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故城

　　丝绸之路北道在进入西域首站伊吾之后，若不走巴里坤，则可沿天山南麓，径往吐鲁番盆地及名闻遐迩的高昌故城而去。
　　高昌建城，据史书记载，约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时，汉将李广利伐大宛成功，西汉政权派屯田军进驻吐鲁番盆地，其中敦煌县高昌里派遣的士卒在一“地势高敞，人庶昌盛”之地筑壁建城而居，史称“高昌壁”。
　　公元前48年，汉元帝在吐鲁番设戊已校尉，驻高昌壁，管理屯田事宜。这是中央政权在西域地区行使权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经过数百年的屯田垦辟，高昌地区的绿洲面积大为扩充，人口也日益增多，并且开通了自高昌经柳中(今鲁克沁)直通敦煌的第三条军事和丝路通道——大海道。327年，前凉在此置高昌郡，这是中原政权在西域地区实行郡县制的开始，在西域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42年，匈奴人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率领北凉残余势力自河西走廊来到高昌，由此揭开了在高昌建都立国的历史。460年，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消灭了沮渠氏，立敦煌人阚伯周为高昌王，在高昌城里竖起了高昌王国的旗号。高昌王几经更迭，直到501年麴嘉上台，方开始了“麴氏高昌王国”140年的历史。这个王国在最后一任国王鞠文泰时因有意与唐朝作梗而被唐太宗于640年派大军剿灭。唐朝在高昌城置西州，使高昌和吐鲁番盆地逐渐发展成为名闻中外的国际商业都会。
　　9世纪中叶，居住在漠北的东突厥黠戛斯部落大破鄂尔浑回鹘汗国，部族四散逃亡，其中一支西迁至河西走廊，后来发展为甘州回鹘。另一支在首领庞特勤率领下迁至焉耆，经略包括北庭在内的东部天山地区，866年回鹘首领仆固俊大破吐蕃，占领高昌，以高昌为都城，以天山以北的北庭为夏都，建立了回鹘汗国，史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君主称可汗、阿斯兰(突厥语：狮子王)或亦都护(突厥语：神圣陛下)。高昌回鹘汗国前后延续400余年，尽力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政权保持往来，是吐鲁番地区繁荣、昌盛的又一个高峰。北宋王延德出使回鹘时，见到这里繁荣富庶，人民衣食不愁，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成吉思汗时，高昌回鹘亦都护向成吉思汗朝，成吉思汗改称高昌回鹘为“畏兀儿”(今维吾尔族称始此)，将亦都护收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1285年高昌回鹘被蒙古分裂势力攻灭，其继承人纽林的斤率众迁驻于甘肃永昌，元室封其为高昌王，遥领畏兀儿之地。14世纪时，高昌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其后相继臣属于明、清二朝，为清朝统一西域准备了条件。
　　高昌故城位于今吐鲁番市东50余公里处的火焰山脚下，俗称“亦都护城”。现存故城遗址，是高昌回鹘时期在唐代高昌城的基础上改建增筑的。全城呈不规则正方形，由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外城垣基厚12米，最高处达11.5米，周长约5.4公里，夯土筑成，夹杂少量土坯，墙外有马面。四垣开有城门8个，均有瓮城，多已不存。惟西门及瓮城保存较好。内城居外城正中，仅有西、南两处城墙保存较好。建筑年代早于外城。城内一处方形堡垒式建筑，人称“可汗堡”，大约为当年回鹘王宫所在地。堡内土台之上有高达15米的夯筑塔形建筑，似作瞭望之用。塔下有一座地上地下双层殿址，人称“议事厅”。堡外相隔一条大道，也筑有10余米高的瞭望塔，与可汗堡相呼应，似为当年守卫之用。宫城为长方形，居全城最北部，以外城的北墙为北墙，内城的北墙为南墙，残存殿基较多。
　　据史书记载，高昌城当时有人口3万，僧侣三千街衢纵横，殿堂栉比，高肆骈列，贩客不绝。每当日暮时分，那不同肤色，各色服装且操着各种口音、语言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城内各处流动。鸡鸣犬吠、驼叫马嘶之声不时在空气中回荡，时而还夹杂着街市上小贩的叫卖声、酒肆中热闹的行令声以及寺院中嗡嗡的诵经声和沉沉的暮鼓声。如今，高昌故城虽只留下一片废墟，但耸立的残垣，遍布的遗址，仍可从中窥见当年繁荣、昌盛的景象。
　　高昌故城内寺院众多。德国探险队20世纪初来此考察时，编号的大小寺院竟至50余处!寺院内佛像、壁画随处可见。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在这里挖掘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德国人，在1902年至1913年的10多年间，先后4次派遣考察队，在高昌城内四处挖掘，带走了他们想要带走的一切。其中尤以出土于可汗堡附近寺庙中的北凉承平三年(445)沮渠安周造寺碑最负盛誉。该碑书法高超，刻工精湛，是显示中国书体由隶而楷发展趋势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后藏柏林国家博物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断裂，国内只藏有清末时的一副拓片孤本，弥足珍贵!
