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声汉先生传略
姜义安
石声汉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和古农学研究专家。他自幼勤奋好学，终生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以致学严谨、锲而不舍、刻苦攻关的忘我工作精神，为我国古农学的研究和挖掘这个学科领域的宝藏，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力量。他又是一位学问渊博，爱好广泛，接受新鲜事物敏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文学工作者。
童稚天资聪慧 沧桑苦读成才
石声汉先生原籍湖南湘潭县仙女乡，寄居长沙，1907年11月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父亲石*（上左氵，上右踢的右部，下玉）治精于书画和金石篆刻，会作旧体诗文。辛亥革命前，为了谋生，远走云南，在昆明善后局任职员。辛亥革命后，石*（上左氵，上右踢的右部，下玉）治带着全家回到湖南长沙，在小学、湖南省教育会、民间慈善团体担任职员。石声汉先生的母亲俞氏，也是识书达礼人家的女儿。对子女尤其钟爱。
石声汉先生是长子，天资聪慧，加之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5岁时，就读完《四书》，入小学前读完了《诗经》、《左传》，还学了不少诗词古文。这为他以后研究古代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还特别喜欢学习书法和篆刻。
1914年，石声汉7岁时，入父亲任教的长沙楚怡小学就读，何叔衡曾作过他的级任教师。这位革命辈前，作风正直，品德高尚，对石声汉影响很大。尤其是何老师“世无权威，只有真理”的名言，更成为石声汉终生不易的信念和行动准则。石声汉受开明老师的教育，思想活跃，向往光明，他不仅经常给何叔衡传送书信，而且还积极参加爱国的政治运动。如积极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抗议福州惨案的示威与宣传活动，以及1919年的驱逐张敬尧出湘运动等。由于家境困难，无力缴纳学费，石声汉在小学读书六年半时间，曾四次辍学。
石声汉从小就接触了大量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他8岁开始看《聊斋志异》，到12岁时已读完三遍；9岁时就读过两遍《红楼梦》，在整个幼年时期共读过10多遍，这无疑对他爱好古籍，善长古体诗文和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定基础。1920年，年仅13岁的石声汉，小学还未毕业(当时学制七年)，即以插班生资格考进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有段时间，他父亲失了业，全家只靠母亲做点针线活和两位堂兄的微薄接济维持生活。石声汉面临辍学危险，幸赖明德中学校长胡子靖和辛树帜等几位教师帮助，才使这位聪明好学的青年不致失学。当时石声汉全家人经常在晚上围着一盏暗淡的油灯，他和三个弟弟在灯下做功课，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弟弟们睡着后，他仍然坚持学习，一直陪母亲到深夜。中学几何学课程，需要绘图仪器，他无钱购买，就向同学借用，但每借用一次，就得替人家画图一张。而且两张图绘好后，先让借给他仪器的同学挑选，剩下的才署上自己的名字缴卷。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过早地勤奋用功和贫困生活损坏了他的身体健康，使他体弱多病。但他并未折志回头，而且爱好更加广泛。他喜欢生物学、化学，对英文也颇有修养，曾阅读过狄更斯、萨克雷等的英文原本小说和雪菜、拜伦等人的英文原本诗歌，又从国文教师刘永(已故武汉大学教授)学会了填词。他后来从事的专业虽是自然科学，但一直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有一定的造诣。
1924年，17岁的石声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当时他父亲无力供他上学。开学日期已到，石声汉*（左去，右阝）置不起被褥行李，买不起从长沙到武汉的车票。湖南教育司司长李剑农，看到他的试卷，又从明德中学一些教师那里听到他的学习情况和家境后，就与教育司一些同事及明德中学几位教师筹募了一笔钱，帮助他解决了衣被、旅费和生活费用，才使他得以上学。
武昌高师在武昌阅马场(现在湖北教师进修学院校址)。李剑农还写信介绍他到距离高师不远的湖南旅鄂小学(现在武昌先贤街学校校址)兼教一些勤工俭学课程，用以解决不断增加的学费。
石声汉虽然进大学时刚满17岁，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但由于他勤奋好学，朴实诚恳，受到大家的普遍喜爱和器重。许多同学成了他终身的挚友，如吴印禅(已故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赵佩莹(已故广西大学化学系教授)、毛路真(已故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等，他们都比他大几岁甚至十多岁。
北伐战争以后，武昌高师先后改名为第二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昌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石声汉因“思想空幻，态度灰色”被开除学籍。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痛恨。他回到家里闲住了半年，除读书外，还常和一位较远的亲戚、作家罗黑藏交往，为罗先生主编的报纸副刊写些短篇小说，并译出印度诗人泰戈尔著名的作品《企屈拉》。
