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古兵书《军志》中“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的话概括了宿、战两种军事行动均具同等的重要性，于是，安营的巧与拙同样也就成了衡量古代将帅们军事指挥艺术水平的标尺。三国时，蜀汉与曹魏两军隔渭水对峙，蜀汉军队的统帅诸葛亮猝死五丈原军中，只好全军撤退。当司马懿率魏军赶到汉军的“营垒处所”，看到诸葛亮营寨布防之严谨奇曲时，不由得发出了“天下奇才”的赞叹(《三国志·魏书·诸葛亮传》)。英雄识英雄，品评才中肯。诸葛亮伐南中时，被俘的孟获看过蜀军“营阵”后不以为然地说“若只如此”，但却免不了被“七纵七擒”而终于归降的结局(前书注引《汉晋春秋》)。蜀将马谡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舍水上山”，被魏将张郃“大败于街亭”，被军法处斩(《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这正是立营失误导致败绩的严重后果。同样的例子，就是尽人皆知的蜀吴“彝陵之战”中陆逊“火烧连营八百里”的故事［1］。
　　结营(又名“为营”)关系胜负，不下于布阵的当否。其作为军事生活的重要内容，格外受到关注，自然是情理中的事。秦始皇陵第二号兵马俑从葬坑作为营寨的形式，出现于“陈兵”的环境中也是容易理解的。同那作“矩阵”形式的一号坑一线并列，不仅反映了“营”同“阵”的等值关系，而且也形象地呈现出秦营的具体内容，为研究此前此后营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直观的材料。
　　有学者首倡二号坑是“左军”一说，以为系“大阵套小阵”建制，有违史实，也同1977年我参与试掘测绘的情况相左。鉴于其影响深广，故对定性的甄别，尤显必要。
　　注释
　　［1］“火烧连营八百里”是《三国演义》演义里的说法，但刘备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县东白帝山上)以东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县西、长阳县南)700里间处处结营，兵力分散，遭受火攻，全线致败，却属事实。《太平御览》是这么论述的：“蜀先主刘备东下伐吴，魏文帝(曹丕)闻备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缓急不相救，一军溃而众心恐矣。数日，果有备败书至。”
　　一 有关几个军事术语的概念问题
　　(一)壁垒和营垒
　　涉及部队行止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的词，见有壁、垒、营、寨、城、堡等。对这些常见而又容易混淆的军事术语，给予较为确切的诠释，溯本求源地加以区别，有助于秦俑研究的深入，同时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研究也不无益处。
　　壁，是军营周围高起的防御性土堤状建筑物，其外沿设置有长长的壕沟，用以阻止敌人接近，并附设一些障碍物。
　　垒，为壁上筑起的堡寨，是兵力集中防守的要害部位。《左传》孔疏：“垒，壁也。军营所处，筑土自卫，谓之垒。”垒上多布置有远射程兵器，阻隔敌人。有时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是需要“深垒固军”的［1］。垒在壁上是散开构筑的，数目当然非一。如果两军相持，为增强防御力量，双方各自都在增垒，像长平之役中，秦赵两国就是生动的例子。
　　营，系军队止宿和驻扎的地方。在行军途中临时住宿的称“行营”。
　　寨，用木栅构筑的防卫据点。在山上称“山寨”，在水边的称“水寨”。
　　城，筑有高厚围墙的大型防御工程。最早由村落集合而成为都邑，随后在四周建造起两重城垣。内为“城”，外为“郭”(《管子·度地》)。或两城相并，其作用在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城上有“女墙”、“马面”、“碉楼”等防卫设施，城外则挖有蓄水的隍壕，从而形成“城隍”、“城池”等体系性防御工事。
　　堡，是小型的防御性建筑。可附于城，但多单独存在。春秋时期的“栽”，也当是“堡”的一种最早称呼［2］。
　　以上诸种有实际内容的军事设施，多是有连带关系的配套工程。“壁垒”连用是野战防御阵地的统称。车战时代虽无壁垒，却在它后期孕育了防御作战的圆阵［3］。而壁垒在向敌的一面组成为具有防御层次的堤状工事，俨然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4］。当然，这种防御还属于积极性的，因为“筑壁垒而守之”的“守”固然是其第一位的作用，但它的终极目标还在于“战”。像壁垒间每隔百步设置的“突门”，虽则在门道和门前有拒马(交叉而成的木架，上面带刺，可以移动)阻隔来犯之敌，但它却是阵内部队出入的通道。况且配备在壁垒两侧的车骑往往又是通过迂回、侧击来对付进攻之敌的。这显然是它后出而又有别于圆阵的进步之点。壁垒结合，形为主体，外设条沟，成就“深沟壁垒”，再配备上“天罗”(张挂的网)、“武落”(又名“虎落”，是用以遮挡壁垒的竹篱，一说是带绳的木桩)、“行马”(塞门道以阻车马行人过往的木架子)、蒺藤一类障碍物，从而构成为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图Ⅰ-3：1)。由此可见，古书中“军壁曰垒”(《周礼》郑注)，“垒，军壁也”(《说文解字》)，两个互为解释，时而称“壁垒”，时而又称“垒壁”，或合称，或单称……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从“筑垒壁而守之”(《史记·白起传》)来看其兵力部署，正如《六韬·临境》说的：“分兵三处，令我前军，深沟增垒而无出，列旌旗，击鼙鼓，完守备。令我后军多积粮食，无使敌人知我意。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击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不知我情，则止不来也。”在这里，守军、机动兵力和后勤保障都具备了。而孙膑对来不及构筑垒时，如何配备兵力、武器、设置哨所等，谈的都是很具体的意见(《孙膑兵法·陈忌问垒》)。
　　注释
　　［1］《左传》文公十二(公元前615年，即秦康公六年)，秦晋战于河曲。臾骈曰：“请深垒固军待之。”孔疏：“深者，高也。”
　　［2］《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在楚都外一里的地方，用版筑起高一倍的方形建筑，驻兵昼夜把守。这“栽”不是“堡”又是什么?