　　唐朝高僧玄奘
　　漫步在广阔、空寂的高昌故城内，历史的尘埃早已落定，但丝绸之路的许多故事都与这里密切相关。两千年的历史就像破碎的陶片，凌乱地躲藏在这座故城的每一座废墟和每一处角落中。看着风貌依旧的高昌西门和规模宏大的城内西南佛寺，不由得想起赫赫有名的唐朝高僧玄奘。
　　隋末唐初，具有很高佛学修养的僧人玄奘，为了进一步探寻和追求佛教教义，决心游历印度，西行取经。由于当时唐朝刚刚建立，边关不稳，因此禁止人们西行。玄奘的行径，并没有得到官府的批准，玄奘急于西去，不顾禁令，悄悄出行，九死一生，孤身穿越敦煌至伊吾(今哈密)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大戈壁莫贺延碛。如此奇迹，轰动了伊吾，也惊动了当时的高昌国王麴文泰。麴文泰曾游历过中国内地，崇尚佛教，对佛学有着相当的修养，也久闻玄奘的声名。在得知玄奘到达伊吾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使臣前去迎接，并且命他们连夜赶回高昌。
　　约在公元628年夏末的一个深夜，高昌城厚重的东大门在一片嘈杂的“隆隆”声中被缓缓打开，在一片灯笼火把照耀下，国王麴文泰率领上千文武官员及百姓，步行出城，恭候玄奘的到来远处夜色笼罩下的戈壁滩上，一行火把急如流星，向高昌城飞奔而来，那正是玄奘一行。
　　玄奘在高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款待。高昌王为了让玄奘讲经，专门命人在城内最大的西南佛寺新建了一座讲经坛。每当玄奘前去讲经，麴文泰都伏身在地，让玄奘踩着自己的身体登台讲经。他十分推崇玄奘的佛学，竟至提出了要留玄奘做高昌国师的请求，玄奘坚持不受。麴文泰则先是利诱，后是威胁，继而又以美色诱惑。玄奘始终不为所动，最后更以绝食抗争。麴文泰只好妥协，与玄奘结为兄弟，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向沿途各国修书，支持玄奘继续西行，相约学成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高昌之后，玄奘一路顺风。高昌国毕竟是当时西域诸国中的大国，又地当丝路要冲，各国前往唐朝，须经高昌国的疆域。高昌国王的兄弟前来，又持有国王的亲笔书信和礼物，各国岂敢慢怠!因此所经之国，均视玄奘如国宾，享受特使护送的待遇。可以这么认为，是高昌王麴文泰，成就了一代高僧唐玄奘。如果不是高昌王麴文泰的鼎力相助，“唐僧取经”的故事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内容。
　　历史过去了1400多年，如今的高昌故城内，宏大的西南佛寺依旧巍然。高大的讲经坛，虽经后人重修，但据说是依照原样恢复。坛内左上角的位置，传说就是当年玄奘登坛讲经之处。寺内的一排排僧房，早已是残垣断壁，惟门洞尚存，不知可是玄奘当年出入之所?高昌东门已颓，但西门及瓮城依然分明，城墙高大厚实，一条清晰的大道，从西门直通内城城门，这应该是玄奘西行离开高昌城的路线。麴文泰率领王妃和文武百官出城相送，依依惜别，并再三叮嘱返回时别忘了前来高昌践约的诺言。秋风卷起地上的枯叶吹向送行的队伍，麴文泰与玄奘挥泪而别。玄奘一行加紧赶路，待到达一个高坡回首高昌时，麴文泰一行已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10多年后，玄奘于642年返回西域时，麴文泰政权已被唐太宗于640年派兵剿灭，高昌已成为唐之西州。玄奘遂从丝路南道返回长安，没有再回高昌。但他对高昌王麴文泰的思念和感激之情，却尽显在《大唐西域记》中。
　　站在残缺的高昌城头，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仿佛能看到高昌城昔日的车水马龙，人烟稠密。仿佛能听到远道而来商旅的驼铃声，各色商贩的叫卖声，胡茄的呜呜声以及隐隐从宫中传来的幽怨的琵琶声。如果凝神静听，也许还能听到盛唐大诗人岑参出塞途经高昌时与友人相遇，在酒馆中把酒相邀，吟诵“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铿锵声调。就在距离高昌故城不远的阿斯塔那506号墓中，曾出土有一张账单，上面记有“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麦叁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在遥远的西部驿站，竟然在相隔1300多年之后，寻觅到唐代名人的踪迹，让人顿生世事沧桑、岁月不居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