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活动纪实
李犹龙遗稿
一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他仍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派他的亲信蒋鼎文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并把他的王牌部队胡宗南第一师调驻西安，积聚实力，专门监视封锁陕甘宁边区。蒋鼎文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陕，首先在西安行营秘密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运会)，统一反共力量，策划封锁边区。接着，在西安中等以上学校组成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等反动团体，专门打击革命进步力量。以后又强迫解散抗日救亡十三团体，派遣特务扰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并在咸阳、三原、耀县等地截扣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同时，限制和禁止军民用品运入边区。
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撤销，改为天水行营。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把西安行营民运会的一套反共办法呈报蒋介石。蒋深为赞赏，除给谷一大笔反共特别费外，并令天水行营建立特联汇报制度，由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任汇报主席，谷正鼎兼任汇报主任秘书，加强了反共的特务活动。
一九三九年春，谷正鼎为加紧反共活动，特召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昭贤、天水行营调查科科长张毅夫(军统负责人)、天水行营副官处处长唐俊德、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教育长任觉五(原西安行营政训处长)等共六人，秘密草拟封锁陕甘宁边区计划。此项计划比民运会原定的计划更加全面，反共手法亦更加毒辣。郭紫峻曾对我说，这份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诸方面。后曾分送有关负责人，研究审核，作了修改补充。现就我的记忆，述其主要内容于后：
(一)建立封锁边区的领导机构。以天水行营所领导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并以行营名义指导陕、甘、宁、绥四省沿陕北边区各专区、县党政军，进行统一封锁活动。特联汇报下设秘书处，为经常指挥执行机构。各专区的“党政军特联汇报”由行营特联汇报直接指挥。
(二)党务封锁。在所谓针锋相对原则下，规定封锁任务如下：
(1)在榆林、洛川、彬县三区分别成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事处。选派该部反共坚决干练的委员兼任办事处主任，指导各县党务封锁活动。
(2)加强国民党沿边区各县县党部组织。所有县党部书记长人选，必须遴选忠实“党国”、反共坚决的中级干部充任。秘书、干事、录事，亦须反共坚决并具有办事能力。
(3)在沿边区各县，实行国民党秘密党员小组制。采取隐蔽活动，进行单线领导。用所谓“流星式”的办法在边区内部发展国民党秘密党员，即一人发展三人，成立小组，互推组长；在搜集情报方面，又采用所谓“据点式”的办法，即在沿边区的各县普遍发展秘密党员的基础上，建立据点，形成情报网，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和发展。
(4)凡在沿边区工作的干部，均予以优厚待遇。其惩奖办法另定之。
以上计划交由陕西省党部执行。有关甘、宁、绥三省的党务封锁计划，与该省负责人研究后另行拟定。
(三)行政封锁。试行“中央”颁布的新县制，实施管、教、养、卫，加强保甲，严密地方基层组织等。规定如下：
(1)沿边区各区、县的行政专员和县长人选，必须由坚信三民主义和具有行政经验者充任(即是要从CC系、复兴社、中统、军统的骨干中挑选)。
(2)在沿边区各县试行新县制。加强保甲，严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防止“异党”(指共产党)分子混入。
(3)沿边区各县组训民众的社训队队长，必须选择坚决反共且具有办事能力者充任，配合党、军防共反共。
(4)对边区各专署、县府人员，必须经常严加考核，防止“异党”打入。若有发现，必须交有关机关及时处理，轻者辞退，重者关押。
(5)沿边区各县的乡镇保甲长人选，由各县府物色与“异党”有仇有恨的地方士绅充任。
(6)尽量“减少”沿边区各县人民负担；停止征兵和摊派捐税(事实上勒派民伕修碉堡，征伐木料和车马运输工具以及贪污勒索，已使人民苦不堪言)。