　　［3］《孙子兵法·兵势》：“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曹操注：“卒骑转而形圆。”杜牧说这个“圆”是“阵法也”。点破了说，这就是收缩兵力，组成环形防御的圆阵。所以，蓝永蔚在其《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说：“方阵是进攻的队形……圆阵是由方阵而来的一种阵形，是方阵的收缩，是方阵处于防御阶段的形态”。
　　［4］据《六韬》讲，在垒上“金鼓旌旗，皆列而张，别队为伏兵。令我垒上多积强弩，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车骑居外，勇力锐士隐伏而处”(《豹韬·突战》)。又“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行马、蒺藜”(《虎韬·军略》)。联系起来看，由壁垒组成的这道防御工事大致轮廓是：在长而且宽的壁(土堤)上置垒，遍插旌旗，多置金鼓，埋有伏兵；壁垒外侧深挖壕沟，沟前洒满蒺蔾一类障碍物；持有弓弩和长短兵器的“勇力锐士”，隐蔽在壁垒的内侧；战车和骑兵则配置在壁垒的两端。同时，壁垒上每隔百步，设一突门。与之对应的深沟处都留有通道，并且安置拒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以壁垒为主体的、由外到里的四个防御层次。
　　(二)顿舍和营军
　　军营的设立，从相对的时间上分，大致有暂驻和长期驻军的两种形式。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伐纣时，“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行程九百余里，时经一月余［1］，是不可能建筑正规的营舍的。公元前208年，项羽率兵救赵，破釜沉舟，所烧的“庐舍”若不是营舍而是民舍，那还能表现出什么样“必死争胜”的决心?公元前123年，卫青面对“兵阵而待”的匈奴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汉书·卫青传》)，显然是没有构筑工事的时间，像这种在行军途中的营舍只能属于暂驻性质，由于只求其起到止宿遮护的作用，因此是简易而粗率的。除去临时驾车为营外，还有架兵为营的。这类营大概就是所谓的“顿舍”(《史记·王翦列传》、《汉书·李广传》)。如果属于部队长期的营宿之舍，其规模和结构就要讲究得多了，而且是同城堡、壁垒各自有机地结合，由此而更加审慎地选择营地。
　　“顿舍”，顾名思义是临时性的军营。大将李信、蒙恬率秦兵20万攻楚，“荆人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汉书》记赵充国“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赵充国传》)。在这里，“营壁”又被连用了起来。因为“壁垒”接近，故而又称“营垒”(《六韬·军略》)。《周礼·夏官司马》说量人“营军之垒舍”。“营”为建造之意，孔疏：“营军之垒舍者，军所至之处，则外周而为壁垒，又于垒中有馆舍”。“馆舍”指军营无疑，而且在垒中，必然是发生在两军对阵之时，故《尉缭子·战威》说“军垒成而后舍”。军营即同壁垒结合，就不是一般的“顿舍”、“止宿”，而是着眼于防卫攻战的作用。那么，其结构必定是杂糅了构筑壁垒的精神因素的。
　　营虽同壁垒的连用，但各自毕竟属于几个不同的军事设施。它们间的关系可说是：既有区别(如营设周垣，行营不对敌，壁垒多为堤状，又是在对峙的情况下为之)，又有联系(如两军相持，营周匝筑壁垒，故称“营垒”)。因此，人们不能一概而论，还须具体分析。不过，连用频率之大，也正好说明军营的重要地位。其作用概略地说，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供军队止宿、安歇、休整；
　　第二，储备粮草、武器装备，保障后勤供给；
　　第三，提供战地训练、整肃内务的场所；
　　第四，是各级军吏制订作战计划、实施指挥的总部；
　　第五，扼守战略要地，是退守的歇足点，也是进攻的出发点。
　　营垒地点一旦选定，作为一项工程，在军内就有专门的管理修建机构。汉代就有“垒壁”一职，就“主垒壁之事”(《后汉书·光武帝记》)。
　　注释
　　［1］《汉书·律历志》：“癸巳武王始发，丙午还师，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三十一而度。……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戊午为周正月二十八日，癸亥为二月四日，前后6天，行了180里。所以，武王率军由丰京到距朝哥只有2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前后一月零七天，行程1080里。按西汉一里约为417.53米算，即折合901.8里。
　　二 冷兵器时代“营式”的雏形及其完备化
　　在漫长的中国冷兵器时代，军营的外形出现过很多种。它们大致是由于军队住宿时间的暂久、当时地理环境的可否，而因时因地制宜的结果。也正因为正规的军营设立，选在作战的前线或防守的要地，聚集着为数众多的军队、车马、武器、粮草及其他军用物资，当然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历史上发生夜袭与火攻营地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因此，从“自固”和“拒敌”的防攻角度考虑，不但立营择地须审慎，要保证绝对安全，而且对营内的结构都要做到布局合理，便于防守又有利于出击［1］。因此，还要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和“营规”。这些都属于“为营”的程式和布阵的规则，当然也都是那一个时期军事家智慧的结晶。
