的酝酿，使苏区红军和农民土地革命、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上海民主救国运动，和张、杨的军事发动，扩大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这些斗争汇集起来，形成北伐以后第二个革命高潮。它不同于以往汪、胡反蒋，阎、冯反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也比红军单独进行长征、东征，具有更大的政治优势和群众基础。
张学良与几方面的关系
关于张学良从拥蒋、赞成法西斯打内战，走向反蒋、联合红军抗日，最后演成捉蒋放蒋，自己被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有些具体情节，外人不清楚，甚至他自己不明讲，到现在他也不会直说。
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
有的资料说张氏父子从未杀过共产党人，这是因为东北地区未受过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的洗礼，我党的力量也未发展起来，张氏父子政权未受到革命群众的威胁，也缺乏和共产党作斗争的经验，他们没有蒋介石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的感受。张氏父子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所以他们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倒是北满的白俄和南满的日本人，反共很凶。张大胡子杀了李大钊等，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张学良则认为共产党人士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为应付蒋介石的追查，不得已在武汉杀了潘冬舟，在西安杀了董道泉(董团长未入党，但与红军合作，接受地下党领导，解胡宗南围攻二方面军时立过功)，然后又抚恤他们。张作霖在1927年杀李大钊同时，张学良收留了黎天才这个叛徒，为他工作(据说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捕叛变，张学良利用他对付地下党，在奉天纱厂，破获少奇一案，就有他从中策划，分析案情，扩大侦察。直到西安时，他仍作为张的亲信，与曾扩情分任政训处正副处长)。
张学良从武汉“剿共”之后，就逐渐产生不愿打红军的念头了。他是从自己被利用，实力消耗，不得补充，抗日无望，才想离开南京政府，自己举起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旗帜。但他带着大批流亡军队，一旦离开南京政府，没有经济来源，他说过：“东北军没有接济，不用打日本，不出三个月，饿饭也得垮台。”他指望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这是马占山、李杜向他讲斯大林亲口许过愿。他说：“过去蒋介石北伐，靠苏联派两条船运来军火；冯玉祥五原誓师，靠苏联派200辆汽车运来军火；我要打日本，也得取得苏联的外援。”为此，他托李杜等人向苏联疏通，通过盛世才找苏联，派栗又文去新疆，即为此事。但他顾虑在1929年为争夺中东路，打过奉俄战争，现在又代蒋介石“剿共”内战。他才想不仅要退出内战，还得进一步联共，通过中共中央的关系，才能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在“双十二”扣蒋之后，他极为注意苏联的反应。他从广播中，收到《真理报》连发二篇社论及斯大林的谈话，严斥张、杨是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日本帝国主义当开路先锋，是民族的罪人，他才大失所望，也无心与周副主席再作商谈了。他对共产党提出的和解、抗日还得拥蒋，说中共比他和杨虎城还软；再加上曾表示支持他的各方实力派，一时无积极响应；他的内部也发生叛变。他感到自己孤立了，认为既然各方面不赞成他的义举，那么自己能请神，也能送神，送蒋回南京请罪吧。如果接受他抗日的要求，他愿上前线，戴罪立功，不接受他抗日的要求，再下野出洋算了。我在10月中旬出狱后，和他最后一次谈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联共，决不可加入共产党，因为由我们东北人举起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旗帜，最有号召力。如果参加到党派斗争里去，人家会说是借抗日口号，争权夺利，号召力不大，甚至有的人害怕，不敢参加了。”又说：“联合红军是一定的，陕北红军几千人，军需给养，我们包下来，不过增加一个师的负担。”同时又说：“只有到山穷水尽，逼上梁山时，我们就得破釜沉舟地干了，那时候我们什么也不顾忌，我领着你们，一起加入共产党，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个情节，我在保定向周副主席汇报过，周问我，张能加入共产党吗?我说他这话是骗人。事后我想，他说这话也有可能。因为在1928年冬，他在沈阳毅然易帜，带着他的亲信，申请加入国民党，蒋介石也极力欢迎，派人送来10万党票，封他为中委。他有这个经验，以后再到共产党里入股，也可能是心里话。