此外还列有所谓严禁贪污勒索，以及奖励廉洁等等规定。不过是欺骗人民的虚文而已。
以上由陕西省民政厅负责执行。
(四)军事封锁。根据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先例，绘制军队布署地图，规定正规军及保安团队设防位置，修筑碉堡地点及交通盘查站等。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各省地方团队为辅，构成沿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2)沿边区修筑内外层碉堡。内碉驻正规军，外碉驻地方保安团队。以保安团队为进入边区机动部队，如与边区发生军事冲突，正规军须立即出动支援(在抗日形势下，如共产党方面指责，责任由地方团队出面承担)。
(3)在陕西三原、甘肃庆阳分设军事封锁指挥部。以彬县、洛川、宜川、庆阳、正宁为据点，各常驻师长以上军官一人，作为前线临时指挥官。
(4)严禁正规军和地方团队沿封锁线补充兵员，并要注意所谓的军风纪和军民关系。
(5)沿封锁线各交通要道，设置盘查站，严密盘查出入边区人员。
以上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负责执行，并计划相机“扫荡”“囊形地带”(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然后逐步向边区进攻。
(五)经济封锁。主要规定如下：
(1)沿边区各盘查站负责检查进出边区的各种物资。不合规定者，一律查扣，交由该区党政军特联汇报处理。私人不得隐藏或变卖，违者严惩。
(2)由天水行营制发运往边区物资通行证。如有未经开列的物资，则将人员及运送物资的车辆等，一律查扣。
(3)规定下列三类物资不得进入边区：①军用品，如钢铁、电机、化学等器材。②主要日用品，如棉花、棉纱、布匹等。③医疗器械和药物。
(4)边区输出物资，除食盐和土特产外，一律查扣。
(5)查扣的物资，由查扣单位交该区党政军特联汇报机构按下列原则处理：
(甲)由特联汇报会同各方代表，对查扣的物资清点估价(按当地物价标准)封存。
(乙)区特联汇报详审物资清单，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天水行营特联汇报批准施行。
(丙)变卖查扣物资的价款，三成上交天水行营特联汇报处，七成留区特联汇报，奖励有关人员。
(丁)参加区汇报人员和查扣物资人员，不计购买变卖查扣的物资。
(6)封锁线驻军和保安团队等所查扣的物资，照上项原则处理。
(7)通行证由天水行营交通处发给(实际由行营调查科填发)。
以上由天水行营特联汇报秘书处主任秘书谷正鼎负责。
(六)宣传封锁。主要规定如下：
(1)控制舆论和加强报刊检查，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和左倾文章。
(2)加强书店、地摊和报贩管理；随时检查，取缔左倾书报。
(3)加强沿边区各县的反共宣传活动，广贴反共口号标语，组织宣传队，进行反共宣传。
(4)扩大编印宣传三民主义和反共书刊报纸，并密送边区。
(5)另办日报一种，配合《抗战与文化》(反共月刊)，加强反共宣传。
以上交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行营政治部负责执行。
(七)教育封锁。规定如下：
(1)划沿边区各县为特种教育区，实行三民主义和反共的特种教育。
(2)沿边区各县的保小、完小，均改为中山小学，另办有中山夜校和中山中学。并可重点开办职业学校和初级师范。
(3)上述各级学校教师，应由笃信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充任，并须经过短期训练，统一其思想和教育方法。
(4)在各县设立中山民教馆，利用阅览室、黑板报等，扩大反共宣传活动。
(5)采用巡回教育车的办法，跑遍沿边区各县，推广反共社会教育。
(6)供给贫苦儿童及一般民众书籍纸笔。实行半工半读制。广办夜校。
以上交陕西省教育厅编拟预算报准执行。
(八)民运封锁。其办法如下：
(1)以“社训队”为基础，将沿边区男女老幼组织起来，普遍施以反共训练。
(2)沿边区各县县党部和县政府，应以组训民众为重点，由各级中山学校教员负主要责任。
(3)沿封锁线的驻军和政工人员，尽力辅导民众组训工作。上级应经常进行督导。
以上由天水行营政治部和陕西省党部、陕西省民政厅共同执行。
(九)特务封锁。主要搜集边区情报，侦查和扣留进出边区的革命进步人士。办法如下：
(1)采用各种办法，派人打入边区，并利用边区邮电局等机关搜集各种情报。
(2)选派干练特务，分任沿边区重点县长或警察局长，相机秘密在边区内布置情报网，各县村镇亦普设情报网。
(3)由各盘查站严格清查进出边区行人。盘查站要有特务参加，并负责处理嫌疑分子。
(4)所搜集的情报，统交天水行营调查科科长张毅夫负责整编，分送特联汇报人员。
(十)执行这一计划应注意的几个要点：
(1)参加各级特联汇报人员，不得泄露汇报机密，违者严惩。
(2)汇报人员一律以本单位或个人名义对外；出事由单位或个人负责，不得牵连或妨碍整个封锁计划之执行。
