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德拉尔之人种志与历史

　　抵达吉德拉尔
　　在5月4日，我翻过了洛瓦里山口，接近了吉德拉尔。在那个季节，这山口依然是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峡谷中深深地堆满了崩后的积雪(图6)。在兴都库什山主脉南侧的高山地区，吉德拉尔连同其荒芜高峻的山地、肥沃的狭窄的河谷、出奇的混杂的人口，以及它那多姿多彩的、古老且相对来讲发达的文明，这一切深深吸引着诸如地理、人种志以及文物方面的研究者。在我的个人探险记中的第三、四章，将会显示出我曾经对此地多么的迷恋，还有我的巨大的遗憾。由于必须快速通过这里，我的调查变得十分有限起来。我在吉德拉尔的旅行和停留，被限制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这一事实将会解释，为什么我现在的报告中只能涉及本地的地理学方面的问题，而鲜有早期历史方面的资料。至于古迹方面的观察，也仅限于我在路途中所能做到的那一些。
　　吉德拉尔之政治重要性
　　吉德拉尔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其极有趣的人口混杂现象，还有其发达的经济状况，这一切须到下述事实中去找寻解释，即：大自然将吉德拉尔得天独厚地安置在最靠近——从很多方面来讲又是最易行的中亚和西北印度之间的贸易线上。一系列的自然地理特征，合起来一同来垂爱这条通过吉德拉尔的，连接着印度河和阿姆河流域的交通线。肥沃的库纳尔河谷地，从白沙瓦和斯瓦特河谷那面有很多通道可以进入它，而且这些通道都明显地低于洛瓦里山口。库纳尔河谷为人们提供了一条通衢，向北没有任何不便利的曲折，一年四季都向负载的交通工具敞开着。这条路东面的所有路段，在到达兴都库什山主要分水岭以前，都必须攀登一连串的高坡。这就使得河谷不但狭窄和艰难，也缺乏多余的物产，而这在一个山地地区，对于饲养驮载牲畜来说是必须的。
　　通过吉德拉尔的主要道路
　　从库纳尔河主河谷上行至大村落群沿线，到处都不缺乏资源。这片大村落群，组成了吉德拉尔的首府，其现代名称亦是从这片地方上得来的。相同的优越条件一直持续到卢特阔河谷边侧，在这里，从吉德拉尔以上主要的商路转了一个弯，再走两程路就到了多拉赫山口。多拉赫山口在一年中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可以通行负载的牲畜，它提供了一条易行的道路，可以通到泽巴克河谷。正如上文中看到的那样，通过该河谷，人们又可以到达巴达克山和阿姆河上游瓦罕谷地的肥沃地区。
　　与通过多拉赫的道路相比，那条我本人曾亲自走过的，上行至吉德拉尔或耶尔洪河源头(在巴罗吉尔一带)的道路，充其量也不过是次要的。因为直到现代骡道建成时为止，峡谷中的悬崖峭壁和陡峭山坡阻断了吉德拉尔和马斯图吉之间的道路，对负载交通来说，它几乎是关闭的。只是在盛夏极适宜的季节，耶尔洪河的洪水才让开通到巴罗吉尔和阿姆河支流喷赤河(Ab-i-Panja)的道路。
　　与巴达克山之联系
　　此地与巴达克山和阿姆河地区间交通之便利，反映在其商业、政治及其他联系上。吉德拉尔人本身并不曾做过商人——如果我们排除掉那仅有的出卖奴隶之事的话，其统治者们直到最近时候为止，一直沉迷于此勾当之中。然而他们的国家在许多个世纪间，可能亲眼目睹过车水马龙的交通繁荣景象。此种状况一直广泛存在于印度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之间，由巴焦尔的那些极富事业心的帕特汉商人们所推动。这些商人把他们的殖民地一直建到帕米尔的东西两面。对这条商路的征税，也一直是吉德拉尔当局的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来源。这些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们的北方起源问题，不仅被世所公认的喀土尔库什瓦克特(Katūr-Khushwakt)王朝的伊朗后裔所证实(该王朝至今仍领有吉德拉尔和马斯图吉)，也被大量的组成了吉德拉尔贵族政治的特权部族所证实，而且，历史上来自阿姆河方面的反复征服的传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尽管这些征服在编年上很含糊。