张学良想通过我党搭桥找苏联支援
他起初认为陕北红军的朱、毛，不代表中央，解决不了联苏抗日的大事，一定要找上海的党中央，他托李杜给找。李杜于1936年3月介绍刘鼎来西安，6月，李杜又在上海找到邓洁和潘汉年。张在南京与苏联大使也有接洽，并通知驻新疆领事。回西安后，马上派栗又文、董延平去新，经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转报斯大林，允在平凉帮助建兵工厂。在1936年初，他与李克农见面，4月，在延安与周副主席会谈，都是再三考虑苏联的问题。苏联对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的影响，现在有些人不愿多谈了。张学良在政治上是想利用共产党和党的干部，为他谋利益。他并不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造自己的军队，和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这是他作为资产阶级代表、军阀实力派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也是他斗不过蒋介石的根源。
张学良联合杨虎城，也是逐步发展的
他初来西北，根本不想在西北久留，也不想联杨，仅仅是为了消除两军在生活上的小摩擦，联络感情，派人和杨有过接洽。杨也为避免纠纷，为蒋所利用，而主动向东北军表示好感。是杜重远、高崇民等人，在上海随后又在天津与南汉宸协商，按照党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而主动推动张、杨联合，及与红军联合，以大西北为抗日后方(这些意见，在《活路》小册子上有说明)。高崇民1935年11月到西安，通过杜重远的介绍，先找杜斌丞，又见杨虎城，进行商谈。张从南京回西安后，也接受杜重远、阎宝航等人来信的建议，授权崇民，为反蒋抗日继续联杨。随后，张、杨曾各指定四人，开联席会，互通声气。接着，张、杨本人也直接谈好合作，他才改变不以西北为抗日后方的想法，在西安买地皮，建东北新村，安置军属，资助竞存学校经费，在王曲镇两军合办军官训练团(他把团址设在城隍庙，后山绝龙岭，改名青龙岭，为自己修了小楼，准备正规办军校)，又决定把东北大学、东北中学迁来西安，撤换王卓然、王化一的领导，要杜重远、孙一民来办学。1936年7月，他在上海与杜重远密谈，请杜出狱后，来西北改组东大，并多邀一些民主人士、教授来西北，准备配合军事，组成政治班子，以与南京分庭抗礼。重远向他推荐救国会的一些上层人士，他最感兴趣，约了章乃器面谈，以为章可帮助他解决今后的财政问题。但是他对杨虎城仍不放心。他一度怀疑我与杨的来往，对他不利，经卢乃赓(卢广绩)、车向忱等人的解释，他又一转，告诉我说：“尽管杨本人无问题，但他周围的人不见得都可靠，要有人通南京，我们的一切都坏了。”又说：“友谊在政治上利害关头是不可靠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为此他说：“杨主任对你印象很好，我也考虑过，咱东北人能接近他的，你还合适，我要暗示一下，由他给你一个名义，靠拢他，注意他们的态度，有点风吹草动，随时报告我。”他在4月与周副主席会谈，在8月请陕北派博古、叶剑英来西安，都未与杨商谈过，最后放蒋回南京，也不是与杨事先谈好的，当然杨虎城与红军和中央的来往，也不会告诉张知道。从杨虎城的表现，始终对东北军是够朋友义气的。
“艳晚事件”是张学良对国民党的公开对抗
因为在南京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张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斥之为破坏“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汉奸反革命，接着急速结束与广西的冲突，集中主力向西北压迫。张感到已无商量余地，也急忙派人四下联络。他在上海秘密会见地下党，与在押的杜重远密谈，约会救国会领袖，派解沛然去广西见李、白，回西安后电请陕北派博古、叶剑英代表党和红军来西安，派栗又文、董延平去新疆，派苗勃然去绥远、山西联络傅作义、阎锡山，派人去天津接回高崇民，都是争取对蒋介石向西北压迫的对策。正赶上发生陕西省党部特务，在西北旅社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马绍周事件。他在8月29日晚上找省政府、省党部、总部的特务头子们问话，本意向他们施加压力，禁止他们随意捕人打击救亡运动。