(3)所有查扣的物资和“异党”嫌疑案件，一律送交所在地特联汇报处理，个人不得徇私干预。
据郭紫峻对我说，这一方案已报经蒋介石采纳，由蒋批交其侍从室密令执行。
二
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陕甘宁边区这一罪恶计划，经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汇报制定以后，其军政领导及统治机构虽几经变动，但都依此方案进行反共活动，罪恶有增无已。兹将各阶段的主要罪恶活动分述于下：
(一)建立特联汇报，加强封锁边区：
早在一九三八年夏西安行营民运会时期，已在洛川、彬县两区建有秘密的“党政军联席会议”，由当地国民党军政首脑主持，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活动。此时尚无汇报规章制度，亦无全面系统计划。一九三九年夏，开始设置洛川、彬县、榆绥三个区及所属各县党政军特联汇报体系，并在各级特联汇报机构设置专任汇报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所有封锁边区计划，统由各区汇报机构负责执行。谷正鼎主持汇报时期，规定各县汇报统归区汇报指挥；但对处理重要案件，尤其是查扣的行人和物资等事，均须经谷本人批准，不能自行处理。胡宗南主持汇报时期，扩大区级汇报权限，问题可以自行处理，仅向省级汇报备案而已。如一九四六年洛川汇报活埋革命人士一案，即由该区处理，事后才向省级汇报备查的(详见后文)。
(二)党务封锁方面：
此项计划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实行。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蒋鼎文批交省党部一笔经费，在榆绥、洛川、彬县三个区成立党务办事处，进行封锁边区活动(一九四一年蒋鼎文离陕后，办事处经费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给)。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部猖狂进犯边区时，党务办事处奉令撤销。
彬县区党务办事处于一九三九年秋在彬县成立。主任先后有冯大轰、李含英，副主任先后有赵寓心、李含英、曾康矫、刘明达(均为CC骨干)。办事处成立前，曾设有工作队，经常在旬邑、淳化两县沿边区进行情报活动。
洛川区党务办事处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洛川成立。主任先后有张守约(CC骨干)、米志中、何葆华(复兴社骨干)、江伯玉(CC骨干)，副主任先后有张彦茂、杜品三(CC骨干)、何葆华、周增盖、邓俊(均为复兴社骨干)。办事处下设工作队，除参加洛川区各盘查站外，还沿边区各县搜集情报。
榆绥区党务办事处于一九四○年春成立于榆林。主任先后有荆宪生、徐玉柱、高宗山、李犹龙(未到职)，副主任先后有徐玉柱、李善继、王志笃、杨玉峰、李鼎新。另由绥德、清涧、安定、吴堡、米脂等县县党部书记长、秘书、干事、录事组成工作总队。在横山石湾镇、米脂武镇、榆林镇川堡、神木乔岔滩等处，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
一九四三年夏、秋间，胡宗南进犯边区时，洛川、彬县两区党务办事处曾派遣工作队给胡匪军专门搜集情报。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为了配合军政封锁边区，从一九三九年起调整了沿边区各县县党部的人事，凡反共不力的书记长一律撤换，代之以清一色的中统骨干。他们在各区党务办事处直接指导下，在配合军政封锁边区的罪恶活动中都大卖力气。
秘密党员小组活动，也是一九三九年秋在洛川区开始的。由洛川、宜川两个县党部和工作队分别负责进行。据洛川党务办事处主任张守约对我说，工作队采用“流星式”方法。但在边区内刚发展了三个秘密党员小组，即被共产党破获了，无法活动。较固定的据点党员小组，在洛川乡村曾有发展，对于搜集情报也有成效。但因不谙练秘密工作技术，结局都归失败。从郭紫峻起到朱家骅系的王季高以及谷正鼎、王宗山主持陕西国民党党务各阶段中，都是依靠榆绥、洛川、彬县三个办事处指挥沿边区各县县党部进行活动的。
(三)行政封锁方面：
早在一九三八年冬，蒋鼎文就开办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名为加强战时行政措施，实则专为进行反共，加强封锁边区而办。蒋鼎文兼班主任，教育长任觉五负实际责任。分期分批调训专员、县长和专署、县府的秘书、科长，以及联保主任、中、小学校长、教员，考察思想，监视言行。天水行营成立后，一九三九年夏，对沿边区各地专员、县长人选又加调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七年期间，所属各县县长大都换成中统骨干分子。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建议天水行营特联汇报，在各专署、县府设秘书一人，专门负责特联汇报工作。