1927年，经当时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辛树帜介绍，石声汉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助理员，同时补修生物系未修完的功课。1928年升任助教，并参加辛树帜主持的瑶山生物采集队，深入瑶山数月。石声汉除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兼理队中一切函牍杂事外，三个月中，他写了8万余字的《瑶山采集队日程》(同年中山大学刊出)，把采集时的感想、经历，描写得生动周详，并对动植物的改良、补救、采集方法和应注意各点，作了具体论述。材料还囊括了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等。这本书除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外，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曾经被推荐为中学课外读本。1929年，他因吐血，先后在广西桂林，梧州各地休养半年，同时在广西第二师范(桂林)和第二中学(梧州)教过书。这段时期，他学会了拉丁文，并研究了语言学，精读了《广韵》等书。当时他写作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兽学丛书》第一，三集、《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日程》、《中国哺乳类学丛书》第三集、《广西瑶山哺乳类报告》、《湖南之哺乳类》、《广东北江瑶山哺乳类报告》、《续记广东北江哺乳类》、《采集广西瑶山报告及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瑶歌》等书。《瑶歌》是他在瑶山除从事采集工作外，晚间深入村民，搜集3200多首瑶族民歌，经过注释和考证编写成的。这本书刊登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广西瑶山调查专号》，1928年四卷46、47期合刊上，是研究民俗文学的宝贵资料。
1931年石声汉到杭洲任浙江大学讲师。翌年暑假和许暴贝女士在广州结婚。许女士曾是他任教过的广西第二中学学生。
1932年，石声汉应聘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员，当时的馆长是辛树帜先生。
1933年，26岁的石声汉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董事会留英公费生。这年10月，他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作研究生。
1936年4月，伦敦大学授予他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及帝国理工学院学侣荣誉证书。他的论文题目是《植物营养的生理研究》。同年5月间赴德国不勒士劳疗养。
石声汉在伦敦大学读书时，利用一些周末时间在伦敦天产博物馆里，把布莱夫斯雷·德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译成中文(1935年出版，解放后1957年商务印书馆印)。凡属原书作者对中国医学贬低之谬论，石声汉一一予以严辞驳斥，愤然指出这是对我国医学的无知和曲解(见重版序)。
一天夜里，石声汉在伦敦街头看见一对男女在行歌乞食，引起这位身在异国从事科学研究青年人思想上的共鸣，他写出《金缕曲》(记伦敦夜分版见)一诗：
镫映层楼炯，下垂廉，风凄雾泾，市喧初静，小巷忽传歌断续，酸楚四*（左纟，右玄）相应。幽咽语，浮沉不定，华发一双鹣*（左角，右碟的右部）侣，正行歌，乞食街头冷，风雾里，肩厮并。
天涯我亦飘零*（左月，右上卷的上部，右下贝），廿余年闲闲误郤，青袍青鬓。异域乍经流漂月，无限旧愁新恨，翻羡汝，鸳鸯同命，料得一镫愁对处，隔云天，正有人如病，恰回首，泪偷迸。
这首词表现了他的感想和情绪。
从石声汉在外国学习的译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理想、热爱祖国和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知识分子，只要看到祖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就不会沉默下去。石声汉热爱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尤其对祖国丰富的农业遗产感到自豪。在国外学习时，他就开始注意研究我国的农业遗产工作了。
立志教学报国 苦难岁月徘徊
1936年石声汉怀着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返回祖国。他刚到南京，许多名牌大学纷纷聘他任教，他均一一谢绝了，立志到刚刚成立的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前身)任教，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教学和实验室工作。他认为西北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干旱地区，发展农林是西北地区繁荣昌盛的最好途径。他决心将自己的才干，贡献给发展西北地区的农林事业。但“七七事变”爆发后，物资供应断绝，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他在诅丧和惆怅中离开了大西北。
1938年初，他回到湖南，住在距长沙55里的山村长冲，租了几间房子，埋头攻读古书，整天在牢骚郁愤中渡日，常借写诗词讥笑怒骂国民党的黑暗腐败，自遣自慰，从几首诗词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水调歌头》(戊寅1938年春长沙乡居，张小柳，王望楚)
回想去年事，一*（左齿右句）续黄梁，相逢但问，研究风格凭张杨。桌上红蓝墨水，架上英法日语，事事尽堂皇。天平显微镜，祺列极辉煌。英文遇，植物毕，国文忙，晚来犹有，专家会议二三场，坐看主任委员长，西装纸烟手表，跻跻复跄跄，开发西北者，意气总轩昂。
烽火漫云急，道远正无妨，须知抗战，救国正好作文章，胡桃园防树也，萝卜园防菜也，慷慨说周详，热血俨如沸，讲演声琅琅。飞机过，火炮响，始息忙，太太细软，文件偷向四川藏。练习话剧歌咏，组织宣传大队，出发赴穷乡。救国募公债，偏解他人囊。
日暮电灯黑，独坐静思量，亡才如我，亡物何苦亦装腔，欺人自欺而已，于我于人何补，愧汗沥如浆。附合事容易，难在泯天良。人才事，百事计，许荒唐，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粉骨岂能偿，人生糊口而外，尚有其他可贵，长叹起旁皇，*（左耳，右耳）耳服辕久，风起忆穷荒。
1938年秋，石声汉应同济大学(校址在广西八步)聘请，担任了该校理学院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八步遭到日寇轰炸后，他便以学校教授身份，去昆明为同济觅校址，从他的一首词里，反映出他当时忧国傍徨的情绪。
《踏涉行》、(1938年戊寅重九在八步)
败叶警风，枯枝泣露，获花白遍秋江蒲，零风重霭送残阳，沥云黏在连天树。漫说登临，空伤岁序，河山破碎情如许，故园秋思任关情，天涯望断无处寻。
《鹧鸪天》(1939年)