　　注释
　　［1］《孙子兵法·行军》；“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关于立营择地的最具体的论述要算是《武经总要》前集的《下营择地法》一节，今节录如下：
　　“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牧为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阳山不居水泽，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壅。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隘’，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莱，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沟漳深阜，虑有延潦。”
　　另外，对于“天柱”(高山)、“地柱”(岛)、“天狱”、“地狱”、“飞锋”(斥卤之地)、“虚耗”(荒城废墟)、“天灶”(缺水草的川谷之口)、“沃焦”(无险可凭之地)、“天社”(神祠)、“死地”(丘陵之上，大山之口)、“龙头”(大山之端)等兵家所忌讳的地方，都不能驻营，须尽快离去，尽量让给敌人，变害为利。
　　(一)秦汉时期营壁结构与攻防设施的概况
　　1. 布局和规模
　　《尉缭子·分塞令》载：“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无通其交往。将有分地，帅有分地，伯有分地，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使百人无得通。”分地，即是军中分配的营地。以军为单位安营，故称“军营”，可见不全是望文生义的“军人之营”的一般性解释。至少战国到秦汉时期是这样，既然一个军的兵马辎重住在一个具有“行垣”(围墙)的营区里，不能挤在一个帐幕中，就须按将、帅、伯各领的营地安置。据其“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攻权》)，“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束伍令》)知，“百人之长”就是“伯”，“千人之将”即是“率”，也就是“帅”。“伯”是有资格为营的基层单位，那么，在一个军营里至少就有120个“伯营”(12000人)。这种“大营包小营”的营壁结构，就明白地告诉了人们“结营”一词的含义。
　　甘肃嘉峪关汉墓第三号墓的甬道上，绘有一幅营帐壁画。据称：中间是大军帐，内坐一武官，帐外左右各立一军士。右立者执一旗，为传令官，“中军帐的前后及左侧面环以三排小军帐，帐前列以矛和盾，右侧分别六面镶有牙边的白色军旗，似为辕门”［1］(图Ⅰ-3：2)。可见营有“分地”，士兵是分住在帐幕之中的。刘邦赴项羽设的鸿门宴，“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汉书·樊哙传》)。因为营盘不大，哙才能“闻事急”持盾撞入。营中之帐显然也不止一个。不过，长官同士兵们的帐有着大小、繁简和等级的区别罢了。
　　秦汉时期的营究竟有多大?《汉书·卫青传》：“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师古注：“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校……每军一校，则别为幡耳，不名校也。”张汤与甘延寿出西域，“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三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师古注：“一校则别为一部军，故称校耳。”校，即校尉，是三公之一的太尉和九卿中武官之外，在军中具有实际指挥权的高级军官。它原是秦武官的称呼，而且分有“左右”。《史记·陈涉世家》有“秦左右校攻阵”的记载。《索隐》：“即左右校尉军也。”既然“一部为一校”，即一个部校就是一个军营(营垒或营壁)。秦将王龁在长平，攻取赵的“二鄣四尉……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而秦攻楚时，“(荆人)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从这些史料得知，一个校在管辖的一个营壁中就有好几个都尉，其兵数估计也有千余人［2］。一支大部队可由将军率领，下面再设若干支队(即部校)，当然可以设若干壁。刘备连营七百里，就是由很多营壁连接起来长达700余里，而绝不是有700里长的一个“连营”。
　　2．设施
　　长期性的营壁必须是筑有一道高起的方形周垣(即“垒垣”、“军垣”)环绕，外表形为矗立的垣壁。垣墙上留有数目不等的门。少则一个，多可四个。正门称“军门”(即营门，又称“和门”、“垒门”［3］、“壁门”［4］)，侧门称作“旗门”［5］。
　　壁垣之外挖掘有沟堑，沟外沿深栽“鹿角”(带枝杈的树枝)，并布满蒺藜、竹马(竹桩)，以防敌人偷营。