在加强沿边区各县保甲组织方面，规定人民实行连环保结，十家连环互保，具结签名，保证不包庇隐藏共产党人。如发现即报告“政府”，违者要受连带处分。同时规定群众离家三天以上者，须向甲长或保甲指导员请假。家中来客也要报告。各村镇夜里还有特务逡巡密查，窃听谈话。
在沿边区各县强行组织地方团队，经常替胡宗南匪军放哨，当担架队和运输队。有时还要参加反共战事。
为修筑碉堡和封锁线其他工事，经常强派伕役，征收木料、砖石、骡马车辆、马干等等。据淳化县长贺振伦对我说，淳化县的马干折价一项要比征粮征税重两倍以上。每天伕役征个不停，不是修碉堡，就是运粮运草。县里的庙宇拆光了，又强拆民房。弄得人民苦不堪言。
(四)军事封锁方面：
军事封锁计划完全由胡宗南负责执行。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胡宗南即命令陕西省保安团队沿边区赶修碉堡，构成对边区的封锁线。外线碉堡群尚未全部完成时，胡即企图据以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胡的阴谋未逞。
组织所谓“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胡宗南向蒋介石建议以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民众，实行军民一体制，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得蒋介石“佳酉机谕”电令批准，胡即于一九四○年十月间在西安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由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任总指挥官，胡兼任副总指挥官，陶峙岳任参谋长，彭昭贤副之。下设参谋、组训、总务三处。参谋处长梁干乔，组训处长蒋坚忍，总务处长唐奇。后又增设经济处，处长由葛武棨兼任。组织庞大，每月经费由国民党中央军政部拨发五万元，陕西省政府补助五万元。
“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总指挥部”成立后，即组成两个区指挥部：一个是“商、同区指挥部”，包括商洛、大荔两个专区，指挥部设在大荔，由第一军军长李铁军兼区指挥官，蒋坚忍为副指挥官并负实际组训责任，以韩城、合阳为重点。另一个是“彬、洛区指挥部”，包括彬县、洛川两个专区。区指挥官由第十六军军长董钊兼任，副指挥官由彬县专员赵寓心、洛川区专员余正东和梁干乔担任，由梁干乔负实际责任。以耀县、淳化、旬邑为重点。
蒋坚忍、梁干乔派战干四团大批学生为动员骨干，到各县担任副乡、保长和指导员，到处书写反共标语，订立公约，调查户口。还调了第七分校一批学生，编组地方团队，集合乡保武器，编为常设警备队，对边区进行骚扰。又把青壮年妇女编为妇女慰劳队，年老的编为老人队，儿童编为儿童队。每天早晚集合操练，升降旗。一时，特务到处横行，人民叫苦连天。蒋坚忍在韩城、合阳一带，大捕进步人士，押送“西北青年劳动营”(集中营)进行迫害。梁干乔在耀县还假义务劳动增加生产之名，强迫青壮年去淳化为他开荒，强迫各乡妇女集中在耀县城为他开设的工厂纺线织布。梁在耀县成立警备营后，又叫嚣要夺回“囊形地带”，派刘文华为警备营营长，由淳化向边区挑衅。一九四六年，刘文华率部起义，梁亦病死。
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夏秋间，蒋介石指使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形成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三原设立招待所，由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负责指挥。调丁德隆五十七军进驻庆阳，并在彬县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大举进犯边区，企图首先拿下“囊形地带”。后因边区军民进行自卫反击，胡部以失败告终。
设置重兵据点，建立盘查哨所。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调动大批部队驻守封锁线。在洛川、庆阳各驻一个军的兵力，在彬县、旬邑、淳化、宜川等据点各驻一个师的兵力，进一步加强对边区严密封锁。又在沿边区交通要口设置盘查站，先由驻军派人负责，后来改由党政军特各派一、二人共同负责。初在咸阳、三原、耀县和洛川一线设立盘查站，以后又在洛川、宜川交界的碑亭镇、泾阳县的永乐店，以及铜川、黄陵等沿边区的许多山口子，都设置了盘查站。
(五)经济封锁方面：
主要以盘查站为据点，查扣进出边区的各种物资。
据王友直一九四二年冬参加汇报听谷正鼎报告说：“根据所得情报，边区经常发生很大的困难，尤以五金、棉、布、西药和电讯交通器材最为缺乏。他们派人到西安大批采购，我们应从各方严密查拿。”随后在陕西邮电管理局局长顾德铭和天水行营交通处长冯帜中列席会议的情况下，经汇报会决定，西安市所有电讯器材商行和五金、西药等行业，一律登记物资，统一管理。未经行营批准，不得批发。对于公私运输汽车一律登记，由行营发给通行证，凡运输货物，须填写货单，由行营批准，始予放行。
