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其经历的过程构成了后世大家津津乐道并独具兴味的话题。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吸收并融合了众多的其他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而佛教文化的传入无疑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佛教所带来的印度异域文化传入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扎根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成功的范例。因此，研究和探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种种机缘，对于今天建设我们的新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起初只是被视为“道术之一种”，经南北朝的激荡与发展，至隋唐时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之一。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它逐渐中国化的一个漫长过程。不仅佛教所具有的迥异而深邃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而且在佛经的传译过程中，佛经这种来自古印度的异质文化也给中国文学注入了不少新鲜血液，对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但启发了诸如志怪小说、变文、宝卷、禅诗等中国特殊文学的创作，也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主题和新的体裁，不仅滋润了中国文学的内容与题材，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的语言语汇。有关古代印度佛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前贤时彦已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如陈寅恪和季羡林等先生分别从对《杂宝藏经》的研究中，就发抉幽微，指出：我们所熟知的“曹冲称象”故事，其最早之故事雏形实乃取自佛经，且“谓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①笔者不揣谫陋，就近期阅读所见敦煌材料，试做一续貂，以博大方之一哂。

    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史上，敦煌的发现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敦煌所出材料对后世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也就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近年，随着敦煌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对以往不太关注的民间文化研究。台湾南华大学教授郑阿财、朱凤玉两先生共同完成的《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就是其中的一个杰作。笔者近期在研读过程中，对书中有关敦煌《杂抄》的研究颇感兴趣，并希望再申述一二。

    在敦煌所出土的材料中，现存敦煌《杂抄》一卷，全文约五千字。前有序曰：“《杂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②可知敦煌《杂抄》别称较多：一名《珠玉抄》，又名《益智文》，又曰《随身宝》。关于敦煌《杂抄》的内容与性质，郑阿财先生对此有专门研究：“此书名为《杂抄》，盖以其系抄撮一般日常知识与基本学养，以为随身备忘之用。至于称之为《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顾名思义，当是以学得此中知识宛如获得珠玉，或此书内容对读者的智慧将有所助益，是日常生活随身必备的宝物。可知此书性质正如同后世的《万宝全书》。”③“(此书)在当时是一本广泛介绍现实生活中最具实用价值的综合性知识的启蒙教材，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生活小百科全书。”④“敦煌本《杂抄》一卷，全篇内容包含天文、时序、地理、人事等日常生活常识，纂辑形式则杂糅各体，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为主，组织成篇，且多名数，甚为特殊。”⑤“敦煌本《杂抄》采取问答形式为主，杂糅“论”“辩”及格言谚语等语教形式，传播天文、历史、地理、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并提示了伦理道德、生活仪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唐代的风俗、文化、思想等社会面貌，同时为应一般学生进一步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推荐书目。透过此类语文教材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了解此一时期民间普遍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此类综合性的语文教材其具知识性、思想性、通俗性与实用性，充分显现了民间传统语文教育的特色。”⑥可以说，郑阿财、朱凤玉两先生对敦煌《杂抄》研究可谓深入且详备矣!

    敦煌《杂抄》作为当时敦煌地区一本颇为流行的蒙学教材，将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种种社会内容和价值观传授给普通小学生，让我们对敦煌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及对唐时普通教育的开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现存正史及当时的高文典册多没有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普通下层人的学习，它的内容及教材情况，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按理来说，既然敦煌《杂抄》是传授给当地普通小学生的，它所抄撮的一般日常知识与基本学养应该是流传于当时社会、为一般社会群众所认可的思想和价值观，应该是一个“中国化”很强的读本，但是笔者在研读中，却发现它所抄撮的有些内容却并非如此。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将敦煌《杂抄》中的相关内容移录如下：

    何谓养老乞言，因谁?昔纣时敬小不敬老，人年八时，并皆杀之。有兄弟二人慈孝，见父母老，恐被诛戮，造地阴窖，藏父而养。后有北汉匈奴国献一木，粗细头尾一种，复(覆)以膝(睐)之，不辨头尾。复有草马，母子两疋一种，毛色行模相似。复有黄蛇壹双，不知雄雌。天子不辨，遂访告国内：若有人能辨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雌雄，赏金千金。经数月，无人能辨。其藏父遂私问其子，其子具谈(说)木及马蛇等事而状。父谓子曰：“此不可足知。凡有人物，必有头尾，轻重有殊，其木于水中没者，是头者沉，是梢者浮；驱马渡水，是母者先，是子者随后。持绵一团，遣蛇踏过，是雄者跳出，雌者于绵中不动。”其子即用父言教，应募而答之，果以，且辨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雄雌。得金千斤。时人云：“养老乞言”，辨之具矣。此之因纣而起。⑦

