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及其臣僚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正是因为有他智囊群体的出谋划策，才会创造出这一瞩目的赫赫功业。然而，到贞观朝后期，唐太宗君臣的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不能善始善终，朝廷上下统治功能下滑。关于唐太宗本人的蜕变，前文早有论述。就其群臣而言，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为贞观之治笼罩着沉闷的暮气。
　　贞观初年，唐太宗的臣僚阵容强大，素质好。宰相班子中有“善建嘉谋”的房玄龄，“能断大事”的杜如晦，“履正不回，忠谠无比”的王珪，“刑无僭滥，事有箴规”的戴胄，“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的温彦博，“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诤臣魏征，及当时被称为名将的李靖、李勣等。唐太宗正是依靠这些得力助手，对外清除边患，稳定边疆，对内医治创伤，发展经济。在这种外患内忧严重、百姓凋敝不堪的基础上，唐太宗及其群臣大显身手，创建了一个封建治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开始树起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形象。
　　到了贞观四年、七年，杜如晦、戴胄相继病死，门下侍中王珪也因泄漏禁中语，在贞观七年被左迁为同州刺史，虽然后来又被召拜为礼部尚书，但已失去相位，奉诏修订礼书。李靖于贞观八年七月因病退位，十一月诏准为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散官。次年，又奉诏出击吐谷浑，遭到别人诬告，虽然太宗“按验无状”之后为其平反，但李靖的心中蒙上了阴影，于是闭门谢客，不再与人往来。贞观十年，唐太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病逝，这对唐太宗政治上是个极大的损失，正当唐太宗陷入长孙皇后的病逝中痛苦不堪时，魏征又患了眼疾，提出了辞职请求。如此几番折腾，到贞观十年，原来宰相班子的主要成员仅只剩房玄龄一人了。这对唐太宗来说，无疑是人才能量的损伤，也深刻影响着他的后期统治。
　　贞观十年之后，宰相班子人事更迭频繁而激烈：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杨师道为侍中；贞观十一年，侯君集参议朝政；贞观十二年高士廉为右仆射；贞观十三年，侍中杨师道改任中书令；贞观十六年杨师道被罢，高士廉辞位，侯君集被杀；贞观十八年，刘洎为侍中，岑文本、马周并为中书令，褚遂良参预朝政；贞观十九年，刘洎被杀，岑文本死于征辽东途中，司徒长孙无忌摄侍中；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死；贞观二十二年，马周、房玄龄相继去世。可见，从贞观十年开始，人事更迭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贞观朝廷后期的种突和波澜。而且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截然不同。即使仅存的几个重臣，如房玄龄，以及贞观中后期得权的长孙无忌，他们也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特别是房玄龄，他奉事太宗的时间最长，从政生涯几乎贯串了从草创李唐政权到贞观之治的全过程，唐太宗对这位开国元勋和朝廷宰辅十分敬重与倚重。虽然他善建嘉谋，但却是一个善于观察皇帝情绪，很会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人，在太宗面前他只有顺从，没有触犯，很少能够匡正太宗的过失。如果说在贞观前期，因太宗正在励精图治，且有诤臣魏征等人的匡正，房玄龄的弱点还没有给朝政带来明显损失的话，那么，到了贞观后期，当唐太宗“渐不克终”，腐朽性越来越暴露的时候，房玄龄的性格弱点，便对唐太宗的蜕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太宗看来，这样一位有威望的重臣尚不反对他的作为，当然也就会无所顾忌地放纵起来。太宗的智囊臣僚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蜕变，对太宗治世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
　　另有一部分高级官员随着官职升迁，权势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享乐，追求安逸，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如尉迟敬德的情形就是如此。有的官员为迎合太宗所好，见风使舵，曲意逢迎，以献媚取悦皇帝，如长孙无忌就是如此。
　　总而言之，到贞观中后期，唐太宗的智囊臣僚的素质大大蜕化，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少数的几个重臣，都把贞观前期那种积极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抛之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恪守中庸之道，惟恐获罪而得过且过。从君臣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化，正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