一九三九年秋，我由西安到宜川，路经洛川交口盘查站时，亲眼看到八路军一辆卡车载运棉纱和电讯器材，以品类与数字不符，盘查站即用“走私”罪名，将全部物资和行车人员查扣起来。几经交涉，特务们始答应把人放走，物资扣留，运交洛川区汇报变卖分赃了事。据当时交口盘查站中统特务李桂说：“交口盘查站象这类事情很多，大家为了分成，总是想尽方法，扣留物资。”一九四○年，国际进步人士曾不断捐助给八路军医药物品，由西北工业合作社地下工作人员掩护转运到边区。一次，被谷正鼎发觉，即彻查沿边区盘查站，并追查出西北工业合作社的托运人员。
盘查站查扣物资，也常发生狗打架的事。一九四一年元月，谷正鼎对我说：“只是去年冬查扣的棉花布匹，就值法币一百万元。当地驻军不向特联汇报交，自行变卖。经天水行营一再下令制止，后来才交出一半”等语。另外，区级汇报一再要求将全部扣留物资留在地方，省级汇报却要他们上交，因此常常争持不休。一九四四年，胡宗南直接主持汇报后，规定谁扣归谁处理，变价后全部作为奖金。从此，特务们就更加为所欲为了。
(六)宣传封锁方面：
遍贴反共标语口号。天水行营汇报宣传组组长李贻燕负责制定统一反共标语口号，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通令所属宣传机构大量印刷，勒令各旅馆、饭馆及公共场所张贴。什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等，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或听见。而对共产党方面所提出的“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抗战到底”等口号，则通令严格禁止。
控制报纸，印发反共书籍。特联汇报以《西北文化日报》为反共宣传阵地，由李贻燕任社长，负责策动组织西安报业公会(李兼任理事长)直接控制西安各报社。又由省党部委员周心万，成立“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大量印刷反共书籍，如《延安归来》、《延安剪影》、《延安实况》和《野百合花》等，在沿边区各县广为散发。
成立所谓宣传指导汇报和宣传汇报，由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主持，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处长李贻燕负实际责任。宣传指导汇报，由各报社、通讯社的负责人(国民党员)参加。宣传汇报则召集各报社、通讯社一般编辑人员参加。每半月各开会一次，由李贻燕传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心宣传要点”，由各报社报告各自执行情况，以对新闻言论进行严格控制。
发行《抗战与文化》等反共期刊。该刊原系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分子丁逢白等与西安行营政训处长任觉五勾结创办的反共宣传刊物。当时主要撰稿的有柳宁、任卓宣(叶青)、刘一宇(仁静)、张涤非、张宜中、金礼仁等，对共产党及边区政府极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任觉五离陕后，即被谷正鼎接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期间，谷任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即将托派分子张涤非、段念兹等罗致到劳动营，着其主编反共刊物《文化导报》，直至一九四五年劳动营结束。
(七)教育封锁方面：
一九三八年五月，陕西省教育厅成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兼任，省党部常务委员郭紫峻亦为委员之一。一九三九年春，蒋介石批准封锁陕甘宁边区计划后，CC系中统特务头子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为了加强特种教育，指令陕西省教育厅改“特种教育委员会”为“特教处”，名义上归陕西省教育厅指导，实际上一切经费、人事均由陈立夫支配。陈立夫以其亲信秘书温麟任陕西特教处处长，在西安梁府街(即现青年路)教育厅旧址办公，并在该处开设“特种教育人员训练班”，由陈立夫兼任班主任，温麟任副主任。受训人员五十多名，大部分是CC中统系的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其中如王挥琴、王秉麟、马维摩、唐逸民等，都是由陕西省CC中统负责人郭紫峻选派的。结业后，全部被调到沿边区各县进行“特种”教育。