    敦煌《杂抄》中的这一部分，明显是世俗的劝孝文之一种，文中“借用”了历史上的商纣时不敬老人的故事⑧，具有明显的劝孝敬老意味。而在这一故事中，充分展示了老人的阅历丰富和智慧，故事讲述了一位老人凭借智慧帮助儿子的故事，而老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机智地辨别了三件东西，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为智辨之三事：智辨木之头尾、智辨马之母子、智辨蛇之雄雌。故事本身充分显示了老人丰富的阅历和智慧，突出了敬老的必要性。但敦煌《杂抄》中所选取的这三个智辨故事，只要熟悉佛经的人都会明白，故事所采用的故事题材明显不是来自于古代商纣时的实事，也不是取材于北汉时期的现实，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早期的异域文化——佛经文化。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同样将佛经中的相关部分迻录如下。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第一(四)《弃老国缘》：

    佛在舍卫国，尔时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未曾闻事，而得闻解，名称远达，智者所敬。”诸比丘言：“如来世尊!而常赞叹恭敬父母耆长宿老!”佛言：“不但今日，我于过去无量劫中，恒恭敬父母耆长宿老。”诸比丘白佛言：“过去恭敬，其事云何?” 佛言：“过去久远，有国名弃老。彼国土中，有老人者，皆远驱弃。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国法，应在驱遣。大臣孝顺，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屋，置父着中，随时孝养。尔时天神，捉持二蛇，着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别雄雌，汝国得安。若不别者，汝身及国，七日之后，悉当覆灭。’王闻是已，心怀懊恼。即与群臣，参议斯事，各自陈谢，称不能别。即募国界，谁能别者，厚加爵赏。大臣归家，往问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别。以细软物，停蛇着上。其躁扰者，当知是雄。住不动者，当知是雌。’即如其言，果别雄雌。天神复问言：‘谁于睡者，名之为觉?谁于觉者，名之为睡?’王与群臣，复不能辩。复募国界，无能解者。大臣问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学人。于诸凡夫，名为觉者。于诸罗汉，名之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复问言：‘此大白象，有几斤两?’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着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着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复问言：‘以一掬水，多于大海，谁能知之?’群臣共议，又不能解，又遍募问，都无知者。大臣问父：‘此是何语?’父言：‘此语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净，以一掬水，施于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数千万劫，受福无穷。海水极多，不过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万倍，多于大海。’即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复化作饿人，连骸拄骨，而来问言：‘世颇有人饥穷瘦苦剧于我不?’群臣思量，复不能答。臣复以状，往问于父。父即答言：‘世间有人，悭贪嫉妒，不信三宝，不能供养父母师长，将来之世，堕饿鬼中。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身至脚，举动之时，支节火然。如此之人，剧汝饥苦，百千万倍。即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复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项复着锁，身中火出，举体憔烂。而又问言：‘世颇有人苦剧我不?’君臣率尔，无知答者。大臣复问其父。父即答言：‘世间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师长，叛于夫主，诽谤三尊。将来之世，堕于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众苦，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以此方之，剧汝困苦，百千万倍。’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政瑰玮，瑜于世人。而又问言：‘世间颇有端政之人如我者不?君臣默然，无能答者。臣复问父：‘父时答言，世间有人，信敬三宝，孝顺父母，好施忍辱精进持戒，得生天上。端政殊特，过于汝身，百千万倍。以此方之，如瞎猕猴。’又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真檀木方直正等，又复问言：‘何者是头?’君臣智力，无能答者。臣又问父。父答言：‘易知：掷着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举。’即以其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騲马形色无异，而复问言：‘谁母谁子?’君臣亦复无能答者。复问其父。父答言：‘与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与子。’如是所问，悉皆答之。天神欢喜，大遗国王珍琦财宝。而语王言：‘ 汝今国土，我当拥护，令诸外敌不能侵害。’王闻是已，极大踊悦。而问臣言：‘为是自知，有人教汝，赖汝才智，国土获安。既得珍宝，又许拥护，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愿施无畏，乃敢具陈。’王言：‘设汝今有万死之罪，犹尚不问，况小罪过?’臣白王言：‘国有制令，不听养老。臣有老父，不忍遗弃，冒犯王法，藏着地中，臣来应答，尽是父智，非臣之力。唯愿大王，一切国土，还听养老。’王即叹美，心生喜悦，‘奉养臣父，尊以为师，济我国家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听弃老，仰令孝养。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当加大罪。尔时父者，我身是也。尔时臣者，舍利弗是。尔时王者，阿阇世是。尔时天神，阿难是也。”⑨