　　吉德拉尔之人种志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多拉赫东南面的卢特阔河谷的大部分地区，其主体居民是由巴达克山人移民构成的，如依得戛赫(Yidghāh)人(图7)，其语言实际上与门涧(Munjān)的东伊朗语是一样的。门涧是一个山区，地处多拉赫西北。在喀拉德罗什(Kala Drōsh)附近的马达格鲁史特(Madaglusht)，存在着一块操波斯语的巴达克山人殖民地。毛莱(Maulai)族的广泛扩散(他们的现代家庭在阿姆河上游)，还有从瓦罕迁来的移民的数量的增长，都是明确地来自伊朗强烈影响的证据。鉴于这些压力，吉德拉尔之原居民必从很早时期起即受到排挤。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吉德拉尔人(图8)的体质特征——就我所能从其面部特征上判断的结果来看，实际上与阿尔卑斯人(Homo Alpinus)类型无法区分开来，后者在阿姆河地区以及帕米尔一带的戛勒恰赫(Ghalchah)或操伊朗语的山地部族中，有着很一致的表现。T.A．伊斯(T.A.Joyce)先生对我在吉德拉尔首府停留期间所收集到的人体测量学资料所做的专业分析，将会显示出那种影响曾多么广泛。如果在“达德”部族以远之东南方，譬如阿斯多尔(Astōr)和古瑞芝(Curēz)部族中所做的足够数量的人体测量资料得到检查的话，那么，那些证据就会更有说服力。阿斯多尔和古瑞芝人在面部特征上与说“达德”语的吉德拉尔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是显著的。从任何方面来看，很显然包括吉德拉尔在内，兴都库什山地区无论在语言上抑或人种上，都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分界线。
　　吉德拉尔所说语言
　　现在吉德拉尔人口中的混合种族特征，在这地方所用的语言中也得到了反映。在吉德拉尔主河谷自马斯图吉以下至德罗什(Drōsh)，还有向北的大边侧河谷，皆以喀什喀尔巴拉(Kāshkār-Bālā，意为喀什喀尔之子)一名著称。其居民之主体，无论其属于土著耕种者抑或统治阶层，皆操高瓦尔(Khōwār)语。该词来自“高”(Khō)，耕种者们用这个名称来指他们自己及其国土。高瓦尔语或吉德拉尔语(Chitrālī)，据说构成了乔治·格里尔森爵士所称的“现代派萨西”(Modern Paisācī)语中一个独立的语组。该语言中惯于使用历史上的名称“达德”，而不计较其极有限的现代应用。由于分布在卡菲尔和东部语组中间，某种意义上又是相对独立的位置，高瓦尔语“常显出与戛勒恰赫语之间的显著的一致性”。
　　吉德拉尔地方北部和东北地区在种族上与伊朗东部语组之间的联系特别引人注目，不管此种语言学关系可以作何解释，有意义的是在吉德拉尔卢特阔谷地，从门涧那里来的那些大而古老的聚落中，现在讲的是一种戛勒恰赫方言。就上述所说的关于卡菲尔斯坦人向库纳尔河流域的渗透而言，人们并不惊奇。在吉德拉尔首府西南的边侧河谷以及主河谷以下地方的大量聚落中，讲的是喀拉夏卡菲尔方言(Kalāshā Kāfir)(图8～10)。再向下到库纳尔河流域，这条河延伸到了巴什古尔河出口一带，长期以来被当做是吉德拉尔的一部分，在这里所讲的语言是戛巴尔巴蒂(Gabar-bati)或纳瑞史蒂语(Naristi)，属卡菲尔的另一种方言。沿着吉德拉尔河左岸，在阿什雷特(Ashret)与德洛什之间所发现的“旦戛里克”(Dangarik)殖民地遗址中，甚至发现有使用史那(Shīnā)语或乔治·格里尔森爵士所谓的“现代派萨西”语之达德语组。此外，如同在其他“现代派萨西”语中一样，在高瓦尔语中存在着的非雅里安语词汇，其可追溯至在罕萨纳戛尔(Hunza-Nagar)保存下来的布鲁沙斯基(Burushaskī)语。这种非雅里安语词汇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证据，证明这些河谷在更早些时候被“他们(高族人，达德人等)所驱逐或同化掉的现在操布鲁沙斯基语者之祖先”所占据。