相反江雄风等人，当即均拿出蒋介石签发的逮捕令，指明栗又文、刘澜波、孙万发、马绍周是共党分子，立即逮捕法办。这使张大动肝火，但他又怕特务们拿到他联共的凭证，不好办，所以他一方面同意公开审讯这些人，又立即派谭海带手枪营，搜查省党部，目的是搜缴有何不利于他的罪证材料。第二天送我去受审之前，他一再问我是否共产党，如有证件落在人家手中，会给他添麻烦，让我马上逃走，他就不承认有我这个人。我声明我不是共产党，也无证件落在他们手中，他们完全是为打击东北人抗日而陷害人。他才提示一套对质口供，让我们公开宣传抗日，和国民党斗，并保证不准刑讯和解出西安。等他看过审讯记录，敌人未提出任何证据，才放心了，随后从国民党的监视下，转移放了我们。接着，他和杨虎城商量，开始调兵，从陕北调主力军向西安附近布防，固守潼关和老河口，准备要驻河北的五十三军，驻洛阳的炮六旅，配合控制陇海线，组织援绥部队，制定对日作战的计划。后来演变成“双十二”，捉蒋又放蒋，把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戏剧化了，断送了“三位一体”和以大西北为根据地的战略，则带有偶然性。
关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据我所知，党中央到陕北后，成立“白区工作部”，由周副主席兼部长，张浩兼副部长，李克农任秘书长，未听说中央另成立“东工委”。我于1936年10月到保安，即由李克农接待，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张浩由前方回来，也谈过工作。当时周桓在“破坏部”，负责瓦解敌军工作，后来改为统战部。在前线红军政治部内设有“敌工部”，做火线喊话宣传，及教育处理俘虏工作，周桓、刘培植，也参加过这方面工作。后来他两位也参加东北军工作，是否另成立过“东北军工作组”我不具体了解，但这也不是“东工委”。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只能是在东北军内部建立的共产党的机关。历史上东北军内共产党的活动很少，九一八事变后，有些学生共产党员，打入东北军，主要是驻河北部队，及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时，许多东北同志参加进去，做兵运工作。1934年东北军大部调华中，参加“剿共”内战，政训特务控制很严，有些共产党员被捕，失掉关系，很难活动。1935年下半年，向西北集中，被迫继续与红军作战，但这时形势大变，自上而下酝酿抗日、打回老家去，特务们控制不住了。因此共产党有条件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一种是利用社会关系从外边打入共产党员，一种是在职业军人中培养发展共产党员。在1936年春以前，东北军内还没有统一的正式的共产党组织机关，但陆续集中不少党员和进步群众，大致有以下几种人：1.由北平党组织派来的(包括平津特委，由柯庆施负责；军委特科，由南汉宸负责，东北大学特别支部，由张希尧负责)；2.由上海党派来的(主要是中央文委和中央出版部，通过我的关系)；3.在东北军内原有的党员，和失掉关系又找来的；4.陕北红军派来的，包括放回来的俘虏入党；5.“东工委”成立后，陆续发展的新党员，人数较多；6.还有其他个别关系或新从狱中放出来的。以上这些同志，因为开始没有统一组织可以接洽，也互相不了解，只能采取散兵线式的分散活动，随后尽量利用横的关系，以至建立临时的工作组织，设法接上中央的领导关系，再整顿和加强。这是当时白区党惟一的可能的活动方法，如果采取宗派主义、无原则的猜疑排斥、争正统，必然损害党的事业。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是1936年4月，由刘澜波、苗勃然、孙乃发三人发起的。刘澜波是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的本家兄弟，又与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是好友，他在1934年到武汉任骑兵军秘书，进行党的活动，1935年冬随军来西安。苗勃然在青年时即与张学良为友，在北平与南汉宸有联系，做情报工作，1935年春来西安，在金家巷做张的秘书，并与澜波接上关系(金家巷是张学良的公馆，成为与“剿匪”总部相对立的从事反蒋联共抗日的指挥中心)。孙乃发(我当时的化名)原在上海中央文委领导下做教联工作，后调江苏在省委领导下做工人工作，因与杜重远、高崇民、卢乃赓是同乡朋友关系，经他们向张、杨及王以哲、刘多荃推荐，并计划好与高、卢配合，来西安从事统战工作，公开以六十七军秘书和一○五师秘书名义活动。