   《弃老国缘》在现存十卷本和八卷本《杂宝藏经》中均为第1卷第四个故事，唐释道世编撰的《法苑珠林》一书中《不孝篇第五十·弃父部》也收录了相近故事⑩。在敦煌藏卷P.3000有《弃老国缘》一卷。

    而《杂宝藏经》于北魏延兴二年译出之后，因为南北朝分立的局面，一直没有流传到南方。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的撰者梁释僧祐，于《出三藏记集》卷2明确地指出《杂宝藏经》系由沙门吉迦夜与昙曜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共同译出。《出三藏记集》云：“《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方便心论》二卷，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时，西域三藏吉迦夜，于北国以伪延兴二年，共僧正释昙曜译出，刘孝标笔受，此三经并未至京都。”(11)由于僧祐身处南朝，并未亲眼目睹这部经集，加上同时期南朝宝唱的《经律异相》中并无选入此经的故事内容，可以证明这部经到了梁朝时代，还没有在南方出现。但虽然释僧祐并未亲眼目睹这一经典，但他对此经明显是知晓的，因此在他的经录中，依然对其做了著录。从《杂宝藏经》于刘宋时期传译入中土，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敦煌本《杂抄》，我们有理由相信：后出的敦煌本《杂抄》故事素材，是来自于《杂宝藏经》的。二者在故事的承继方面，是明显的。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两个故事之间的承继性，笔者特列表如下：

    从上面的表格对比中可以清楚看出：敦煌本《杂抄》作为一个后出故事集，明显取材于佛经《杂宝藏经·弃老国缘》，只不过故事的先后次序做了变化。在佛经《杂宝藏经·弃老国缘》中为第一、第七、第八的故事，到了唐代《杂抄》中，故事的次序变为第三、第一、第二了。与敦煌本《杂抄》相比，佛经故事更为丰富与曲折。在佛经中，原有八个故事之多，而到了敦煌本《杂抄》中，仅有三个故事，明显可以看出敦煌本《杂抄》是剪裁撮取了佛经相应故事并将其加以中国化了。故事数量的变化，可以解释为由于敦煌《杂抄》是一个当时的蒙学教材，不宜故事繁复，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中印文体的差别，关于中印文体的区别这一点，前贤时彦已多有论述，非本文论述重点，兹不赘述。

    《杂宝藏经》于刘宋时期传译过来，至于何时《杂宝藏经·弃老国缘》才广为流传，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不过在唐释道世编撰的《法苑珠林》一书中，则收录不少《杂宝藏经》的故事，可见在唐朝初年《杂宝藏经》已相当流行。再者，从敦煌写卷所保存的资料中，亦可见到不少《杂宝藏经》抄本残卷，这些均可证明，此经在当时西北边陲已广为流传。

    关于《杂宝藏经》的大致情况，1994年出版的《中华佛教大百科全书》著录为：《杂宝藏经》(梵文为Samyukta-ratna-pitaka-sūtra)：十卷(或八卷，或十三卷)，元魏吉迦夜、昙曜合译，收在《大正藏》第四册。系以佛陀及其弟子为中心人物的佛教故事集。内含121则事缘。其中，第一卷收录《十奢王缘》等九缘，第二卷收载《六牙白象缘》等十七缘，第三卷收录《兄弟二人俱出家缘》等十三缘，第四卷收录《贫人以糗团施现获报缘》等十一缘，第五卷收录《天女本以华鬘供养迦叶佛塔缘》等二十二缘，第六卷收录《帝释问事缘》等六缘，第七卷收录《婆罗门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缘》等十六缘，第八卷收录《拘尸弥国辅相夫妇恶心于佛，佛即化导得须陀洹缘》等七缘，第九卷收录《迦旃延为恶生王解八梦缘》等十四缘，第十卷收录《优陀羡王缘》等六缘。本书内容，包括佛传、本生、因缘，以及印度民间故事、寓言故事、譬喻故事等。其中有颇多史实记载、研究资料及僧众平时教化的资料，并有不少有启发性的故事。例如，《十奢王缘》表现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某种流传形态，为研究《罗摩衍那》的珍贵资料。《难陀王与那迦斯那共论缘》记载弥兰陀(Milinda)与那先(Nāgasena)比丘见面交往的经过，与《那先比丘经》同是研究印度、希腊、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月氏国王与三智臣作善亲友缘》叙述迦腻色迦王与马鸣等人交往的事迹。《弃老国缘》讲述一位孝子如何以实际行动改变其国内驱逐老年人的陋习。