“特教处”组织了三个“特教团”，分别派赴彬县、榆林各区进行活动。彬县区特教团团长先后为蔡鸣琦、马维摩；洛川区特教团团长先后为王挥琴、王秉麟；榆林区特教团团长为王斗光。他们主要是策动沿边区各县的中山小学、中山夜校、中山民教馆等编写教材，拟制标语口号，办黑板报、墙报，并组织巡回教育车，携带大批反动书刊、画片、幻灯片、收音机等，对边区政府和八路军进行诽谤诬蔑之宣传。同时又在“巡回教育”的掩护下进行刺探边区情报，监视地方进步人士等罪恶活动。他们与各县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的CC骨干都有密切联系。“特教团”经过半年活动后回到西安，即将所得情况分报陕西省中统调查室和教育部。
一九四○年，陈立夫还在耀县设立了一个“国立中山中学”，直属教育部领导。校长是CC骨干所谓的通俗教育专家杨炳辰。一九四三年由“特教处”处长章志仁兼任校长后，即改隶陕西省教育厅领导。一九四五年夏，教育厅厅长王友直以章志仁在校贪污，将章撤职，另派孙蔚如接任副校长，该校也改为一般中等学校。
(八)特务封锁方面：
主要由中统特务头子郭紫峻和军统特务头子张毅夫负责。胡宗南主持汇报后，除指挥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外，还组织胡系特务系统参加。所有搜集到有关共产党的情报一律送交张毅夫，然后汇编成册(每周一期)，分送参加汇报单位负责人参考。
郭紫峻、张毅夫等于一九三九年春提请汇报决定，由陕西省政府、省党部分别委派中统骨干马濯江为延安县长，高仲谦为国民党延安县党部书记长，马等即率李志远、王性庵等十多个中统特务进驻延安，进行特情活动。郭紫峻还通过西安邮政局局长李质君与延安、甘泉、富县等邮局局长联系，收买他们及邮差为马濯江等效力。直至一九四一年，高仲谦等在延安实在站不住脚，才奉命离开。
当时，军统特务头子张毅夫还提请汇报决定，通过陕西电政管理局局长顾德铭派军统特务骨干汪克毅任延安县电报局局长。但不久就因故离开。一九四○年，郭紫峻又利用顾德铭的关系，派中统特务梅某任延安电报局局长，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郭紫峻为了在沿边区各县发展中统特情力量，将各县党部书记长都调换为中统特务骨干(只有一、二人为复兴社分子)。后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因朱家骅系掌握了陕西省党部(陈、朱两派有矛盾)，人事上也略有变动。但除洛川区办事处主任换为朱志中(复兴社骨干)，副主任换为何葆华，洛川县县党部书记长换为三青团骨干郑肇华外，其他各区仍完全为中统所控制。一九四三年三月，我接任中统陕调室主任时，谷正鼎嘱我注意军统的企图。一九四五年我任陕西省党部委员兼组训处长后(谷任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即把沿边区各县县党部书记长完全调整为清一色的中统老手特务。
盘查站大都以中统骨干为核心。记得一九四六年秋，河南中原解放区副主席杨经曲，乔装去延安途中，行至洛川交口时，即被中统特务吕亚羽查出逮捕。有时他们发现有人持八路军正式护照不便公开留难，就采取盯梢手法，晚间秘密逮捕。据中统洛川分区主任范剑钊对我说：“一九四六年夏，交口盘查站发觉一延安来人可疑，当晚在洛川县城把他逮捕。随即因之查获了洛川县委书记某某。经多次审讯，坚不吐实，洛川区汇报决定由我秘密活埋。”象这样血淋淋的特务罪行，沿边区各县无处无之。
据一九四四年谷正鼎在汇报报告书上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仅在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咸阳等盘查站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二千一百多人(还不包括胡宗南的特务所扣留的)。他们被迫送到西安战干四团和西北青年劳动营，受尽迫害。至于从延安出来中途被特务秘密逮捕的男女青年，为数更不会少。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胡系特务、胡宗南的亲信刘大钧，以西安战干四团名义，在咸阳、耀县、铜川等地设立“青年招待站”，专门扣留到陕北去的进步青年学生，被迫拘留于战干四团，接受毒化训练，其确切数字无法统计。
一九四四年，军统沿边区设立据点通讯员，由榆林、洛川、彬县(各区专署调查室主任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春为中统把持，后由军统攘夺)三个区专员公署调查室主任指挥搜集情报。胡宗南的参二科科长刘庆曾分派杨国栋在榆林、孙权中在洛川设置情报组，带有专用电台。西安的宪兵团和宪兵“特高组”，亦经常派有便衣特务，以联络参谋名义，驻在洛川、耀县、三原等地，专搞特务活动。它们的名义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总的目标都是为了封锁边区，向边区进攻。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蒋胡匪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的罪恶活动概况。但是这些阴谋诡计终于随着蒋胡匪帮的覆灭而化为泡影。
(王友直整理)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