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史记》的闻名遐迩，使得它所倍受的关注亦非寻常，而其成书年代之争就是在这份关注的情况下诞生的。矛盾来自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及“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百三十篇。”由于两种说法的不一致，使得关于迄止年代的问题产生了大致7种观点。在此我们一一叙述。
　　观点一认为，讫于天汉年间，其重要依据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司马迁传》。该书记载：“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对此，学者司马贞与张守节最为支持，盖因班固与汉武帝及司马迁生活时期较近，所言似应更为可信，且天汉为汉武帝第八个年号(即公元前100年——前97年)，与“太初”年紧密相连。关于此说，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后序》有云：“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张守节也在《史记正义序》中记载道：“《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上起轩辕，下既天汉。”
　　第二种观点，是讫于麟止说。据西汉的《汉书·扬雄传》记载：“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汉书·班彪传》载：“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迄麟止，作本记、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对此，鲁迅、崔适、梁启超也表示支持。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表明：“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汉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而崔适在《史记探源》一书中将麟止之后所记之事斥之为“妄人所续”，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观点。另外，三国人张晏的记载，也增强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其之：“武帝获麟，迁以来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迄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由此看来，这一说法还是颇为流行的，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麟止”究竟指的是何时、何事，又产生了争论，一种说法是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即“冬十月，行幸雍，祠玉畸，获白麟。”一种说法是指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即“改名黄金为麟止”，难以统一。
　　第三种说法是讫于太初说。支持此种观点的学人也较多，如东汉荀悦，唐代刘知几，清人梁玉绳，日本学者沈川资言等人，对于此说的解释，梁玉认为太初系汉武帝第七个年号，由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司马迁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讫于太初。
　　在笔者看来，太初说学者的解释略显牵强，其推测的多，支持证据较少，即便是有的证据，在论证中也显得苍白无力，因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或许能让世人信服。
　　第四种观点亦是非常有力的，即今人张大可提出的“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他认为，汉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历时19年，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历时22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封禅改历，象征西汉盛世。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归，西域降服。然而，此后的汉武帝就进入了“老人政治”，太史公司马迁亲身经历了这一盛衰，及罹难宫刑，便决定将《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讫”。张大可在对其他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后，提出了这一结论：《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其父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
　　由此可知，张大可认为关于《史记》的迄止年代，不应仅从书面所载的时间来考虑，而应从事实上、实际上的年代来依准。
　　观点五，讫于武帝之末说。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说法是较为相似的，褚少孙与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均持此看法。褚少孙说：“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而范文澜的《正史考略》也表明：“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第六种观点，讫于太初、天汉之间说。这是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国史稿》中提出来的。该书云：“《史记》止于太初、天汉。”
　　第七种观点，讫于征和三年说。征和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前92年至公元前89年，提出此说的是学者王国维。他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史记》记事，‘讫于太初四年’，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其认为，“最晚之记事，得信为自公手者，惟《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余皆出后人续补也。”
　　仅一《史记》已可翻云覆雨，惹出诸多争议，王充有关于《史记》的断限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究竟孰对孰错，千头万绪之下，只能任由史界前辈论说，至于谜底，亦只能依靠于文博史界的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了。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