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族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张应超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对中国人民进行以后的革命事业起了先导的作用。
陕西和甘肃是毗邻的两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两省都是我国回族聚居生活的地区，所以两省辛亥革命的进程不仅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两省回族各阶层人士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并有许多举足轻重的活动，这是西北辛亥革命史的一个特色。当然，由于回族各阶层人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状况不同，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随着历史潮流的激荡，不仅同一营垒的人们并肩前进，就连昔日刀兵相见的敌人也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握手欢言。因此，回顾和研究这一段历史并以此为借鉴，对我们今天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陕、甘两省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回民的活动有较大的差异。参加陕西辛亥革命的回民主要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一直是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和依靠的对象。而甘肃参与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回民则主要是手握兵权的上层人，他们中不少人还经历了一个由敌对阵营转化的过程。尽管这些人的政治态度与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属于统治集团中的人物。
陕西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回民就参加了秘密的反清斗争，马玉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玉贵(1885—1957)，字青山，光绪末年在湖北入新军，以后到西安，在陕西新军任正目。他早年即加入了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由于他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在新军士兵和回民中很有威望与号召力。同盟会革命党人为了争取新军的哥老会成员和回族群众参加反清斗争，遂由同盟会骨干人物钱鼎、张聚庭等介绍马玉贵加入了同盟会。①马玉贵参加同盟会的行动，在陕西回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陕西回族人民这时的反清斗争，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比较单纯的反对民族歧视和封建压迫，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已经接受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为在中国建立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其次，在迄今所见的有关陕西辛亥革命的史料中，回民加入同盟会者颇为罕见，因此，尤为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中另一位哥老会重要首领、同盟会员张云山虽然是汉民，但因他早年曾在西安大学习巷李姓回民开设的磨坊当过雇工，和回民关系密切，②与马玉贵关系也很好。张云山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联络回民进行反清斗争。他与回民中的哥老会成员金启恒、白玉麟、海占彪、惠宗成、陈百寿等人结为三十六弟兄，共谋反清起义。③由于张云山的努力活动，团结了一大批回族群众，其中许多人都直接参加了陕西辛亥革命。
1910年7月9日(清宣统二年六月初三)，同盟会和新军中哥老会领导人在大慈恩寺(大雁塔)按照哥老会的传统仪式，“歃血为盟，共图大举”。④张云山、马玉贵均出席了结盟仪式。从此，同盟会陕西分会与新军中哥老会势力正式结成统一战线，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进入紧张的起义准备阶段。居住在西安的回民，也积极行动起来，马玉贵联络回民杨三组织500回民，编成一个营，由小皮院回民乌登瀛任营长，张云山联络回民哥老会弟兄金启恒、海占彪等人，组织起约100多人的回民武装。此外，居住在西安、曾任商州协台的马兆祺和曾任清军管带的马文英等回族人士，也因不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了反清起义的准备活动。