冻馁驱人剧可哀，鹧鸪牵上凤凰台，恭签誓约(国民公约)真可耻，不发牢骚假学乖。浑是戏，更休猜，任人提线不关怀。自从羞恶都忘后，俛仰人丛当活埋。
同济大学当时内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同事、同学之间，壁垒颇为分明。但石声汉除每日讲课、写作外，对任何活动皆裹足不前，在校三年是大家公认的“最不灵敏的‘名士派’”。
1941年，他因和校长意见不合，遂即辞职。下半年，转任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生物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学校于1949年迁回武昌，先后在该校任教10年。
他来武大之前，该校生物系因为没有师资，多年没开设植物生理学这门课。自他到校之后，便顶起这门课，从教学大纲到教材准备，以及实验室的建设，都是从头开始。他初来这里，没有助教和实验员帮助，只好只身担负起这分繁琐沉重的担子。那时他的身体已相当虚弱，凭着“科学救国”的高度责任感和忘我工作态度，很快就把植物生理的教学和实验工作，按照严格要求，筹备齐全，并获得显著效果。
他在武汉大学主要讲授植物生理学，但因工作需要，也开过第二外国语和德文课，还为1947年生物系的毕业班学生开过动物生理学。
他不但在植物生理学方面有很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典籍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若干分枝，都作过较系统的研究。所以，他的讲课内容丰富，表达生动，深为师生称道。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造成国力贫穷，教育经费奇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石声汉总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完成培养青年学生的光荣使命。没有自来水，他用高地的水泥池盛水，连接竹管通入室内；没有天平，他用戥子来代用；没有玻璃仪器，他把酱菜瓶子，泡菜罐子都搬上实验台。他就是这样以土代洋，以粗代细地进行教学和开展科研工作。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石声汉除了养活夫人和五个孩子外，还要接济在湖南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上大学。他不得不在紧张工作之余，仍挤出时间到乐山技术专科学校兼课，并担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研究员，以及给一些民间企业提供咨询工作所获得收入维持全家生计。
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石声汉虽不过问政治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石声汉态度十分明朗。他曾对友人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朱家骅、罗家伦、杭立武之流，做了官就变成压制学生运动的大人物了”，以此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他痛恨国民党发动的“戡乱”战争，有时不免形之辞色。1948年6月1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派军队在武汉大学抢杀学生后，石声汉悲愤地向一个来访者说：“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们懂吗?这句话，不知当局是怎样理解。”来访者听后为之变色。
喜迎解放获新生 不畏艰难创新业
1949年5月，武汉解放。这时，年满42岁，正值中年的石声汉先生，在人生的道路上，真正获得了“致力教学，报效国家”的新生。武汉解放不久，军管会统战部部长张执一首先登门拜访了他，语重心长地向他阐明了共产党的奋斗纲领和建国方针。张部长的恳切话语，暖透了这位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漫长岁月中徘徊多年的知识分子的心窝。石先生从张执一的谈话中，得到了启示，看到了中国的光明，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决心重返西北，在留恋已久的西北农学院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1951年春，石声汉先生献身西北农业事业的夙愿得以实现经他多次申请，重新返回西农工作。从五十年代开始到“文革”前的近17年时间里，是石先生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施展才干，在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时期。现将石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如下：
(一)认真教学，埋头写作。石先生重返西农后，开始担任《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生理学》、《生物化学》教研组的领导工作。他既要备课教学，又要负责两个教研组的全盘工作，这对一个心肌功能虚弱、气喘相当严重的中年知识分子，工作负荷已到饱和程度。但他以“新中国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火热之心，又承担了《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的教学与培养《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物化学》的研究生工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在距离学校20多里之外的农村设立了教学实验点。他不顾体弱多病，常到实验点带病考察。建国初期，地方不太安宁，学校设有警卫。那些警卫人员夜间巡逻时，常常发现石先生卧室的灯光亮到凌晨两三点，隔窗窥望，又见他在灯光下用火柴棍摆成各种图案，为来日教学备课夜战。他在教学中，备课认真负责，讲课清晰流畅，坚持循循诱导，深入浅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
石先生在教学科研之余，常常加班延点，放弃了许多节假日休息，从事著述。从1950年——1955年，他先后编写了《微生物和食物》、《生命和水》、《食品加工原理》等书稿。他还翻译了《比较生物化学引论》(9万多字)，《动态生物化学》(30多万字)两本生物化学专著。