　　营壁内按军队的编制单位划区驻防，彼此间不得随便往来(《尉缭子·分塞令》)。各级军吏和士兵各有营帐。营内有道路，营帐的安排则是由军事指挥家的运筹行为风格而没有定制［6］。
　　军营内立有“营表”(木柱)，是用以观测日影的计时器。
　　3．防卫
　　部队的驻营同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都是军中的大事，容不得半点疏忽。否则，就有遭敌暗袭致使全军溃散、覆没之虞。所以，在带兵打仗的校尉之外，还设有“军司马”一职。但在不设校尉的情况下，军司马就成了一部的主将。分部的司马则特设“营军司马”，使其专管部队的住营之事。
　　军门的管理和把守，即所谓“营事”，统由“军门都尉”节制(《汉书·周亚夫传》、《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而具体管理营门的，则是“门侯”。守门者是站立门两旁执有长兵器的卫土，也称作“壁门土”(《汉书·周亚夫传》)，遇到未经许可而擅入的则交戟不纳(《史记·项羽本纪》)。
　　为了军营的安全、防止奸细，明令也有一套营规和营法。它大概包括了这么一些内容：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不准妄行，不得喧哗，一切行动听命令；营内各区间有明确的活动范围和道路，炊事、采樵和一切闲杂人员不得超出规定；夜间关闭营门，派人巡逻，不停地敲击刁斗，按日更换的联络口令，并加以盘查；任何人不得私自改变军营的设施……否则，对违犯营规者将以军法处置［7］。
　　防止敌人乘营，特别是对待夜袭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营外远距离地段上派出流动哨——“斥候”，随时报告敌情动态。(《汉书·李广传》、《汉书·赵充国传》)
　　“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这是西汉周亚夫严于治军、汉文帝细柳营遵制故事中的卫士之言。它给后世留下了严守营规的“真将军”、“真天子”的形象［8］。
　　注释
　　［1］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2］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周礼·大司马》郑玄注：“军门谓和门，今谓之垒门，立两旌以为之。”
　　［4］《汉书·韩信传》：“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汉书·周亚夫传》：“亚夫传言开壁门。”
　　［5］《孙子兵法·军争》：“合军聚众，交和而舍。”曹操注：“军门为和门，左右门为旗门，以车为营曰辕门，以人为营曰人门。”
　　［6］《汉书·灌夫传》：“创少瘳，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曲折，请复往。’”
　　［7］《汉书·胡建传》：“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遂上奏曰：‘《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完，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称其书曰《李法》。”
　　［8］《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汉文帝“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毂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闯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指军营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功，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
　　(二)秦俑二号坑的短期性军营实例
　　古今悬隔，同一事物往往截然两样。如不细察其间的变化之迹，是很难连接其首尾的。秦俑二号坑出现初期，关于它性质的讨论，就反映了人们认识的过程。揭去表相，联系本质，它模拟秦人军营的布置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形象具体、内涵丰富、特点鲜明的秦营实例。
　　结营有多种办法，或像西洋军队“按武器类型分编为营的各种步兵队、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军队》)；或按兵种，包括步、骑、车、弩在内。但以单兵或多兵种混宿，而平面呈方块组合格局的，是构成秦营的基本特点。
　　二号坑内有四个独立的区域，可分为前后两线，应该说是“营中有营”的建制。后线三区(由南而北，依次是Ⅱ区——车兵小营；Ⅲ区——车、步、骑混编小营；Ⅳ区——车、骑小营)间互不相通，前线Ⅰ区(练兵场)同Ⅱ区也不能直接往来。Ⅲ、Ⅳ的前部只有穿过五道小门，才能进入Ⅰ区的后部［1］。这种情况反映了大营内除分小营住宿外，各小营也应该有自己的“行垣”，使得彼此不连通。而各区结为营壁，则应有大的周垣或壕沟环绕，这些设施，在这里显然是省略了。既然小营辟有“横门”(即“衡门”)，大营也当另有“军门”(图Ⅰ-3：3)。