为了加强联络，哥老会根据当时回民中哥老会成员很多的实际情况，在回民聚集地区的大学习巷和西华门里选了两个回民开设的茶馆为秘密据点，特别是西华门里的茶馆，因其在满城内，就成为革命党人探听和了解满城中清军的官吏活动情况重要地点。此外，西安城外西关的高升店和王家茶馆也是回、汉族劳动人民常去的地方，驻扎在西关外的新军中的哥老会与同盟会反清志士也常在这两处与回民联络，进行革命活动。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大目标下，陕西的回、汉族人民已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盟会革命党人与哥老会首领通过哥老会的关系，把广大回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反清斗争，这是陕西回民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武昌起义爆发前，陕西的革命党人已数次准备发动起义，因情况不断变化，使起义一再延期，发难地点也几次变更。1911年10月22日清晨(清宣统三年九月初一)同盟会、哥老会与新军中的骨干人物在西安西门外林家坟的丛林中集会，最后决定当天中午12时起义。张云山与马玉贵均出席了林家坟会议，并迅速地把起义决定通知了有关的回民。上午10时许，起义爆发，革命军一举占领存放着大批枪械弹药的军装局，城内回民也迅速行动，由马文英招集回民义军500余人，赴军装局领取弹械后回到回民区维持秩序。天黑前，起义军已占领了西安城内除满城外的大部分地区。当晚，起义军组成临时司令部，定名为秦陇复汉军。10月23日，发表了起义活动的第一张文告：“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征天意，下见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喻，其各放心。”⑤文告中明确宣布回汉同胞一视同仁的革命宗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陕西近代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出现过回汉冲突乃至酿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如果陕西的革命党人不及时强调回汉团结，在当时便可能会出现某种混乱，给革命造成损失。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一位回民在混乱中被误杀，引起回民的恐慌与愤怒，许多人冲向军装局，要求发给枪械。幸亏革命党人李仲三、王益山及时采取措施，向回民宣传革命军起义的宗旨并解释误会，才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⑥从这一事实不难看出，革命军起义后立即向广大群众发布汉回同胞一视同仁的文告不仅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它对加强回汉团结、共同对敌所起的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攻占满城的激战中，回民也立下了赫赫战功。马玉贵与另一哥老会首领刘世杰率领回汉族革命军挖开大、小差市间一家民宅后墙，率先攻入满城，突破了清军防线。马文英、白云鹤率回民武装约600人攻西华门，金启恒、海占彪率以哥老会为主的回民武装约500人在张云山的指挥下，由北大街北段进攻。在强攻西华门的激战中，有的回族革命军当场牺牲。后经满城中的回民与攻城的回民联络，打开西华门，革命军方得冲入。西安起义的成功，使陕西成为全国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两省之一。西安起义时回民做出的重大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安起义成功之初，局势动荡而复杂，回民为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在酝酿军政府领导人选时，哥老会首脑人物万炳南、张云山因争地位而闹分裂，树起“洪汉”旗帜，与秦陇复汉军对立。这时，陕西周围各省均未光复，清王朝正在调动大军，企图扑灭陕西革命烈火。如果这时哥老会与同盟会分裂火并，陕西革命势必夭折。在这关键时刻，马玉贵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自己“不为名亦不为利”，⑦由于他在哥老会与回民中的威望，他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行动果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西安回民群众未出现波动，对加强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团结更是关系重大。西安回族冯瑞生等人领导成立了“回民民政公所”，⑧组织回族青年，晚间值班放哨。
在省城以外地区光复时，也有一些回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哥老会秦凤山山主马秉乾参加了凤翔的光复起义，并一度主持县政。⑨平县利的马某领导当地群众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并提任了革命军连长。⑩马秉乾与平利县马某后来均在保卫陕西辛亥革命政权的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辛亥革命时期，对甘肃政局有较大影响的回族人士主要是其中社会上层马进祥、马福祥、马安良等人。当陕西起义的消息传到兰州时，陕甘总督长庚立即召集官绅商议对策。长庚和马安良主张出兵进攻陕西，遭到回族老将甘州提督马进祥的反对。马进祥根据自己在南方任军职多年的经验，认为这次陕西起义与过去的变乱不同，应慎重对待。昭武军统领马福祥也认为甘肃财政困难，民生困苦，不宜主战，主张“唯有保境安民而已”。(11)这一时期，甘肃也出现了一系列反清斗争。