　　吉德拉尔之政治组织
　　尽管有这样一种种族和语言上的混杂状况，就历史记载而言，吉德拉尔常常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单位面目出现的，该单位受一个已知的王朝所统治。此种事实，当它与那些无组织的部落公社群比较之后即可看得明显。甚至在我们这一时代，在吉德拉尔西、南和东南部还可看到这种部落公社。此外在吉德拉尔，自然方面像高山峻谷等对人们的和平交往和协作产生的阻碍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些比较原始的公社来讲，这种阻碍作用则更大。因此我认为，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吉德拉尔政治体中存在的一种更为发达的文明，应主要是来自其所享受到的地缘优势之结果，即通过与其周边地区以及与巴达克山(一个古老的文化与物质之繁盛地区)的便利交通，而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优越性。
　　吉德拉尔之物质文明
　　与其他那些观察者一样，从我一开始进入吉德拉尔时起，就注意到了此地高水准的生活，其舒适程度、礼仪以及耕种的方法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又怎样才能详细验证我的这些印象呢——当我在此地只能做不超过一星期的匆忙旅行，对其各种经济和社会状况只能匆匆一瞥，而这些状况实际却需要经年累月的详细观察和研究?在我的个人探险记中，我谈到了我的这些印象。同时，我还表达了我对这块令人激动的土地的最诚挚的希望。希望吉德拉尔连同马斯图吉在内的这些极具有地理学、人种志及人类学系统研究意义的地方，在其传统状况尚未遭受到印度影响之严重改变以前，能够找到它的合格的研究者。关于吉德拉尔之物质文明，就我在其中所能观察到的，有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清晰地让人想起了突厥斯坦，而在有关风俗及环境方面，在我看来则与印度相差很远。有了这么多的在我看来是直接从巴达克山输入的东西，谁也不可能不意识到，在塑造吉德拉尔的历史过程中，阿姆河地区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在其中曾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吉德拉尔之历史传统
　　遗憾的是，用以复原吉德拉尔之过去的物质遗存极其稀少，这块土地本身也未保存下来有关其历史的文字性遗物。就连比达尔夫上校所收集到的有关18世纪的传统口头文字，也都局限于一些非常含糊的追忆，而且极无条理，实际上并不能当做历史资料来使用。现在仍然统治该地的家庭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大约17世纪。这些王族或梅赫塔尔(Mehtars)中的统治家族，在其主支系中被称作“喀土尔”(Katūr)。据说该家族系一呼罗珊(Khorāsān)冒险家之后裔，他本人曾被以拉伊士(Ra'īs)著称的统治者中的一支较早时候家系的最后一支所收养。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据信这些家庭与穆罕默德教被引入之前曾统治着吉尔吉特的家庭有关，而且“在他们中的一支之统治期间，有一支卡尔梅克人(Calmak)或中国军队与巴达克山的一位王子联合，入侵并征服了这个地方”。在更早时期，还有一个国王巴合曼(Bahman)的传说故事，他是一个偶像崇拜者，在多次努力保卫吉德拉尔之后，被迫向一支阿拉伯军队屈服，后者此前曾征服过巴达克山和瓦罕地区。
　　中国史书中关于吉德拉尔的记载