　　秦俑射兵练习场地，安置在二号坑Ⅲ区的东北角，看来是安营的又一大特点。因为秦军是一支攻击型的队伍，行军作战成多兵种的矩阵队形，又作“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史记·苏秦列传》)的武器配备，故而把射兵小营安放在军营的最前部就大大地方便了出战布阵的需要。同时，军营也是战地训练的场所。王翦统领60万大军进驻楚地，没有接受楚兵的挑战，而是“坚壁守之”，除每日“休士洗沐”，“善饮食抚循之”以改善生活条件外，还作“投石超距”的军事体育锻炼。及至战机成熟，他就一鼓作气地消灭了楚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俑射兵小营的武士俑，作徒手轮番射击的姿态，正是教阅场上练武的形象化。
　　甲士乘车，带着“乘附”(又作“承副”，即随车的隶属步兵)凭借战车搏击的车阵战，随着车阵时代的结束、步骑兵作战方式的推广而销声匿迹。但战车作为战斗的运载的工具并没有因此而隐退，它在战国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又以新的姿态发挥着新的作用。秦俑坑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木质车乘，但它绝不是旧式战车的“遗老”，而是适应新兵种、新战法的“新少”。从指挥系统的专用车乘、追奔逐北的驰车、骑步专车到四人共乘的“驷乘”，应有尽有。二号坑军营后线的并列三小营有战车编列，就显示了它们各自的作用。特别是Ⅱ区的车兵小营，竟是64乘清一色“不中不益”的“轻车”［2］。车后无随员的步兵，乘员还只限于御手和两名执长兵、擐铠甲的左右车士。可见驰驱轻车作战的队伍这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并在野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孙子兵法·行军》)如果说孙武所在的春秋时代，军事家还把用做担任掩护任务而机动的轻车当做判断敌军列阵的重要征候的话，但到了他后人孙膑所处的战国时代就不同了。虽然重视用车，但已不限于此一作用。这时不但“车骑与战”，而且还把车兵单独用在平坦的旷野上作为一支独立的作战力量(《孙膑兵法·八阵》)。云梦秦简中“轻车”同“*(左走右斥)张”、“引强”的并列(《秦律杂抄》)，就很能说明问题。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车兵，都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军吏，如“轻车将军”、“虎贲校尉”等(《汉书·卫青传》、《百官公卿表》)。所以，秦俑二号坑战车单独编营不是旧式车的陈列，也不是对往昔车兵的缅怀，而是适应当时出战列阵需要的模拟。
　　《孙膑兵法·八阵》：“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他把战车放在战阵的右翼，骑兵置于左翼，步兵排在后面，看来是古代军事家们对多兵种协同作战时部署战斗主力的经验总结。二号坑军营的后线三区基本是作如是驻营的。唯独处于中间第Ⅲ区的是车、步、骑混宿小营，当是适应战场需要的又一种布置。
　　表现秦军营寨生活的二号坑同整个秦俑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性。尽管它极力模拟真物，在某些地方可以做到具体而微地“像”，但毕竟同其本身一样，都是处于“似”与“非是”之间。既是营，无“行垣”沟堑，却有门；既是“宿”，俑马却立而不卧……分营而居，背地练兵，却无金鼓的发现，没有形成指挥系统，兵俑多徒手而少长兵……足见秦俑军营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暂住形式的实例。当然“重攻轻守”和“远斥候”这些军事活动是不便表现的，但通过营垒这种具体形象曲折地反映的却是一个隐形的战术思想。
　　注释
　　［1］Ⅱ、Ⅳ两区，各占6个过洞，其中北侧的5个过洞东部部有一个向东开的小门。而Ⅱ区8个过洞前部有横向的长廊连通，其北端只有同Ⅲ区的南一过洞交合后，才通向Ⅰ区的后部。由此可见，后线三区的“横门”(即“衡门”)都是集中在东北一隅的。
　　［2］《后汉书·舆服志》：“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左辐右车)(同*(左王中车右王)，皮箧，用以藏弩)辄弩箙，藏在内府。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以次属车，在卤簿中。”这里说的是天子卤簿中的轻车，其装饰之华丽都在实际战车之上。不过，“不巾不盖”作为“古之战车”，建有矛戟弩箙等兵器却反映了它原来的面貌。
　　(三)从李靖到戚继光的完备营式
　　强大的唐王朝同样是在与强敌血与火的拼搏中建立起来的。一代名将李靖(571—649年)不但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其所著《李卫公兵法》虽已佚亡，而同唐太宗谈论兵法的实录却幸运地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有名的《唐太宗与李靖问对》(又名《唐李问对》、《李靖问对》)［1］。其治军、布阵、安寨的经验也是代表了当时军事学的最高成就。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中就载有李靖的营法并附有营式图。
　　唐营常有两种，即方营和月营。其立营的根据只有一条，就是注重军队所处的态势和地理环境。如“诸军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反之，背山面原的“地带半险，须作月营”。