(二)，知难而进，钻研古农学。当时，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先生是一位对祖国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他早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就发现石声汉是个刻苦用功，有志气、有才华的学生。因而，辛勤培养，多方资助，两人的关系极为密切。1955年中央农业部发出“整理祖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号召，辛树帜先生积极响应并向中央推荐石先生整理《齐民要术》而获准。
石先生接受任务后，满怀激情地对自己的助手说：“我过去也未搞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都是从零开始，我们的工作不是什么高深的研究工作，而是对一些古农书的加工整理，为进一步作专题研究的人提供资料，是服务性的基础工作”。他在工作中提倡：要脚踏实地，不可眼高手低，不可有投机取巧的心理，要全面考虑，深入探求，要认真细致，向读者负责。
石先生接受任务后，在缺乏资料和专业人才的情况下，经顾颉刚先生推荐，他写信向山东济南乐调甫先生请教，这位80高龄的长者，给石先生复了一封万言长书，强调；“校勘不懂家法，就作不下去”。什么叫“家法”?石先生花了不少功夫，才从乾嘉两代朴学代震、江声、毕沅、阮元、王念孙父子等人校读古书的方法中，体会到“校勘工作”要尊重原书，不能妄自改动，有意见可作注释。这成为石先生整理古籍的原则。
《齐民要术》是后魏贾思勰所著，这本书记载了公元六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从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农业生产科学知识，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农书，也是全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专著之一。它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第一次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作者极其广泛地应用过去的有关文献，同时收集了当代农民口头传说和意见，再加上本人亲身实践，综合起来，做出科学性极强的总结。这部书在农学史上，占有承先启后的地位。《齐民要术》征引经、史、子、集部书近200种，内容精湛丰富。1000多年以来的许多重要农书，仅仅依靠它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一些零星片段。由于经历长期的传抄传刻，混进了许多错字，成了一部难读的书。明末杨慎(开庵)在《丹钻录》一书写道：“其所引古书奇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意，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也有“文词古奥”的评价。石先生30多年前第一次翻阅这部书时，就被这些“古奥”的文词和奇字所阻，未敢通读。当时便希望能有一位对于文字学和农学有素养的“有志之士”把这部奇书，好好整理一番，作成注疏，让大家都能读懂。石先生说：“三十多年过去了，真使人望眼欲穿。可是这个‘注疏’本始终没有出现”。他也曾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纲”，自己动手钻钻看。可是一直不敢动手。这次农业部号召整理祖国农业遗产，西北农学院又专门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这项工作才得以进行。石先生用短短三年时间完成了《齐民要术今释》，冲破了“古奥”的堡垒，开出一条通路。石先生还分析出“要术”所载我国古代农业上的科学创造和发明。他指出：“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科学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对果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和繁殖，栽种、环剥、采收，贮藏，加工以及防治自然害虫等技术，都有全面系统介绍。‘要术’谈到的‘花期熏烟防霜’，直到现在仍为我国北方果园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再如‘要术’谈到的落叶松育苗，也比德国早一千多年；还有我国在古代植物遗传变异两重关系的应用(即“习以性民”)和选种杂交在培育良种方面的作用，以及低温处理可以改变作物本性；关于种绿肥时特别是豆科植物提高土壤肥力的理论等等，这些惊人的科技成果都比欧洲早数百年到一千年。”
同时，石先生还撰写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不但简明地介绍了《齐民要术》本身的历史和过去研究它的情况，而且考证了它的史料来源，对研究中国经济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技术性资料。
石先生还根据“要术”中引用的《汜胜之书》和崔实《四民月令》两书材料，分别辑录、编成《汜胜之书今释》和《四民月令校注》，使两部失传已久的古农书，重得见其梗概。嗣后，石先生把《汜胜之书今释》和《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印刷，在国外发行(先后印刷了四次)。
石先生旧学根底好，诗、词、书法和篆刻无一不精。他熟悉四国文字，精通英文、德文、又掌握音韵学、文字学、语言学、动物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食品加工等广泛的科学知识，加上他勤奋用功，一丝不苟，三年中出版三种书，共八册，130万字；另有两种中译英的外文书，论文十余篇，功效之高，令人惊异。
石先生于完成上述工作之后，订出了一个系统的全面整理古农书的计划，并绘制了《农书系统图》。从这张图不但可以看出各书的成书年代和主要内容，而且突出表示它们之间的主次和继承关系，被列入图内的古农书约有20种，其中主农书7种。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长远规划和他遍治群书的雄心壮志。
《齐民要术今释》共四册，至1958年陆续出完。书刚刚出版，石先生便受到了批判，理由是他“厚古薄今”。这对石先生的心灵是一个致命冲击，但是他没有屈服，他坚信“古为今用”的原则是正确的。他面对各种批判，坚强地驳辨说：“现在提出古今厚薄的问题，我自己考虑过。我研究《齐民要术》材料是古的，但我的作法是运用近代科学去解决，不是考古，而是想实际利用。我用现代语言注释说明，可以使对古典不熟悉的人省一些时间力量，谈不上厚与薄”。由于“运动”，古农学研究室的工作停止。