　　虽然这些传说非常粗糙，而且年代无法确定，但仍有大量的关于来自巴达克山方面的征服的追忆。这得到了更可靠的佐证，因为唯一的涉及前穆罕默德教时期之吉德拉尔的历史记载，即是关于此类事件的。它被保存在中国的唐代史书之中，最先是由我在《古代和田》一书中作了说明。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事实，是这样一种政治状况的直接后果：即高仙芝在公元747年对占据亚辛的吐蕃人的成功的征伐以及随后而来的是中国对那个地方和吉尔吉特的占领。最详尽的史料还是在大百科全书《册府元龟》中发现的两份外交文件，该书出版于公元1013年，其收录的这两份文献沙畹先生曾做过研究。其中一件是吐火罗或吐火罗斯坦(T'u-ho-lo or Tokhāristān)的君主(叶护jabgu)失里尝(常)伽罗(Shih-li ch‘ang-ch‘ieh-lo)于公元749年写给中国朝廷的一封信，当时他派使节去进贡礼物。众所周知，吐火罗斯坦与今天的巴达克山一地是有关的。
　　吐火罗君主的信，公元749年
　　他的信中是这样写的：“臣邻境有一胡，号曰朅师，居在深山。恃其险阻，违背圣化。亲辅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个失密(Ku-shin-mi)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着朅师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开勃律之后，更益兵三千人，勃律因之。朅师王与吐蕃乘此虚危，将兵拟入。臣每忧思一破凶徒。”(此段文字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译者)
　　这位吐火罗君主在他后面的文字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若开得大勃律(Baltistān)以东，直至于阗、焉耆、卧(沙)凉瓜肃已来，吐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马来载，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缘个失密王向汉忠赤，兵马役多，土广人稠，粮食米足，特望天恩赐个失密王敕书宣慰，赐衣物并宝钿腰册，使愿荷圣恩，更加忠赤。”
　　朝廷对朅师国王的册封
　　据说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位吐火罗王子的请求，事实上《册府元龟》还收录一道皇帝的册封朅师国王文，时间是公元750年。文中记载：“天宝九载三月册朅师国王勃特没兄素迦(Su-chia)为王。册曰，于戏，赏劳之制，必崇名器。怀柔之典，无替畴庸。咨尔朅师国王勃特没兄素迦，代竭忠诚，僻居遐裔，夙怀智识，早闻勇义。顷以勃特没于乡不孝，于国不忠，而卿抱屈既深，久被沦弃。今恶党已殄，凶黠就擒，卿遂能输忠赤于朝廷，表仁惠于蕃部，永言效节，宜膺旌赏。是用册尔为朅师国王……”
　　同样的事件在沙畹先生摘译自《资治通鉴》的注释中有更简要的叙述。其记述了吐火罗斯坦之叶护即其君主失里怛伽罗在公元749年“遣使表称：‘朅师王亲附吐蕃，因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许之”。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二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朅师，虏其王勃特没。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朅师王”。安西将军高仙芝胜利地征服了朅师国，拘押了其国王。在第三月，勃特没的哥哥素迦被指定为朅师王。
　　朅师(朅帅)与吉德拉尔之对应
