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朋友与功臣——中共领袖视野中的张学良
[韩国]原良志 李平植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人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地方领袖张学良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段历史走向。他们之间有过兵戎相见的战场较量，更有过捐弃前嫌的携手合作。本文拟通过张学良在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作为，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共三代领袖对张学良的认识变化与历史评价。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奉系军阀集团已是中国政坛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身处权力核心，是奉系军阀重要人物。中共认为，军阀集团对内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动政治势力，对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他们上下其手，内外勾结，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
张学良奉父命参与了多次军阀混战。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率东路军第二梯队参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作为第三军军团长参战；1926年12月，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掌握北京政权，次年2月，张学良就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在河南指挥奉军与北伐军作战；同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张学良升任陆军上将。张学良此时虽未主政，他的参战系奉父命而为，但他究竟是参与了这些战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工具。1926年7月12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自从北方的国民军改退之后，奉直两派压迫人民比以前一天天的厉害起来。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勾结这两派军阀，正在计划怎样在中央在各地方建立军阀专政，以帝国主义者为后盾，并且利用买办官僚及国民党中之卖国分子，以扑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①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张作霖率兵入关，势力遍及北半个中国，他反共反人民、实行高压统治，造成中国社会的黑暗局面。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前，参与多次军阀混战，这或许不是其本意；历年来的战争，不论胜败，也可能增强了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但军阀战争的性质不会以其主观意愿而改变。1925年6月，张学良自己也坦承：“国人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买酷爱和平。”②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主政东北。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改旗易帜，服从南京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时张学良所代表的奉系军阀的性质并没改变，“国民党政府本就是地主阶级领导的豪绅政权，本就是封建制度的强有力的维持者，他自己不但是新军阀的政府，而且还要保存旧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如张学良的东三省。”①
张学良归顺蒋介石，造成的表面统一，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和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③各派军阀之间合纵连横、斗争异常激烈，从蒋桂战争，至蒋冯争端、蒋唐战争，最后发展到中原大战。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并未置身局外。蒋介石派员对张极力拉拢，终获成功。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一切听候中央处置”。第二天张率军入关，使蒋反败为胜，给蒋带来和 平。中共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和平，“不过是蒋介石张学良等军阀之间暂时的假和平”，军阀对于工农民众是不讲和平的，因为：“国民党是中国地主资本家的党、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党，各派国民党军阀政府(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汪精卫等等)自然就要想杀尽红军，消灭这些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区域。”④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重大侵华事件，东北沦丧，举国震惊，舆论哗然。“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东北的畅行无阻，中共认为事变对中国的发展前途，给予决定性的影响。“这事变给予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打击，群众的民族与革命斗争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⑤东北三省的沦陷，是张学良的军事滑铁卢，带给他的是无尽的耻辱。事实俱在，百口莫辩，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守土有责的张学良与东北军没有积极备战，拼死抗敌，当然负不有可推卸的责任。虽然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但执行者也难辞其咎。
东北丢失，华北告急，日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哈尔、绥远等地。不到四年，中国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本占领和侵袭。期间，张学良主张全国抗战论，指出抗战是东北军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他代蒋受过游欧归来后，拥护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于1934年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半数东北军南调豫鄂皖“剿共”。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时刻，蒋介石、张学良等不是把军队用到抗击日军的一线，而是驱赶到围剿红军的战场上，这自然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极大义愤。中共发出号召“停止进攻苏区，反对东北军南下，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⑥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之。”⑦
这一时期的张学良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察其言观其行，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看来，他无疑是反共反人民的“军阀”、“卖国贼”。
二
但是，时移势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欲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侵略中国的步子越来越大，从而引起三个方面的变化，即：国内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将降到次要地位；张学良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由反苏反共向联俄联共转变，并积极寻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渠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极大的可行性。由于这三个变化，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视野中，张学良的角色定位 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定性的“军阀”“卖国贼”等，在新的形势下，则存在着多种的转变可能，如果中共政策正确，时机适当，再加上张学良个人的抗日积极性，就有可能使张学良及东北军转变成为红军朋友和抗日的重要力量。
1935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党派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重要关头，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把张学良及东北军列为积极争取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⑧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不论其动机与立场，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与蒋介石的，都应联合起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中共的这一政策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与实现途径。在中国国内的政治派别中，争取的对象中只是排除了蒋介石集团，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极大的包容性。张学良与东北军此时在中共看来已完全有别于蒋介石集团，而成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工作对象了。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公开表明“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⑨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谈。周、张二人一见如故，快人快语。他们对抗击日本意见颇多一致；对反蒋还是联蒋，双方坦陈己见，增加了相互了解。为实现在西北地区红军、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大联合，中共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制订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要通过积极的争取工作，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走上抗日的道路。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共提出：“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共为实现这一目标，开展了上层、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对张学良寄予厚 望。毛泽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写道：“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抗战与内战岐途中的重要负责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迅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⑩天降大任于斯人，张学良在历史重任前，不推诿，能担当，立于歧途不再彷徨，与中共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首先在西北实现了红军、东北军与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