石先生在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8年古农室工作中断的三年中，除写出130万的书稿和十余篇论文外，还做了大量工作。现将石先生1958年记述自己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1956年到1957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期间，每周有三个半天在生物所搞试验。
二、教学：我来西农后，除1955年和1956年度的两个上学期没有担任功课外，从来没有全休过；1956年担任过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班课程，其余各学期，至少也有七——八周的一个班，有时一学期讲授过三个班。
三、院内的其它工作：学报每季度至少要审阅一篇稿件，有时多到三篇，青年同志的稿件往往一篇要看两次。
四、图书馆：审订书单，期刊单。
五、院外的“挂钩”：
（1）《植物学报》、《农业学报》、《生物学通报》……常寄稿件审查。
（2）科学院名词委员会每年有一二种名词给我寄来审查。
（3）农科院、农生所、植物所的学术委员会都请我常去开会，研究计划，研究报告。
（4）许多出版社来函，约我写稿或审稿。
六、义务活动：
院内外各处的访问与咨询，除学生之外，其他各教研组的同事们、农生所、农科院、植物所的工作人员、农校、水校的教师，甘、新、青等省各处的干部……也常来请教我，有时一天要接待20人以上，一顿饭往往要分几次才能吃完，有时谈到半夜以后。
七、另外还有各地函询需要答复的。
八、几年内参加各项运动：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运动。
九、因为体质不好，每年冬季总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
从这一工作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先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他曾说过，“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这么想：我求学的机会，是牺牲了另外许多人的机会得来的，因此必须向大家还债，遇事全力以赴。要么不做，做就做好。因此有人嘲笑我工作时精神不死，的确是事实。工作超负荷的时候很多，这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天不伏案工作，便惶惶不安……”。
1961年冬，已是54岁的石先生去北京医治肺气肿、哮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会见了他，肯定了他过去研究古农学的成绩，给了许多鼓励。李维汉看到他显得那样体弱衰老，极为关怀。李维汉提醒他三点：一是及早治好病(当场即叫在坐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和杨东纯负责安排去阜外医院诊治)；二是整理古农业的工作合乎党的需要，应当继续作；三是培养青年接班人，并要他回院后向党委转达。同时，齐燕铭还要他写些普及读物。
1962年初春，原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来西农视察工作时，会见了石先生。当着西农几位院长的面，交给石先生和辛树帜先生一项艰巨任务——试拟《中国农业史课程纲要》。黄松龄强调弄通弄懂我国农业和医学史，对启迪后人，整理挖掘我国农业和医学遗产，对发展我国农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尽快设“农学史”这门课程。嗣后，西农古农学研究室又恢复了它的新生命。
石先生根据上述精神，立即编写《中国古代农书评价》、《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均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等通俗读物。这两本书充分体现了石先生多年来从事农学史研究的心得体会，对农史研究者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以这两部书为基础，稍加整理、即可作为“农学史”的教材。他并向学院呈报了培养青年接班人的规划。
石先生认为，当时若大量增加工作人员，无论是从编制到经费，学校均有困难，同时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物色到很多合适的人选，满足不了需要。为了不使任务落空，他提出代培研究生的办法，等他们毕业后回到原单位，立即可以开展这项工作。为了多出人材，快出人材，石老提出一次招收20名、学习四年(第一年补习古汉语，第二、三年每人各选一个或两个(年代短的)朝代蒐集农史资料，第四年写毕业论文)。
这个庞大的工作计划，反映出石先生惊人的气魄。他敢于在六十年代一次带20名研究生，如没有坚实的各种专业修养，和高度的革命事业心，是不可能提出的。当时，他的身体异常衰弱，还担任植物生理教研组领导工作，培养两名植物生理学研究生，又为外校培训植物生理学专业教师多名，还要校注《农政全书》真是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古农室仅有一位工作同志，在如此繁重的工作情况下，自己主动提出承担此项任务，这在当时还是绝无仅有的。
石先生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增加学校负担，又对国内各地区(至少是大区)都能照顾到，可以迅速达到在全国内遍地开花之效果，又将我国各个朝代正史中之主要文献资料汇集一起(是古农室久已想做而无力完成之项目)，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有极大帮助，一举数得。
《农政全书校注》是石先生继《齐民要术今释》后又一部重要农学校注巨著，全书130万字，1977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农政全书》由明末杰出政治家和科学家徐光启编著，对我国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摘编，并加了精辟的评语，是对17世纪前我国农业遗产的汇总，也是中外农业水利科学交融的具体表现。书中记载的水利、开垦、种植、水稻、棉花、引种甘薯、防治蝗虫等重要农事活动，都经过作者的试验研究，至今还有参考实用价值。石先生的多年研究农业遗产的丰富经验，对《农政全书》进行了校注、案、译等方面的全面整理，给我国宝贵的农业遗产增添了新的篇章。