　　《古代和田》一书中，曾探讨了这些记载中关于中国占领亚辛和吉尔吉特事件的方位，我已经详细指出了那些使我相信所谓的“朅师”或“朅帅”必即吉德拉尔之理由。因为第二个字“帅”或“师”在字体上的差别是很轻微的。最具结论性的证据，是《唐书》中有关吐火罗或吐火罗斯坦的一条详细记载。在叙述了一件属于公元729年的事件之后，接下来又说：“其后领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正如编年史中提到的，吐火罗为了报答皇帝而采取了军事援助，那是在公元758年展开的反对叛乱者的斗争。此处《唐书》中所提到的征伐朅师的行动，可以肯定是在公元750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朅帅或朅师国王勃特没被打败了，他的哥哥素迦被册封为新王，取代了他的位置。
　　《唐书》中关于吉德拉尔之记载
　　此处提到的朅师系吐火罗斯坦之邻邦以及吐蕃人经由朅师而对吐火罗的侵略，这一条本身已足够将朅师与吉德拉尔联系在一起了。对于已在印度河流域到伯尔蒂斯坦的地方建立了据点并竭力争夺对小勃律或吉尔吉特—亚辛之拥有权的吐蕃人来说，其在巴达克山对面之前进路线，是必须经过吉德拉尔的。这一确证可由《唐书》中随后的一段记载中得到更肯定的证据，此记载是关于吐火罗斯坦的，描述了一个叫“劫”(Chieh)的地方，很明显是朅师之缩写：“它位于葱岭山中，西和南面邻近赊弥(国)，其西北是挹怛(I-ta，或黑弗煞里特)。”由于后者之位置被与吐火罗斯坦相提并论，而位于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的主要部分毫无疑问即巴达克山。因此很显然，其东南面与此相邻的劫或朅师，必是现在之吉德拉尔。
　　赊弥与卡菲尔斯坦之对应关系
　　这种确证，必然会使我们认识到，赊弥国的地方就在与吉德拉尔西、南部相接的卡菲尔斯坦。而且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此种地望考证与宋云的记载是多么相符，宋云正是在其自巴达克山至乌仗那的路上经过此地的。①《唐书》中关于劫或朅师的更详细的记载，也与此相符。《唐书》云：“气常热，有稻、麦、粟、豆，畜羊马。”此种描述明显符合总名为吉德拉尔的大村落群所在谷地之主要部分，那里宽敞而肥沃，在各个时期都必定是现在称作吉德拉尔或喀什喀尔的全部地方的政治中心。此地海拔大约5000英尺，无论其气候抑或物产都与克什米尔谷地很接近。史书记载中说劫距离中国首都12000里，并特别提到那儿流行的一种“俗死弃于山”的葬俗。它还记载了一次出使情况，在公元619年该国“遣使者献宝册玻璃水精杯”。
　　朅师与喀什喀尔地区之印证
　　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对朅师地望的确证，它是经过对其地形的讨论而确定的，在语言学方面也可得到佐证。正如我在各处所指出的那样，朅师一名之汉文形式，很容易看出是对当地名称喀什喀尔或其更早时期形式之转写。这一名称之用以指称吉德拉尔地区，还可从相对早些时候的穆罕默德教资料中得到证明，而且直到近期它还与吉德拉尔一名一道用来指称这些地区。而吉德拉尔一名，也许被专用来指这个地区的首府了。朅师这一名称，作为汉文中对喀什喀尔的转译，在不同时期之汉文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形式：竭叉(法显)，奇沙(Ch‘i-sha，Chih—mêng，《出三藏记集·智猛传》——译者)，迦师(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伽师祗音，《慧琳音义》作迦师结黎，《唐书》迦师为疏勒国城名——译者)，佉沙(《大唐西域记》)。这些名称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对塔里木盆地之城镇和绿洲喀什噶尔的古地名的音译。
　　吉德拉尔对中国统治之重要性