我和澜波相识，是1935年冬，在崇民、乃赓出面主持的东北军中上层人士座谈会上开始的。当时我已得张希尧的介绍，了解他和栗又文的政治背景，所以我们谈问题能深入一些。在1936年4月我从洛川回西安，六十七军留守处宋处长给我一份军电看，是南京来的，警告王以哲“不得在军部窝藏共党分子”，我不能在六十七军留守处住了。刘多荃也知其事，他表示欢迎我住到他和黄军长合租的公馆里，这样我和澜波住在一起，研究工作更方便了。我俩将党的身份公开，并筹划将东北军内党的力量集中起来，建立领导机关。澜波提出金家巷的苗秘书是党员，参加进来有用。我们三人正式开会，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印发东西，署名DW。当时我们并未规定什么职称，大致分工是澜波负责各部队军官的统战工作，老苗负责金家巷张周围人的工作及搜集情报，我负责管外地来的同志及下层兵运工作。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根据红军开展反蒋抗日统战之条件，及“八一”宣言精神，促进“三位一体”，以大西北为根据地(即发表在《活路》上的文章)，继续调人建立机关，并争取早日与陕北中央建立关系。接着5月澜波去北平，和北方局有过联系。我于7月去上海，与中央文委取得联系。8月初，我从上海回西安，即在月底，发生“艳晚事件”，我和澜波被捕了。10月中旬出狱，我住省立医院治病，不久澜波陪同北方局的交通员王林和南方来的交通员梁明德找我，说中央来人，让我去陕北汇报工作，但未见到来人，后还说中央来电报，让我马上去陕北。我在11月初随他们去保安了，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后，分派在红大一科学习，未再来白区工作。
我到保安后，听周副主席讲，及“双十二”后与西安通信及来人讲，才弄明白关于“东工委”的一些变迁。
原来在我与澜波住狱期间，博古代表党中央来西安，与张学良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同时带来朱理治为特派员，负责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他们第一步就是对现有“东工委”改组，从来未和我见过面，谈过问题，不知何故说我来历不明，许多工作都在我手中，是非常危险的，必须把我调开送中央审查，并传说一些谣言，说我对抗中央，要去上海别有企图。我到保安当天，周副主席见我就说：“你这一来，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双十二”事变爆发后，有些同志建议让我回来，有些社会关系别人不能代替。博古说：“不能让他回来，他要回来一切都得听他的，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周副主席和我谈话前后有七八个夜晚，最后告诫我说：“你不懂党的组织原则，党是有组织、有纪律、严密的有机体。我们每一个同志，无论多么英勇有本事，要不善于依靠组织力量，是决斗不过统治阶级凶恶无比的敌人的。”又说：“光有理论无经验的人领导不了你，光有经验无理论的人也领导不了你，但是我们党要理论和经验都成熟的人，能有几个呢，所以在白区条件下，很难领导你，同志们都怕你。”
“东工委”三个发起人，第一个把我送去陕北不再回来；第二个刘澜波随黄显声调到保定五十三军去了，也离开“东工委”；第三个苗勃然，他不知何时让他当上“工委书记”，受“东工委”书记项乃光的领导，他不承认“东工委”的改组，说他受周副主席的领导，于是说他无组织，临阵脱逃。
大概是朱理治在9月份接起“东工委”的领导，指派东北大学来西北的几个学生党员，如项乃光、宋黎、敖明远、邹鲁风等人组成新的“东工委”，分派了书记、部长等职。这些青年党员，在学生中有些联系和工作经验，但是做东北军的党务领导工作，无论对张、杨上层和王以哲、刘多荃等高级将领，是起不了作用的；对中级军官，如应德田、孙铭九、万毅、贾陶等人也起不了作用；甚至进步人士高崇民、车向忱、卢乃赓等也不会重视这些青年的。但是这些党员能听话，帮助领导搜集点情报，传达意见，是有用的。结果在“双十二”事变爆发前后一二个月间，我和澜波、勃然都不在西安，张学良主要依靠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所谓少壮派，甚至黎天才、陈旭东等反共的亲信，和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王以哲、刘多荃、于学忠、何柱国等人行事。连高崇民、卢乃赓等人参与决策，也是独立行事。国民党特务施展离间计，拉拢上层将领，挑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使杨虎城也无法应付，“三位一体”维持不下去了。在旧社会搞政治工作，人事关系起大作用，光凭组织关系行不通。现在有些人表示进步了，当时他们对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也不是真心相待、真正接受领导的。于学忠在张学良去南京之际受命负责全军领导，但他觉得自己受国民党恩重，受封为中委兼领省主席，所以他一再向南京输诚，愿送妻子为质，决不背叛。何柱国在事变之际，是负责抗击国民党的参谋团长，东北军东调后，他的骑兵未动，并被升为顾祝同的副主任，参与封锁边区。
(1981年3月)
*作者当时系介入东北军早期的中共党员，曾负责发起成立“东工委”。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