形势逼人强，此时的张学良及东北军已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眼中的朋友，成为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
三
1936年12月12日，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日子。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国的两位地方军政领导人扣押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中共的帮助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张学良甘做人质，牺牲的是个人，赢得的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蒋介石回南京后不得不下令撤退了包围陕甘宁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实际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基本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的期。因此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这一事件以其重大意义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界碑，张学良则是树立这一界碑的奠基者，毛泽东充分肯定张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11)
张学良的扣蒋，出于民族大义；张学良的被扣与丧失自由的牺牲，是实现抗日救国付出的宝贵代价。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张学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并在以后的六十多年中十分关心张学良的个人安危与健康，始终不忘“老朋友”。
1946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的协商会议上，肯定张学良“九年前拯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伟大成就。同年12月，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获得人民的谅解和拥护，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2)又过了10年，1956年11月，周恩来再忆往事，高度评价张杨是“千古功臣”。周恩来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成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在谈到张学良送蒋被扣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写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垂名千古的了。”(13)
以后，中共在西安事变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日时(十年动乱除外)，总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称赞张杨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1990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当年参加西安事变有关人士座谈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经常提到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邓颖超等同志都很关切张将军的健康。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杨尚昆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过去，周恩来同志讲到西安事变时，称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千古功臣’”。杨尚昆还说：“张学良先生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们与张学良先生已经半个多世纪没见面了，对这些年来张先生的境遇我们是十分关切的。”(14)1991年5月3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专程赴美，向张学良转达了邓小平诚恳欢迎张学良回家乡看一看的良好愿望。
1991年12月11日，北京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西安事变55周年，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号召人们“应该学习张、杨两将军为民族利益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们为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团结精神。”(15)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华民族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统一大业的新进展，更加显现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他指出：“在祖国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的局面下，全国各族人民表现出了高昂激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精神，这是推动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为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集中体现了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16)在新时期，这种民族精神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2000年6月3日，是张学良百岁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致电定居夏威夷的张学良，贺电说：“欣逢先生百年华诞，特致电深表贺忱!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将发扬光大。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颐养天年。”(17)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不幸病逝，江泽民发表唁电，对张学良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江泽民指出，张学良曾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抗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杨虎城先生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张学良先生生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西安事变的一次次纪念活动，一次次重要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肯定性评价，对于张学良、杨虎城所起的历史作用的高度赞赏。“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已成为中共三代领袖对张学良评价的定论。
四
中国共产党把张学良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的具体政治活动来分析和评价其所作所为。分析和评价的标准是人民的立场、实践的检验。阻碍中国社会全面进步，迟滞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和反共的行为，是应该否定的行为；挽救民族危亡，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与解放，有利于中国社会全面进步，顺应人民意愿的行为，则是应予以肯定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从当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评价人物，功过分明，不以过掩功，也不以功掩过。由于张学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急深重的条件下，作出西安事变的伟大壮举，顺应了人民的意愿，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从而赢得了人民的谅解，从而成为名垂不朽的“千古功臣”。
从1919年至1936年，18年的军政生涯，在中共三代领袖的视野中，张学良走过了一条由反动军阀、“卖国贼”到“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人生道路。
(原良志，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注 释
①《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②《与记者谈对沪案之意见》，《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③《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13第684页。
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7页。
⑤《中国共产党反对进攻红军告民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页。
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版，第417页。
⑦《中央紧急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⑧《八一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519页。
⑨《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⑩《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60—61页。
(11)《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12)西北大学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页。
(13)西北大学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1页。
(14)西北大学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25页。
(15)《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3日。
(16)《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2日。
(17)《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3日。
(18)《人民日报》，2000年6月2日。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