石先生还编写了《齐民要术选读本》、《四民月令校注》、《两汉农书选读》、《农桑辑要校注》、《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食品制造原理》、《什么叫颜色》(科学讲座广播稿)等书。另外还翻译了达尔文《肉食本草》和伯希的《棉花》两书。
(三)维护祖国尊严 开展学术交流
1964年7月，石先生接到日本西山武一教授来信，说他要参加当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科学讨论会，并要求1965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农书研究讨论会”，日本约有五、六位学者参加。
石先生立即向国内有关领导反映，曾给中国农业科学院丁颖院长，西农党委、国务院秘书处汇报，谈了自己的认识和设想。他认为日本学者“拥有许多我们国内已经绝迹的中国古籍，又有几十年的工作基础，他们在这方面是要和我们国内的学者争胜的”。石先生还建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一个小型座谈会，召集国内各地从事研究古代农书的有关人员，讨论如何组织力量，以便订出具体规划、分工合作，使中国农业遗产，在国内外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把研究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历史的中心，从国外夺回来，同时也要准备和日本学术界竞争。这充分表明了石先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和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石先生在停止西农古农学研究工作期间，不少国外友好的汉学家们，经常寄来他们研究我国古代农学的成果。对此，石先生异常感慨。他常说：“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自己不去研究整理，让外国人搞，实在说不过去，与我们国家地位太不相称了。”面对国外学者的挑战，石先生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古农学研究工作中。
石先生的四弟石声泰、1948年赴美学习非铁冶金专业、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1957年石先生动员他四弟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他四弟刚搭上回国的轮船，正值国内反右派斗争开始，石先生知道国外敌人对反右派斗争定要进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深怕他弟弟动摇回国决心，并准备必要时去香港把弟弟接回。直到他弟弟毫无动摇，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才放了心。
1963年前后，清华大学一有名教授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书稿出版前征求石先生意见。石先生看到书内有些插图引用外国人摄的照片，就写信给这位教授说：“我看到这些外国人的照片时，极不舒服。20多年前看到一个德国人瓦格勒在青岛著了一部《中国农书》，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一直耿耿于怀，今天看到这些照片后，不期而然地又触及了我多年的情绪。你的高足遍及河南、山西等地，能否请他们就地拍摄一些照片，代替这部分”。石先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溢于言表。
石先生从1955年开始整理我国古代农学书籍，除了广泛搜集，参考历代有关资料外，还与不少国外的专家学者们相互交流，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对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与石先生往来最早的学者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天野元之。天野教授抗战前曾来过中国各地旅行，完成几部巨型专著。1963年日本学士院(最高荣誉集团)授于他荣誉学士学位，他对中国古代农业史具有较深的造诣。天野教授与石先生经常通信联系、交流研究成果，寄来不少有关材料，并介绍了几位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知名人士。
日本著名的中国农学史专家西山武一教授，早在1940年开始研究“贾学”，对《齐民要术》评价极高，曾在日本金译文库的协助下将北宋时的《齐民要术》手抄本影印出版(现称金译文库本)。石先生开始校订《要术》时很需要这本书，便写信给西山教授求助。西山教授接信后，立即将自己仅存的二本中的一部分赠给石先生。1957年底《齐民要术今译》第一、二分册出版，石先生也赠寄给西山教授。西山教授和熊代辜教授接到书后高兴万分。熊代教授来信说：“……当我拿到盼望的贵著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昨天，我花了一天时间，粗略地拜读了贵著内容，感激得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给我的印象使我终身难忘。虽然我还没有精读，但可以想象到您的出色注释”。西山教授给石先生写信说：他们翻译的《齐民要术》上册出版之后，下卷暂停出版，“因为要参考您的今释本第三分册加以修订后，再出版下卷。这就全托您的便利了”。此后，中日两国农学者之间书信往来更加频繁。1963年西山教授向我国提出要求与石先生合作研究《齐民要术》，地址设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后因左藤政府的阻挠未能实现。