    本经与《贤愚经》《大庄严论经》等大致为同类型的著作。由经中载有迦腻色迦王之事迹，可推知本经应系在迦腻色迦王之后所集录成书者。

    《中华佛教大百科全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该经，《杂宝藏经》作为一部汇集了众多古印度民间故事的故事集，其中一些故事，以其情节的曲折给中土士人以较深刻的印象，对于中土文学以较大的影响。《杂宝藏经》以其故事的精粹，不仅吸引了众多中土普通俗众，就连许多后出的佛教经典，亦从中撮取了不少故事，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杂宝藏经》虽为北魏时所译，然其书乃杂采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请国缘，多见于支那先后译出之佛典中。”(12)《杂宝藏经》作为一部文学性极高的故事集，其中保存了相当多印度民间故事，如《鹦鹉救火》《共命鸟》《六牙白象》等。这些脍炙人口、设想奇诡的故事，透过佛经的流播，均给予中国文学莫大的启迪与沾溉。而我们所熟悉“曹冲秤象”的故事，早被编入《三国志·魏书》之中，但经过陈寅恪和季羡林先后对汉译佛典的发抉幽微(13)给我们指出“曹冲秤象”这则貌似的中国故事其实与来自异域的佛经——《杂宝藏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见《杂宝藏经》中的故事内容对中印两国文学的流传过程与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两位先生所指出的均系《杂宝藏经》这个异域故事“巧妙”影响到中国正史的一个典型范例。而佛经《弃老国缘》故事与后来敦煌《杂抄》故事是如此的相似，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弃老国缘》故事传入中土并引起中土人士的关注并将其撮取入蒙学教材之中?当然，《杂宝藏经·弃老国缘》能够传入中土，除了与其他佛经相同的时代及政治诸多机缘外，孝行可以说帮了它最大的忙。《弃老国缘》是从反面表达了古老的印度人对孝养老人的传统美德的歌颂，而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里最重要的一条伦理道德。至晚商代时已重视孝行，《吕氏春秋·孝行览》中说：“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14)周人已明确提出孝养父母：“用孝养厥父母。”(15)不仅上层贵族提倡孝道，普通老百姓对于父母的生育养育之恩，亦是推崇之至。《诗经·小雅》中《蓼莪》篇有：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瘁。……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如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16)

    诗歌将对父母的生育养育之恩抒发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朱熹注曰：“晋王褒以父死非罪，每读此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17)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文化传统，对“孝”进行了新的解释：《孟子·万章上》篇有：“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18)尊敬并赡养自己的老人，是孝的最重要的内容。《孝经·三才章》载孔子话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19)将孝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孔子极力推崇“仁”，并将孝定为“仁”的根本(《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儒家孝亲理论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总结和发展，已经成为儒家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以孝治天下，《孝经》盛行，并采取举孝廉，推荐孝子为官，将一种宗法血缘关系推崇为一种行政制度而加以施行。汉代每个皇帝死后，谥号都要家一个“孝”字，如汉武帝的谥号为“汉孝武皇帝”。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道：“孝，善事父母者。”(20)六朝时期，天下大乱，社会动荡不堪，思想颇为自由。但是，孝亲这一思想观念并未发生动摇，“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21)延至唐代，开元二年(719)，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天宝二年(743)，玄宗又重注《孝经》。天宝三载(745)，玄宗以八分书写《孝经》，并刻石于太学。经过儒家的着力宣扬和官方的一再倡导，孝已经成为中世纪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觉的道德追求。因此，《弃老国缘》作为一个以宣扬孝道为旨归的异域故事自传入中土就被中土人士所接受和喜爱，早早在中国古代经录中即被著录。中土人士在喜爱它的同时，“不禁”将其中国化，而成为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敦煌《杂抄》相应故事，而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故事，并进入到中国的蒙学教材之中。而这一切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异域故事在中国流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典范，也让我们对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不仅要发出深深的赞叹了!从《杂宝藏经》到敦煌《杂抄》的成功演变，让我们对于文化交流不仅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对于我们以一个宏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文化，对于建设我们新时代的文化，也许更有启迪吧。

    *作者简介：袁书会，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①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②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⑥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⑦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⑧  笔者称其为借用，因为在民间文学的流传中，时间概念的淡漠是其一大特征。故事先叙述事情发生在商纣时，接着又叙述北汉匈奴国敬献一事。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商纣与北汉其时间相差千年之久。不过，这种情况在民间文学的叙述中，却是经常发生的。

    ⑨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⑩  佛经中的许多故事，乃杂采古印度民间故事而写成，因此许多故事流传广泛，它们不仅仅出现在经文中之一处。如上面所引的智辨马之母子的故事，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耐耶杂事》卷28中就有相似故事。

    (11)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12)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13)  参见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季羡林文集》第4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14)  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15)  《尚书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6)  《毛诗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7)  [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8)  《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9)  《孝经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