　　李靖把部队分为七军，即将帅所居的是中军，其下属的是前后左右四军(如左厢的两左总管，右厢的两右总管)和机动兵力两军(左右虞候)。住营的依然是三大兵种，即包括了步兵(名曰“战锋”，其中的弓箭手称“弩手”、“弓手”)、骑兵(即“战队”，或名“马军”、“跳荡”)、战车(名为“驻队”)，另设有奇兵。兵力分配是中军4000人左右，左右四军各2600人，虞侯两军各2800人，共计2万人。每军都是一个方营，其中中军营最大。因为扎营在自己领土上，土地平坦宽广，每营中间就可留一营大的空地。若果受地形限制，中间的空地就可能小于这个数额。由于中军位处中央，六军分布至周围有如六瓣的花朵，所以这种方营也叫做“六花营”(图Ⅰ-3：4)。
　　月营的编制未变，只不过因地形关系，形为向前突出的半月形(又名“偃月营”)罢了。中军居中，六军分布两翼，即两左总管和左虞侯在一侧，两右总管和右虞侯在另一侧。每一大营包括40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子营中都留有空地。“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则立在中央的“大将之所”。
　　从李靖营地布局看，“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而方便可行。“营中有营，队中有队”的安排，可使各部有分合调整的余地，便于应付敌情。确乎做到了相互联系、彼此照应，既可向外各方运动、又能收拢成为一个整体。因此说这是一种灵活而安全的营法。
　　唐以前用冷兵器作战，部队的行营驻防的格局变化不是太大。此后，随着火器的出现并登上战争舞台，武器配备的变化也为部队的营守问题增添了新的内容。明代抗倭明将戚继光(1528—1578年)对于军营的建设和管理十分重视，把处于热兵器时代的“戚家军”的驻营、行军和野营当做反袭击和歼灭敌人的战术来对待。这些都在他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重要军事学著作中部有详尽的阐述。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用于战争的火器已经有100多种。戚继光经过研制，把原来在管口填药的鸟铳，改成在后面填药，还在燧眼上加了“火门盖”，从而避免了向后喷火伤自己人的危险，大大提高了射程和命中率。他还改进了火炮(无敌大将军、虎蹲炮和佛朗机铳)的结构和装置［2］，在军事技术史和战术史上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车、步、骑和辎重诸营协同作战问题，戚继光也是异常关注的［3］。尽管这时的炮兵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但火炮和其他火器已被配备在各个兵种之中。在镇守蓟州时，他建立了7个车营，共有官兵约22000名。每营有官兵3109名，就配有口径二寸的佛朗机火炮两门，骑兵中还有鸟铳手。7个步兵营计2万人，每营都有火器队。同样，7个骑营里都各有鸟铳手、快枪手和火兵的编制。而辎重的建立，实是戚继光的一大创举。共计3营，不但是保障后勤供应的运输单位。而且也是战斗的单位。休息时，以车为营，前有拒马桩，中有火器。在前线，则加入车、步、骑阵的系列，来对付蒙古骑兵。而这些配备有火器的诸兵种，在驻营格局上也当然地产生了新的影响。
　　戚继光的车营、骑营、步营和辎重营都作方形，组织严密，针对性强。面对“敌人铁骑数万冲突，势锐难当，我军队伍未定，辄为冲破”(《练兵实纪·杂集》)的态势，戚继光建立的车营是用偏厢车128辆。首尾相接，“左右前后，分合疏密”为营，另有骑兵一队。车上装有大佛朗机2架，还配备有其他火器和人员，形成了对付“敌马拥众”的“有足之城”、“不秣之马”。
　　涉及野营的修建和管理，详尽地论述及规定，都载在《练兵实纪》卷七《野营》里。其中有29条，如“安野营”、“遏人畜”、“谨营壁”、“严营门”、“慎启放”、“稽出营”、“恤病军”、“查军器”、“放厕所”、“革抽差”、“备火警”、“止扰害”、“报机密”、“治喧动”、“戢透漏”、“责交通”、“惜水草”、“处夜解”、“教夜巡”、“甲夜号”、“辨巡箭”、“设灯火”、“备雨晦”、“下暗营”、“变明暗”、“诘来人”、“重夜令”、“出夜奇”、“明再发”等。这些都是营中活动的具体规定、做法及违令的处置方法。
　　对于偷袭和伏击的敌人，做法是在营地周围除设有哨探(流动哨)、“夜不收”(夜间巡逻人员)外，还布置有暗弩、铁蒺藜和“自犯钢轮火”(地雷)等，收到来者必歼的效果。
　　注释
　　［1］《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无《唐李问对》。因此，宋人疑其为伪。何薳《春渚纪闻》中考订为阮逸所著。马端临《文献通考》疑其为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辑录的《卫公兵法》。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者有详细的辨正，今从之。
　　［2］原来的“无敌大将军”炮重1000余斤，有效射程内的杀伤直径可达20余丈，是守城的重要武器。但每次装进6～10斤的火药和500个生铁子是从炮口灌进去的。当放炮之后，再装新药放炮的间隙太长，往往给敌人冲来留下可乘之机。戚继光针对这一缺点，就在炮身(即“母体”)后部开口，把装有火药和铁子的“子铳”放进母体，使子铳的放射口和炮管对接，就可放炮。数个子铳轮换装卸，既缩短了发射时间，又便于一个人操作，当是原始的“子母炮”雏形。