不久，西山武一的老友日本鹿儿岛市市长、中日友协访华团团长平漱实武，率领访华团来中国访问，特地代表西山来西安与石先生会晤，并赠送他们许多私人照片。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中英友协主席、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是石先生在40年代初相识的老友。李博士在抗日战争期间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是联合国教科学委员会主持人之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帝飞机在我国东北使用细菌战时，他也曾和奥国魏尔纳来我国调查，联合发表公正的报告，遣责美帝罪行，是位真诚与中国友好的科学家。1956年李给石先生来信说，他买到了《汜胜之书今释》，知道石先生已动手整理中国农书，感到高兴，并提出以后有研究成果发表时告诉他。第二年石先生给他寄去一本《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样书，他来信道谢，也提出了《齐民要术》中某些他不能理解的内容，请石先生解释。以后，《齐民要术今释》出版后，石先生又送他一套。这年年底，应科学出版社要求，石先生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改名为《齐民要术概论》)和《汜胜之书今释》准备译成英文本。正式出版前给李寄去两书的打字稿本，请他在文字上给予修改。李博士很细微地修改了这份译稿。1958年初，李博士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请求允许石先生与他合作一、二年，共同完成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生物学部分。1958年夏，李博士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中国访问、特来西北农学院看望石先生。
石先生的四弟石声泰(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1977年底参加我国金属腐蚀学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时，李博士发现代表团名单中有与石先生相近似的名字，他估计可能和石先生有亲属关系，特邀请代表团去他主持的东亚科技图书馆作客。当他知道石声泰确系石先生的亲弟弟之后，非常高兴，对石先生的去逝，表示惋惜和慰问，并引导代表团参观了馆中陈列石先生的著作和过去石先生赠送他的条幅对联(抗战时期赠送的)。
1978年5月初，李约瑟博士和他的合作人鲁桂珍博士到北京，通过科学院接待组和清华大学外事办公室约石先生的长子石定机(现任清任大学电子计算机系副教授)，去北京饭店会面。李博士当时忙于跟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讨论学术问题，请鲁桂珍博士接待。他说，石先生的著作在国外很有名气，很希望早日得到新出版的遗书。夏所长离开后，石定机把石先生的遗照送给李博士，李表示感谢，并说回去装上镜框，放在图书馆里，永作纪念。
1973年，瑞典乌晋萨拉大学40多名学生，看到《齐民要术今释》一书后，来信热情称赞中国农业科学的光辉成就，并成立了“中国古代农业遗产研究小组”，专门给石先生写信说，他们读了石先生的有关中国古农书的著作很受启发，希望两国建立关系，继续探讨有关中国古代的丰富农业遗产，并表示想来中国探望石先生。
浩劫岁月志更坚 鞠躬尽瘁垂史册
石先生曾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心灵受到很大刺激，一度精神失常。“运动”期间，助手每次去他家里不敢敲门，也不敢呼喊名字，只能等待机会悄悄转到他面前，让他看到来人后再向他讲话，否则突然听到别人说话就会惊慌失措，神色大变。但是“运动”一过，他又惜时如金，不让光阴轻易流失。可正当他为《农政全书校注》最后定稿而昼夜奋笔疾书时，“十年浩劫”开始了。石先生和其他知识分子的遭遇一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等政治帽子而被押进“牛棚”，受尽了各种凌辱。当时，他的夫人和子女都认为要不是他搞这倒霉的古农学，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头。因此，每当他遭批斗回家后，夫人和子女就苦苦劝他放弃这一工作。但石先生都毫无顾虑地说：“搞古农学是整理祖国的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现在外国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我如不在有生之年整理这些书，恐怕再不会有人搞。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搞好农学。”他在“史无前例”的活动中曾写下《最高楼》一诗。第二段开头两句写道；“终不悔，铸错任千万……天荆地棘从容步，铜筋铁骨耐创伤”。体现了石先生虽然被关在“牛棚”里，但仍不忘钻研古农学的坚强意志和高风亮节。
石先生在逆境中钻研古农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他的书籍全部被查封，古农学研究室被解散、“造反派”组织勒令他停止古农学的研究。石先生历来把工作视为他的第一生命，失去工作，对石先生说来，无异于慢性自杀。幸好石先生在极端苦恼之际，偶然在自己卧室检到被查封唯一遗漏的一部《焦氏易林》便如获至宝，趁晚上家人入睡后，又偷偷地研究起来。他常说，要搞好我国古代农业遗产的整理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他常把自己比作是蛀虫(专门吃书的虫)，先把书通通吃下去，经过消化，然后再吐出来。现在既接触不到农书；可《易林》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就在潮湿破旧的土屋中，不知疲倦地握着一支秃笔，拖着瘦弱的身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认真地钻研着这部书，用工整的绳头小楷写出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每个字都是他的精神寄托，都闪烁着他那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崇高思想。
在十年动乱中，他坚信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没有罪过。因此，他立下“文斗不怕，武斗不死”的八字守则，决心熬过苦难岁月，坚决完成古农学的研究任务。
1966年9月，牧、水两系专业的一些学生，召集全院所有的“牛鬼蛇神”50余人到西北大学操场编劳改队，并拿出剪刀将所有“牛鬼蛇神”的头发，剪出种种奇形怪式，石先生早有预料，在开会前已理了发，得以幸免。一天，劳动休息时，许多被剪过发的人坐在一起，彼此互视，啼笑皆非。石先生遂即背诵一首古人的《剃头诗》：
闻道头堪剃， 无人不剃头。
有头皆可剃， 无剃不成头。
剃自由他剃， 头还是我头。
请看剃头者， 人亦剃其头。
他以这首诗宽慰大家，不料很快传到红卫兵耳里，石先生免不了又遭受长时期的批斗折磨。