　　关于吉德拉尔古代史中那段时期的精确情况，很少有机会保存下来。沙畹先生在其对《唐书》中有关中亚记载的权威分析中明确指出，公元8世纪前半期对中亚帕米尔以东和以西的广大盆地地区的历史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中国当时正将其政治强有力地向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推进，以抵御两股强大势力对广大的中亚地区的控制，而这些地区是它从西突厥手中继承过来的。朝廷在这些地区的力量，一方面是来保护自己，而同时既抵御来自西面的阿拉伯的入侵，又抵御吐蕃人针对塔里木盆地和甘肃地区的不时的抢掠。当时吐蕃人是一支富于攻击性的民族。关于这场争夺战，我们根据中国的史籍记载，已大致准确地了解了其不同阶段。在这场争夺中亚的斗争中，吐蕃人曾竭力与阿姆河一带的阿拉伯人联手，并最终开辟了一条新的通过帕米尔进入中国塔里木盆地的前进路线，但此举很明显又限制了吐蕃人自身。在我们看来，大自然所设置的阻挠通过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入侵的天堑，其险峻及艰难事实上远小于自吐蕃翻越昆仑山进入塔里木盆地中所遭遇到的，那里荒无人烟，沿途是高绝险峻的高原和山地，任何人都必须面对它们。
　　吐蕃与巴达克山之间之吉德拉尔
　　正是这种地理上的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从而解释了此时期吐蕃人为何持续不断地致力于自印度河流域向吉尔吉特和亚辛渗透，并由此获得翻过德尔果德和巴罗吉尔山口进入帕米尔的通道。吉德拉尔也变成了吐蕃人的重要目标，因为对这山地国家来说，如果能把它拉拢到吐蕃方面，那么吐蕃人就会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通过骚扰来自克什米尔的供给线从而夺取中国戍守部队在吉尔吉特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吉德拉尔从而获得一条最便捷的自印度到吐火罗斯坦的路线。后者不时地遭受到来自阿姆河中部的阿拉伯人的威胁，正不断地寻求中国的帮助以避免被征服。因此当吉德拉尔之主勃特没愿意帮助吐蕃人来反对唐帝国在阿姆河的靠山吐火罗斯坦时，这对吐蕃的政策来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中国影响之衰落
　　公元750年发生的这场图谋，被高仙芝将军在吉德拉尔的成功干预而遭挫败。但是他本人遭遇了一场灾难，一年之后帝国的军队开到了费尔干纳(Farghāna)北部——这很可能象征着中国在南兴都库什地区的影响，已迅速地走到了尽头。不久，唐帝国内部也遇到了麻烦，由于安禄山的大规模叛乱(公元765—768年)，导致了甘肃全境以及中国其他极西部地区向吐蕃侵略者敞开。到公元766年，吐蕃已成功地完全切断了朝廷驻守在塔里木盆地诸镇及其以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有一个很合理的推测，认为这个广阔的新领地的开通(吐蕃人在东北的事业)，必定会导致其在西部努力的松弛。这正可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听到更多的吐蕃人在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地区活动的消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迟至758—759年，《唐书》中提到由“吐火罗及其他西域九国”派遣的援军，加入了玄宗皇帝的军队，从反叛者手中夺回了首都长安。令人好奇和感到有意思的是，中国对中亚细亚的欲望之丧失，而阿拉伯(大食)人则出现在这些外国援军之中。他们可能正是“安西四镇”当局所招募的雇佣兵。
　　中国对中亚之干预
　　我们刚验证过的这段记载值得寄予特别的重视，因为它显示出即使小小的藏在山峦屏障之后的吉德拉尔，在一个决定着中国在中亚长达数世纪影响之命运的危急时刻，在一些事件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关于吉德拉尔的历史，有一段话与此有关，它提到国家受到了“一支卡尔玛克(中国)军队与一个巴达克山王子的盟军”的入侵。这段话透露出了些许事实。但遗憾的是本地的编年史非常模糊，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那个“被称作莱伊斯(Reis，亦即Ra'īs)之王族”之世系可以追溯至公元8世纪。据说上述入侵正发生在该王族之一王时期。实际上，比达尔夫上校的书中是这样说的：该事件“据说发生在乌斯伯克阿不都拉汗(Abdoollah Khān，the Usbek)死后”，该人显然是一个来自阿姆河方面的穆斯林突厥人。
