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汉武帝统治晚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而“流民”问题就是其中极为严重的一例。所谓“流民”问题，即是农民流亡的问题，它是指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而进行消极对抗的一种现象。照理说，农民种国家的土地，交纳租赋是天经地义之事，为何要逃亡呢?那么，当时的“流民”现象如何严重，汉武帝又是如何治理这一问题的呢?这都成了读者亟待弄清的谜团。
　　关于发生“流民”这一现象的原因，历史中就有记载，《盐铁说·未通篇》曰：“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资)征赋，常取给见(现)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督责；刻急细(小)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虚。”学者杨生民研究了这段话后认为，农民之所以选择对自身并无利益可图的逃亡来对抗政府，是因为汉武帝时期“军阵数起”，其中的诸多的赋役税款，多是从当时的普通民众(多是农民)身上征收，而对那些聚财颇为丰厚的豪强大家则多是敷衍了事。因为这些豪强不仅有钱，往往还与官府要员交往甚密，故一般官员不敢去强行督责他们缴赋。结果，一切都由平民百姓承担，这些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只好选择了流亡这一条道路。他们逃走了，可国家的赋税还得有人来缴纳，于是中等家财的富农就不得不履行这一义务，晚些逃亡的人不得不为先前逃亡的人服役纳赋，再外加官吏的勒索压榨，就造成了民众大规模逃亡的事情，即“流亡”现象的出现。这就是“流民”之所以越来越多的缘由。这一现象在武帝元封年间表现的尤为突出，史载，“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无产籍者)四十万，公卿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
　　从上面这段记载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到当时流亡农民数量之多，亦可观察到公卿官府的治理对策——“徙流民于边以適之”。然而，作为当时的最高执政者，有“雄才伟略”之称的汉武帝又是怎样来考虑这件事的呢?他所颁布的一部诏书表明了他的心迹，诏书说：“间者，河水滔(漫)陆，泛滥十余郡，隄防勤力劳，弗能陻(同堙，堵塞)塞，朕甚忧之。是故巡万州(巡视东方诸郡)，……问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乃者封泰山，……是以切比(校考)闾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则官旷(空)民愁，盗贼公行。往年觐明堂，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徒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书言仓库城郭不充实，民多贫，盗贼众，请入粟为庶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6年)流民问题是极为严重的，不仅丞相这样认为，汉武帝本人也持相同观点。汉武帝对流民产生的原因解释为“惟吏多私，征求无已”，这是他在巡视黄河险情时从民众口中得悉而来的，可以说是比较客观与合理的。流亡的农民解脱了自身的灾难，却把它留给了在家居住的人们，为此，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事实证明了这一办法并未收到多大成效。那么，是不是汉武帝对此就毫无办法了呢? 其实也并非如此，在上述的诏书中汉武帝虽未明言讲出该如何处理，但也用“赦殊死，无禁锢，咸自新，与更始”的策略进行了暗示，并于当年夏四月颁旨“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毕竟做了些具体措施。
　　可见，面对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众的生存问题，一代封建帝王汉武帝也没能理出头绪来。宋代朱熹说的好，“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仅仅将流民问题归罪于“惟吏多私，征求无已”，汉武帝已然有失偏颇，因为封建特权的最高拥有者应当为此事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指责官吏，同情民众，毕竟，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奢侈淫靡与民众的疾苦、穷困、流亡是有极大的关联的。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