此后他还写过《念奴骄》(白鹤)、《鹧鸪天》。这些诗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石先生当时的心情和对事业的坚强信念。他深信过去的言行没有错，他愤怒地把那些整人的人比作“鹰隼”、“豺狼”，痛恨自己辛苦搞出的成绩，却成为他们批判斗争的材料，成为他们“主动”往上爬的阶梯。但是石先生毫不屈服，“天荆地棘从容步、铜筋铁骨耐创伤”，石先生虽身体弱不禁风，但决不出卖自己的灵魂而求一时之苟安。这充分表现了他那高尚的情操和铮铮傲骨。他在中学读书时曾拟一付对联，请他父亲抄录以自励；“大地作庐天作幕，坚金为骨絮作肠”。这种“硬骨头”精神和表面冷峻而内心炽热的性格，从少年时代已表现出来，到晚年更为鲜明。
石先生聪明早熟，知识渊博，他不仅在生物学和古农学研究领域中，成绩显著，令人折服，而且又是一位诗人，文学造诣颇深。现存的《蓬梗词》和《荔尾词存》两本词集，计有100余首(共用40多个词牌)，加上一些零星诗稿、约有400首。词稿是自己用毛笔恭楷书写，皆无断句。《蓬梗词》小注说：“丁卯(1927年即他20岁——笔者)春积稿逾*（左百，右百）(二百)，毁于其燹，今追忆存以纪年”。说明这些词稿多系他20岁前的作品，遭到毁坏，后来凭记忆按时间顺序复原。总观他的全部诗词，多是40岁以前所写。他小时候爱写诗，稍长改为填词，内容多是反映对旧社会的不满，也有不少充满文士穷困潦倒郁郁不乐的感情，内容比较隐晦。他的诗词极少示人，主要目的在于解嘲、自遣，作为自己的精神安慰。真实地表现出他丰富的感情，深邃的志向和那豪放刚毅的性情。
石先生自幼病弱，中年以后又患了哮喘、肺气肿、心脏病，健康状况日渐不佳。他每上两节课、回家要喘半天，曾几次在课堂上休克，在路上突然晕厥，就连参加开会或学习时(一般在家里工作)也要随身携带轻便的小凳，以防途中发生意外。到了晚年，每天早上9点钟左右或天气变化的时候，气喘更历害，直不起腰来，需要伏在床上大口喘气一段时间，有时吃一顿饭也要休息几次。但是只要呼吸稍微舒畅，他马上又伏案工作，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家人和同事经常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没有关系，休息一会就会好的，只要不躺倒就要工作。说实在话，这些年来，我身上完全没有一点无病的时候，一天也未曾有过。但我有一条对付的办法、就是思想上没有包袱，不去管他，只要能起床，就要做点事情，这许多年不是都很好地过来了吗?”
1971年春天，他腹痛难忍，当时象他那样的处境，进医院看病谈何容易，而石先生仍十分乐观，写信给他的女儿说：“这是我幼年贫困生活造成的后果，是一般的肠胃病，癌症不会来找我的。”后来还是他的大儿媳设法送他到天津住了医院，诊断结果：晚期胰腺癌，全面扩散，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天津医院的病榻上，剧烈地疼痛使石先生的脸部冒出豆粒般的汗珠，但他从不发出一声呻吟，在弥留之际仍然惦念着工作，当神志稍清醒时，就向他的两位弟弟和小儿定栩说：“希望动手术后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出版”。还告诉在农场工作的儿子定栩说：“你要多读些书，别乱种田，我们祖先就很讲究种田法，不要到了今天反而乱种起来。”有一天组织派人探望他，并问及对过去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意见，他用微弱颤动的声音回答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临终的遗言。1971年6月28日，石先生与世长辞，终年65岁。
“四人帮”被粉碎后，祖国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也给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带来了无限生机。在西农党委的领导下，古农室中断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1978年西农古农学研究室先后受到陕西省科学大会和全国科学大会的表扬和奖励，科研成果专柜展出新书11种，其中主要的6种是石先生的著作，这些荣誉凝聚着石先生的辛勤劳动和数十年心血。
1980年6月，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罗士苇先生在《植物生理学通讯》(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的《纪念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一文中说：“石先生将自己生物系和农业渊博知识和对古汉语、历史、文字学方面的造诣相结合，向浩如烟海的古代农学典籍进攻，从事校注、今释，译成外文等艰巨工作。为了考证某一疑难字，有时要费几天功夫，查阅上百本书，足见其用功之苦，经十余年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古农学研究著作和论文。……解放前反动派政府以教育和科学为幌子，知识分子苦难深重，而声汉仍孜孜不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尽责教学。解放后声汉精神焕发，热爱新社会。在党的关怀下生活和教学条件得到改善，除努力教学工作之外，他响应政府号召，整理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成绩卓著，这种奋不顾身，刻苦工作的精神，实为我辈学习的楷模”。
1978年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写给石先生长子石定机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对你已故的父亲关于农业史的著作是无限赞赏的。今年五月我要去北京，我一到那里就会跟你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好好谈谈当年在武功的那些日子以及你父亲所做的令人惊叹的工作，我想你必定很高兴，……我们正在积极准备《中国科技史》的农业卷……你可以相信，我们的著作极大得益于你父亲的功劳，我保证将在书中最经常地承认这一点”。
石先生不幸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终生依恋的祖国古农学的科学园地。但是他一生用心血浇灌的学术成果，将永远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日益发挥重大作用。他那崇高的形象，必将永远为国内外学术界人士所称道。我们怀念石先生，永远学习他在科学领域不知疲倦，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