　　［3］北宋的“虎蹲炮”是在木架上弹射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已发展成有前高后低的支架，并能在炮膛中发射的小炮。其炮身长一尺九寸(合今60厘米)，口径二寸余(合今6.3厘米)，重36斤(约合今21.5公斤)。但它后坐力大，炮身跳跃，燧眼喷火，往往使炮手受伤或死亡。戚继光就在燧眼上加盖，把支架的四只脚改为尖桩并插入地中，还使炮尾紧抵炮坑之壁，从而提高了炮膛的光滑度，使虎蹲炮身稳定，程射延长，提高了命中率，又可使之同鸟铳一齐发射，是对付敌人骑兵的有力武器。
　　三 驻营和作战关系索解
　　(一)母营和子营
　　只要是部队，无论是何军兵种都是有固定宿营的。秦汉时期，从常备军、野战军到边防军，特别是对于“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大规模野战部队，都由皇帝任命将帅，兵的数额少则数万，多到几十万，均按部为营。秦始皇“空秦国甲士专委”于王翦60万众(《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日夜兼程，长驱数千里，也不可能住在数个帐篷之中的。为了防卫的需要，大部队必然是集中在一个或数个营地的，做到“小分散、大集中”。军之一部为一校，校又是组成军营的基本单位。因此，对这人数逾千、兵种多样的部校人马，就须从大的方面形为混宿的“母营”，从战术单位形为单兵种或几个兵种的“子营”。纵观秦俑二号坑的布局，其分作4—5个单元，无疑为我这一立论提供了证据。
　　(二)京师的屯卫和区庐
　　营地和营房设施，既同军队的级属有很大关系，也因平时或战时而有所区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即使是“屯卫”，也必定集中于军营住宿的。
　　《汉官解诂》说护卫皇宫和官府的“卫士”们“诸门部各陈屯夹道其旁，当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屯夹道其旁”是屯卫的据点，也是营地的所在。当然也只是设营的一种。
　　《汉书·刑法志》：“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设置材官，秦汉皆然，南北军屯卫都城，也理当相共。由于戍卫首都，关系重大，此权不易授人，多是皇帝亲诏，任命卫将军统领之(《汉书·文帝纪》)。其主管官员和任务也甚为明确，如卫尉掌南军，卫宫；中尉掌北军，内卫京师，外备征战［1］。具体掌管“宫门卫屯兵”的是卫尉，掌管“京师城门屯兵”的则是中尉下属的城门校尉。长安十二门都有候(《汉书·百官公卿表》)。据颜师古引《汉旧仪》说，“卫尉寺在宫内”，又引胡广说“主宫阙之门内卫士，于周垣下为区庐”。他解释说：“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矣。”可见宫阙卫士住的营舍，设在宫墙之下，其指挥所(卫尉寺)就在宫内。守城门的屯兵，则是建立营垒的，像“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
　　卫戍京师的军队，因为较稳定，所建军营设施也就相应地要讲究得多。单就营内的军事训练和检阅而言，都是国家一级的。训练的内容从军事体育锻炼的“教射”(《史记·秦始皇本纪》)、“投石拔距”(《汉书·甘延寿传》)、“角抵”(《昭明文选·西京赋》李善注)，到“教以五兵”、“演习阵法”(《汉书·百官公卿表》)，都是逐步提高的。至于秋天的“都试”(正式的军事检阅)更是隆重无比，连皇帝都来亲阅。当然，这些平日的练习只能在军营内专设的场地进行了。
　　注释
　　［1］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引陈树镛《汉官答问》。
　　(三)障塞
　　因为边防线漫长而又往往受地形的制约，所以边防军的营地一般都要选择在扼要而又便于迅速抵达的关梁、安塞、徼亭、障塞等防御要地。除去平常值班防守外，一旦闻警，就得立即集结，从防守工事上御敌。较大的“障”(通“鄣”)、塞，无疑就是一座城堡［1］。驻守“障城”往往是要派尉一级的武官，领有重兵［2］。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守长城，“城河上为塞”，“筑亭障以逐戎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派尉屠睢发卒分五军，南戍五岭伐越，边防军人数达到百万(《淮南子·人间训》)。同样，西汉王朝也曾“兴关中卒乘边塞”(《汉书·高帝纪》)，南方则以木栅水为徼。汉武帝时，“边郡太守各级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置长史一人掌兵马，丞一人治民。当兵行，长史领。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汉旧仪》)。领兵守护障塞是长期的任务，其军营以部校为驻守单位也相应稳定而坚固。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昭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索隐》：“郫，堡城。尉，官也。”
　　(四)营阵相侔
　　杜佑在其《通典》里有“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的话，这就是说军营形同圆阵。那么，营同阵究竟是什么关系?又为何“相侔”?