如；丹噶李旺、甘州王良卿、宁夏府刘华堂、阶州何成海、灵州高登云、渭源侯玉印、宁县彭四海、武威齐振鹭，西宁任得慧等人，都分别在当地领导群众反抗清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等人1911年11月18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领导的起义，曾攻占府城，建立了军政府，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些反清斗争虽然都被镇压而失败，但它毕竟都不同程度地对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进行了冲击，在这种形势下，马进祥、马福祥的意见又言之有据，遂使长庚对出兵陕西之事犹豫不决。(12)这时，由湖南到甘肃暗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黄钺又以为长庚信赖的晚辈身份建议长庚“保境息民，坐待大局之定。”(13)长庚于是暂时按兵不动。尽管马进祥、马福祥与黄钺反对长庚进兵陕西的出发点不同，但从客观效果来分析，均起到了阻止长庚进兵陕西的作用。
西安起义爆发时，因反对清王朝立宪而被罢职的原陕甘总督升允正巧住在西安城北约30里的草滩别墅，得以漏网，逃往甘肃平凉。他电奏清廷声言“陕甘唇齿，陕西危，甘肃岂能独安?”(14)请求调集大军镇压陕西革命。清廷又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军务。长庚在这种形势下，与升允调集大军，分南北两路进攻陕西，北路由升允直接指挥，以马安良部精锐军为主力，另有陆洪涛部振武军、董恭部恭字营，共计二十三营(一说为三十余营、旗），马安良任军统，马麟为帮统，马占奎、马麒为分统，经泾川东进，直攫长武一带，南路由固原提督张行志指挥，崔正午(回民)任副将，辖张部壮凯军十六营及崔部回军骁锐军五营，由陇南出发，进犯陇州。西路清军的进攻，使陕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占领岐山县城后，大肆抢劫屠杀，革命军及群众死亡近千人，“大街上尸体堆积，鲜血满地，惨酷的景况难以形容。”(15)又据《民立报》揭露，升允军攻占礼泉后，“烧杀淫掠，惨无人道”，“见男则刳肠剖腹，遇女则轮奸、割舌、刖足。”(16)凶残之程度，为辛亥革命史中所罕见。
在西路清军进攻的同时，东路清军亦由河南向陕西进攻，革命军在粮饷和武器装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清军在潼关一带展开激战，直到清帝退位后方停战议和。
在保卫陕西革命政权的战斗中，回族人民再一次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马玉贵在西路战役中，多次亲自率部在战场拼杀。乾州保卫战中，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情况下，“玉贵誓死督队卧地不肯退，兵士感激，复奋勇回战”，(17)终于杀出重围。礼泉失守后，他又带病率领谢彩臣等回族官兵，守卫军事要地临泾渡，保证了西安、泾阳及三原以东由此地西行革命军的顺利过往。他还率军渡过泾河，与清军进行激战。在东、西路战役中，革命军一度失利，西安城内人心惶乱，马玉贵还坐镇西安，主持军务，他以军政府“经理粮饷兼管军务军装总都督”的身份，发布了《保护商业告示》，《严禁挑拨汉回关系告示》、《动员民团并力攻敌以保桑梓告示》等一系列文告。特别当坏人散布挑拨汉回关系的谣言时，马玉贵便及时发布告示重申。“此次兴兵举义，宗旨复汉灭清。”“特谕各界人等，无稽之谈莫听。”“本督已派密探，暗地查访奸踪。倘再谣言生事，拿获立正典刑。”(18)义正辞严且文字通俗易懂，效果十分显著。
在东西路战役中，其他回族官兵亦奋勇作战，甚至献出了生命。如：七标标统谢彩臣率部转战潼关、礼泉等地，与清军拼杀。回族战士沙占彪在战斗中以肩膀作炮架，使火炮发挥了巨大威力；骑兵队长马友师及多名战士在礼泉保卫战中英勇献身。在保卫潼关的战斗中，回族营长阎洪云、战士马宗麟等人壮烈牺牲。回族战士马省成在乾州保卫战中奋勇杀敌不幸被俘，穷凶极恶的升允竟下令剖开其腹作马槽。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广大回民官兵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南北议和期间及清帝宣布退位以后，陕西西路革命军曾作了种种努力，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路战争，但升允却异常顽固，不仅对部下官兵封锁南北和谈与清帝退位的消息，同时不断对陕西革命军发动进攻，致使西路议和无法进行。
但是，由于全国大势已定，升允的负隅顽抗只能引起部下的不满。早在清帝退位之前，马玉贵即向马安良致函指出，“陕甘交战，辛苦于冰天雪地之中，主客两伤，死丧于弹雨枪林之下，人神共忌，回汉之所不容。”希望他“或仗义以联和，维持东亚；或乘同而中立，自保西陲。大则为万世之伟人，小不愧一方之生佛。”(19)西安的回民也推举回族知名人士马图生为代表，赴马安良军营晓以大义，劝其停战言和。尤其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伊斯兰宗教家、北京回族教长王宽亦发来电报，忠告马安良“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不为一姓尽愚忠，而拂万兆之心愿。”(20)东路军议和后，河南毅军赵倜部也奉袁世凯之命赴陕援助革命军。马安良在这种形势下，遂不顾升允阻挠，决心停战言和，经与营务处总理彭英甲会商，于3月6日致函西路军统帅张云山，请其速派代表赴马安良军营谈判言和，为表示诚意，函中还特别提出，“若有见疑，当由弊营遣使交质也。”(21)3月8日，张云山与马安良、彭英甲正式签订停战协定，马安良部撤军。接着，彭英甲亦遵照袁世凯电令，通知陆洪涛及南路军张行志部撤军退回甘肃，升允在众叛亲离的狼狈处境中，只好于3月10日撤离礼泉，陕西西路战事宣告结束。