　　吉德拉尔当地的编年史
　　突厥人阿不都拉汗时大致也可算是传说时期。我在吉德拉尔停留期间，当地一个有文化的吉德拉尔贵族和官员即迪万伯吉(Dīwān-bēgī)瓦法达尔汗(Waffadār Khān)，向我讲述过这些传说时期的简明轮廓。根据这种陈述来看，连续的传说时期包括：“卡菲尔道尔”(Kāfir-daur)或“卡菲尔人时代”；拉伊斯王朝时期，该时期之大众观念中充溢着中国之影响；突厥阿不都拉汗朝代；来自吉尔吉特之凯鲁拉汗(Khairullah Khān)时期；最后是以喀土尔著称的现在的梅赫塔尔家族之统治时期，这个支系的现在的凯鲁拉汗，很明显即巴德沙(Bādshāh)沙凯鲁拉(Shāh Khairullah)。对于此人，穆古尔伯克曾作过调查，在拉沃蒂之《阿富汗斯坦笔记》中曾翻译并解释过其名号。他在大约1789—1790年时曾是喀什喀尔地方包括马斯图吉在内之最高统治者，此人亦曾出现在吉德拉尔家族库什瓦克特旁支之世系表中，在一个大致相符的位置上。由此，阿不都拉汗很可能也被排在了18世纪某一时期。
　　18世纪中国之影响
　　不管怎样解释早些时候的传说中提到的来自中国的入侵，可以肯定的是：在大约18世纪中期乾隆皇帝重新征服塔里木盆地之后，吉德拉尔又重新感觉到了中国势力之存在。在时光流逝了一千年后，中国当局又重申早时期的历史记录，对此我能查找到的文献很有限，在这里也只能简略地提一下。这些文献中最为可靠的是拉沃蒂的调查报告中的一位作者所写的明确声明，在1789年前后他曾访问过吉德拉尔，那时，其统治者承认中国的主权，而且在中国的保护下，来自巴达克山方面的劫掠终止了。比达尔大记录下来的口头传说中有一段很长且绘声绘色。它提到了一次入侵：有一支中国军队，在巴达克山统治者弥尔苏丹沙(Mīr Sultān Shāh)的配合下入侵了吉德拉尔——当时正值库什阿玛德(Khush-āmad)统治马斯图吉之时。该人是库什瓦克特支系创立人的侄子。在对马斯图吉的长时期围攻之后，条约被达成了：入侵者退回到了耶尔洪河谷，即趋向巴罗吉尔的方向。
　　有关中国干预之记载
　　有一篇参考文献，内中提到这同一次入侵事件，它是从一部中国地理学著作中摘录出来的，发表于1790年，最早似是由克拉普罗特(Klaproth)翻译过来的。该文涉及了“伯勒”(Bolor)地区，它被描述为位于莎车之西南面和巴达克山东面；而就上述事件来说，该地意即包括马斯图吉，最后还有亚辛在内之喀什喀尔巴拉(Kāshkār-Bālā)地区。在1749年，其王子据说曾屈服于中国人，他的领土亦被兼并，此王子的名字在克拉普罗特的文中用法语拼写成沙库沙美德(Chakhou Chamed)，实则显然应读作“沙库什阿玛德”(Shāh Khush-āmad)。翌年，他的使者“查伯克”(Chah bek，即Shāh Bēg)前往中国朝廷。在1763年又提到了另一个使节：“次年其国受到巴达克山苏丹沙(Sultān Shāh)之入侵，伯勒王子遂请求中国驻守莎车之将军增援。后者指示苏丹沙撤出伯勒，并停止其敌对行为。巴达克山国王听从了，而沙库什阿玛德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两个敌手派出使节到了皇帝那里，带着贡品，包括他们国家中所产质量最好的短剑。”在1769年，据说从伯勒又送来了新的产品，而且是在指定的时候。
　　中国史书记载中所提供的真实情况很清楚：事情的结果是，来自巴达克山和瓦罕谷地方面的入侵，由于中国之干预而终止了。中国的干预所留下的显然是很强的印象，它也说明了在吉德拉尔的传说中对于这些事件的态度。很有可能关于中国早些时候入侵之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在范围与特点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① 参见上文第一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