　　我们知道：圆阵是“主守”的防御性队形。兵力收拢、高度集中是其特点之一。为了减少敌人的攻击面，就把防御正面尽量缩小到最低的限度，使之成为一个外向密集的防御圈，从而使敌人很难从某一点上攻破它。所以说圆阵是对付强敌从多方攻击的最佳阵式，往往能取得以少胜多、化险为夷的效果。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南)之后，仅仅剩下了28骑，他面对灌婴所领的5000骑汉军，“因四隤山而为圜(圆)陈外向”，竟斩杀一汉将、一都尉及“数十百人”，冲出了重围(《汉书·项籍传》)。汉将李广帅4000骑兵面对十倍于己的匈奴骑兵的包围，同样采取了“圜陈外向”的守御队形，才摆脱了被歼灭的危险处境(《汉书·李广苏建传》)。
　　军队营寨的主要功用，无非是两个：一要保证己军安全的所谓“自固”；二要做到随时战斗的所谓“御敌”。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别是处于前线和深入敌境，其安营之法同圆阵相较，确是“相侔”的。因为驻营虽然不是面对强敌的包围那样地带有几分被动性，但处于一个并不完全排除遭受袭击的未知环境之中，无异于被包围。因此，立营扎寨就不能不作出遇敌即战的考虑。
　　圆周本来是个无端之环，在面积相等的任一几何图形中都是最小者。这一数学上的道理，也早已为我国古代军事家所利用而变为战术上不移的法则。“圆阵无角，利以坚守”(《武经总要·前集》)，也应是根据战争实践总结出的认识。孙子说：“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孙子兵法·兵势》)孙膑说：“圆阵者，所以搏(借为‘团’、‘结聚’)也”(《孙膑兵法·十阵》)，“圆阵以胥(等待)，因此为固”(《十问》)。荀子也说：“圜居而方止，则若磐石然，触之者角摧。”(《荀子·议兵》)同样，在敌境安营时，“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势编入仿佛使圆”［1］。
　　营、阵“相侔”，从指导思想原则上是接近的。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状态。不过，在营地的规划上，总是要把布阵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其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对各兵种、各子营的安排，均须服从出战列阵的需要。即：尽量使二者靠近，以缩短出营的时间。这就是说，驻营部队一旦接到列阵的命令，就得迅速、准确地进入自己的战斗队列。所以，《六韬·犬韬》说“大将设营而陈，立表辕门，清道而待”。(《分兵》)《汉书·李陵传》：“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里，至浚稽山止营……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李陵以“大车为营”，即所谓“车营”。“引士出营外为阵”，可知阵在营外，二者相去必定不远。营地遭到包围，李陵军迅速布阵追杀敌人，如无科学的营地划分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要做到5000人拉出营外迅速定行列是很困难的。
　　唐李靖制定了著名的“六花阵法”并绘有“阵图”。他向唐太宗说自己的“六花阵”是根据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的。其阵法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李卫公问对》卷中)。这种“六花阵”是个由3万人组成的内圆外方的阵形，即中军为一阵，居阵中，队形不作大的变化；在中军外围则环绕着由6个军组成的小方阵，其中包括着左右虞侯各1军，左右厢各2军。根据地形可做出方、圆、曲、直、锐5种阵形的变化。“大阵包小阵”，是指中军之外有6阵分布如“六花”，总数为7，故也称“七军阵”。训练时，六军分为左右两厢。安营布阵，则以六花为正，中军为奇(图Ⅰ-3：4)。在这里，李靖的“六花阵”同“六花营”出于一炉，足以反映出营、练、阵、战的依存关系，是那么分明。所以，秦俑二号坑以小营住宿，射营(包括教习场)在前，这正是驻营的安排原则、秦阵出战程序、兵力部署的生动实例。
　　《墨子·守城篇》有“营如城”的话。从守备上讲，城、营之周垣及外围设施相似。对驻营的坚固要求和警卫力量，也不比城池稍逊。但二者毕竟不同，其难易程度、布局和作用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注释
　　［1］［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裴绪营法》。

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王学理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