甘肃的辛亥革命起步很晚，而且基本上是通过秦州的地方起义与省会兰州和平过渡两种方式进行的，这就与陕西的辛亥革命大不相同，但是，无论是秦州起义还是省会兰州的和平过渡，回族知名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综合甘肃的辛亥革命进程来分析研究不难看出其两大特点，一是地方起义与省城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权交替，二是回族中的社会上层进步人士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帝退位以后，陕甘总督长庚企图蒙蔽甘肃各界人士，不公布退位诏书。马福祥与甘肃在外省求学的青年王之佐等人，倡议组织甘肃省临时议会。2月24日，临时议会成立，举李镜清为议长，马福祥、王之佐等30余人为议员。在马福祥、王之佐等人的促催下，长庚只好宣布了清帝退位的诏书。此后，马、王又联络甘肃护理布政使赵惟熙、甘肃咨议局议长张林焱等人代表全省绅民，于3月15日通电承认共和。刚就任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示长庚维持甘肃政局，长庚坚辞，袁世凯乃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主持省政。
但是，在兰州通电承认共和的前数日，同盟会员黄钺于3月11日在秦州领导起义一举成功，并于当日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任都督。军政府发布文告，宣布“脱水火斯民之厄，竟共和一篑之功”，要求“汉回蒙满农工商人等，务各安本业，无相惊扰。”(22)接着，又公布了《甘肃临时军政府法约》、《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这样，甘肃就出现了两个省级政权。秦州起义刚一成功，陕甘总督长庚派去监视黄钺行动的马忠孝营即已开到，气势汹汹地扬言攻城，一时秦州人心惶恐，形势危急。军政府总务长张世英与副总务长哈铸、喜寿峰、赵迪等回族知名人士前往马营说和，马忠孝部遂就地待命，避免了因战祸造成的伤亡。
赵惟熙就任甘肃都督后，由于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又在省城兰州掌握大权，遂视秦州起义军为非法，主张武力进攻。马福祥与李镜清等则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终于得到同意，以马福祥为兰州方面代表，与秦州军政府代表周昆经过协商，秦州取消独立，甘肃政令归于统一，马福祥作为回族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又一次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陕、甘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回族人士都不同程度做出了贡献，一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将彪炳史册，激励后人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努力奋进。
注 释：
①冯钧平，《马玉贵事略》，《陕西民国人物》第1辑第81页。
②③马士年：《陕西回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西安文史资料》第1辑第59页。
④《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第3页。
⑤郭孝成：《陕西光复记》，《辛亥革命》(六)第46页。
⑥李仲三：《辛亥革命之简要》(未刊稿)。
⑦郭希仁：《从戎纪略》，《辛亥革命在陕西》第442页。
⑧马希明、马锡屏、冯钧平：《近代西安回族实事业家冯瑞生先生》，《西安文史资料》第12辑第79页。
⑨王丕卿：《辛亥凤翔起义简况》，《辛亥革命在陕西第658—659页。
⑩《平利县乡土志》。
(11)(12)马廷秀：《马福祥事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76页。
(13)黄钺：《陇右光复记》，《辛亥革命》（六）第52页。
(14)青海省参事室：《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各地反正及清军活动情况概述》，《甘肃文中资料选辑》第11辑第132页。
(15)段绍岩：《清军王军三偷袭岐山纪略》，《辛亥革命在陕西》第777页。
(16)《张凤翙致南京孙大总统电》，1912年3月26日《民立报》。
(17)王陆一：《辛亥革命纪事》，《辛亥革命在陕西》第431页。
(18)《严禁挑拨回汉关系告示》，《辛亥革命在陕西》第579页。
(19)《粮饷都督马玉贵致马翰如军门书》，《辛亥革命在陕西》第799页。
(20)马士年：《西安回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事迹补述》，《西安文史资料》第12辑第41 页。
(21)《马军门致张都督书》，《辛亥革命在陕西》第801页。
(22)《甘肃临时军政府檄文》(民国元年3月11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1页 。
(作者附记：本文初稿写出后，承蒙冯增烈先生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意)
《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