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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抗日战争前期边区的经济政策/第三节 “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大生产运动的兴起/一
黄正林
一、关于大生产运动兴起原因的讨论
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原因学术界讨论的不多。陈舜卿在《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在探讨大生产运动的原因时，首先应该注重于解放区内部，同时考虑到外部影响，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后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分析了大生产运动发生在解放区内部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生产是解放区的中心工作之一；第二，发展生产是抗日战争的需要；第三，生产运动是解放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而且陈氏认为，这三方面是“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内部原因，日本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而造成解放区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困难。这些外部原因才能起作用，它促使我们党下决心自己动手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解决抗战中的经济和财政困难，借以保障抗日战争的物质供给。”①陈氏把大生产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内部因素，但其落脚点仍然是“日本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而造成解放区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困难”。
其实，陈氏所说的内部原因是边区经济建设的普遍现象，而大生产运动是特殊现象。所谓普遍现象与特殊现象，我们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一直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任务，也是战争的需要。任何政权只要立足于社会，都必须进行经济建设。而大生产运动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受到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两方面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威胁。这就是大生产运动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大生产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是边区出现了财政和经济困难，最突出的是要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必须搞清楚大生产运动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二是抗战初期边区的财政的来源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和面临的困难。只有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边区财政和经济困难是大生产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简单地分析大生产运动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就陕甘宁边区而言，出现财政和经济困难并不直接来自日本侵略者，而来自国民党方面。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性事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又秘密地陆续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的颁布，表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积极联共抗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时，边区的周围环境也发生了变化。1939年，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②种种迹象表明，边区将要面临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困难。因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和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加剧了边区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民党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边区仍然要搞经济建设，但不会出现大生产运动这样在边区经济建设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边区经济史也许是另外一种写法。
其次，让我们来看抗战初期边区的财政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抗日战争初期，边区的财政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因此，抗战初期，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允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的约50%到85%。③如1937年外援占77.2%，1938年占51.69％，1939年占85.79%。④在外援中，其中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应发给八路军的经费，每月分给后方一部分作为财政收入。如1939年边区的财政总收入是8847427元(法币)，其中国民政府拨款达7933315元(法币)，占89.66%。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在边区财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旦国民党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边区财政经济必然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外援是不可靠的，“自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央感于(到)外援之不可靠。毛主席乃于三九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运动，发动春耕秋收，并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参加开荒运动。”⑥尽管1939年边区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局面尚未完全到来，但中共领导人已经预见到将会出现这一困难。可见，1939年兴起的大生产运动是为边区将要出现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所打的预防针。
边区在财政支出方面，从抗战的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也发生了变化。1939年和1940年边区财政支出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表2—3)。
从表2—3看出，1939年到1940年边区财政支出最明显的变化是买粮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呈上升趋势。1939年，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是1224342元(法币)，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3.97%，居第三位；1940年买粮增加到2676337元(法币)，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9.52％，增加了5个百分点，上升为第二位。财政支出上明显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边区粮食的用量增加了，即吃饭成为边区仅次于军事的大问题了。换句话说，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即粮食问题。我们再看表2—4：
表2—4反映了边区粮食的需要量逐年增加，而且增加幅度很大，1938年比1937年增加18476石，1939年又比1938年增加43996石，1940年又比1939年增加39153石。
粮食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边区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的结果。下面这条资料说明边区非生产人员增加与粮食之间的关系：
1937年(七七)前后脱离生产的机关部队人员最多不过三万人，需粮有限。计1937年征募14197石。1938年，大后方学生大批涌进，边区人数大增，征募15955石，采购16700石，合计32655石。1939年国内形式开始逆转，边区边界不断发生磨擦事件，从前方开回一批部队保卫边区，后方学生仍继续来延安学习，人数约增至四万多人，是年征募52251石，采购24400石，合计76651石。⑦
由于非生产人员的增加，粮食消耗量的不断增加，粮食成为边区的紧缺物资，边区开始限制粮食的出口。1939年10月19日，边区政府颁布了《规定禁止粮食出口与调剂民食办法》的训令⑧，指出：
(一)边区内粮食，除送邻区之赈粮一万元，购粮二万元外，一律禁止运输出口，尤不得运往敌区。
(二)在边区内相互调剂之粮食，凡购买运输，须取得当地乡政府之介绍，出售粮食地区之区乡政府之证明。
(三)凡偷运出口之粮食，一经查获，当地政府得予扣留，报告县政府处理。
(四)为避免浪费粮食，应动员人民，不准蒸酒熬糖。
以上两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边区的粮食问题的严重性。由于边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使边区的粮食需求量大大增加了，因而在边区财政支出中，用于粮食购买的支出也随之增加了。边区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一方面是购买，这样无疑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禁止粮食出口和民间蒸酒熬糖，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而解决边区粮食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发动大生产运动，即通过大生产运动增加粮食生产的总量。1940年12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也谈到大生产运动的原因，他说：“我们的经济是要适应环境，而且是能够适应环境的。由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加强了，由于国内投降反共分子对边区的一切外来的经济来源切断了。因此，我们遇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也要求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这样使得我们原来缓期进行的自力更生政策，不得不转为急速的自给自足政策。”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不得不采取发展生产，准备自给之方针，由依靠外援转到半自给的道路。这时政府一方面紧缩开支(例如停发各机关经费五个月)，增加税收(例如增加营业税、羊子税等，公粮征九万石)，以平衡收支。另一方面开始注意生产建设以作长期打算。”⑩
总之，由于边区非生产人员的增加而引起的粮食问题和国民党的封锁，给边区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促使边区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正如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说：“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运动。”(11)
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③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⑤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41页。
⑥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史料摘编·生产自给》第8编，第8页。
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编，第128—129页。
⑧《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400页。
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512页。
⑩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史料摘编·生产自给》第8编，第8页。笔者对引文的标点做了改动。
(11)《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639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