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与英藏敦煌文书——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

　　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里。洗礼后起名叫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10岁那一年，斯坦因被送到遥远的德累斯顿，进入有名的克罗施勒学校。由于远离亲人，与家里的联系就只有靠信件了，这倒培养了一个好习惯——写信。斯坦因在以后的考察活动中，写下了许许多多信件，详细描述了其考察所得所遇及见闻，为我们今天研究其考察活动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宝贵文献。
　　还在克罗施勒上学时，斯坦因终生的宏伟蓝图就已形成了。年轻时，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成为他崇拜的偶像，激励他潜心致力于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后来又精通了印度、波斯古代语言和历史。
　　当斯坦因成为研究生后，又有两个人对他的宏伟蓝图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是7世纪的中国僧人玄奘，其巨著《大唐西域记》，由于资料丰富，记述精确，对于认识古代印度地理的指导价值为世人所公认，以至于斯坦因将他称为自己的“佛教保塞尼奥斯”(弗雷泽爵士在保塞尼奥斯译本的导言中称：“没有此人，希腊的遗迹将是一座没有线索的迷宫，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斯坦因第一次在中国探险期间，佛教的保塞尼奥斯——玄奘，简直就成了他的守护神。
　　另一位是13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对世界认识东方，尤其是中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亚历山大、玄奘、马可·波罗三人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其各边联结了古代与中世纪、东方与西方、国际商道与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斯坦因的作用就是领会他们的内在联系，通过自己毕生的工作，通过多次考古探索去印证、考释文献记述和实物，进而为将来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斯坦因为什么要从匈牙利、英国到印度去探险呢?其直接因素有二。一是19世纪后半叶中欧学者对语言学的重视。现代人们所说的比较语言学诞生于1786年印度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已为该学科打下了基础的威廉·琼斯断言：“无论梵语有多么古老，其谨严的语言结构仍比希腊语完整，比拉丁语丰富，比它们两者都优雅，并与两者有密切联系。”①从此以后，梵语和波斯语就成为打开印欧古代历史的一把钥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与关注。
　　另一个促使斯坦因前往印度的因素便是匈牙利人乔玛的经历和工作。匈牙利人的摇篮据说是在中亚，人们深信他们与匈奴人有关。正是怀着一种渴望找到原始的中亚大匈牙利的梦想，1819年，当乔玛36岁时，开始了他的旅行。他经土耳其、埃及和波斯行抵布哈拉，随之又经喀布尔和拉合尔到克什米尔，并发现了长期不为欧洲人所知的藏文文献。乔玛最后死于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下，他传奇般的经历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最终刺激起国民对于东方学研究的兴趣，也激发了不止一个匈牙利人的想象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前往东方。后来，当斯坦因前往中亚的路途中，他不仅从爱国者的角度，而且还以一位教授的身份声明了自己与乔玛的关系。他们两人都为了理想而离开故乡，而且心甘情愿地接受孤独。只不过斯坦因比乔玛更幸运罢了。
　　1883年斯坦因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鲁道夫·冯·罗特的赞赏，斯坦因从匈牙利政府获得了在伦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事两年(1884～1886年)有关东方语言和考古的博士后研究津贴，并立即前往英国。
　　1885年，由于强制性的军事训练，斯坦因返回布达佩斯，中断了在伦敦的学习。在匈牙利，斯坦因被安排在卢德维卡学院、匈牙利军事测绘学院参加军训一年。他的导师卡罗里·库斯上校是一位杰出的地形测量专家，教给他们当时进行军事测量的最先进方法。斯坦因在军训中学到的地形测绘技术在以后的中亚探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年的军训结束后，斯坦因立即返回英国，继续从事其研究工作。由于斯坦因的学业已近结束，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向印度理事会提出，这位年轻的匈牙利人有资格充当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负责人。由于另一东方学家亨利·玉尔的认可，这个建议很快生效并付诸实行，随之，斯坦因便踏上了去印度的路程。
　　斯坦因在印度旁遮普大学就任注册员和东方学院负责人共10年。在拉合尔这10年间，他逐渐放弃了当教授的目标，而是要像亨利和罗林森那样创造自己的知识王国。
　　1896年可以看做是斯坦因对未来生涯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在这以前，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立足之地，即想在欧洲得到一教授职位，而从现在开始，他要致力于地理学，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亚内陆，曾在犍陀罗地区建立王朝的贵霜·塞人等部落的故乡，以及中国取经的僧人们前往印度的高原道路。随后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新疆地区，到了1897年，他已在考虑前往中国新疆进行“考古探察”。
　　正在这时，古文字学家A.F.鲁道夫·霍恩雷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了他数年来致力于抄本残片研究的情况，这些文书据说都发现于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阗附近，其文字是印度婆罗谜文，但语言是人们还不知道的一种非印度语言。这些文书几乎都是由当地的觅宝人发现的。他们不能提供有关文书的任何信息，有些文书甚至被分割后流入不同国家的收藏机构。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有必要获得有关文物被发现的地点和环境的确切信息，而且也有必要获得新的资料使我能填补一些空白，解答一些谜”②。对于流入欧洲的一些文书，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雕版印品书，欧洲学术界对其真伪产生了怀疑。斯坦因曾这样认为：“虽然这批最古老的印度写本的最初出土地点还没被确定，但种种迹象表明大沙漠以南的地方便是它们的发现地。在同样地方，新的在许多方面怪异的一批古写本由英国驻喀什噶尔③的政治代表马继业1896年获得。他们被发现于和阗西北与东北的沙漠中间……据霍恩雷博士的最新报告说马继业写本是用一种迄今为止完全无人知晓的‘陌生’文字写成……”
　　除了“马继业文书”外，1897年初，一件桦树皮的佉卢文文书残片也被送往圣彼得堡。这些文书除了明显的真品外，大部分都令人费解，无法判定真伪，霍恩雷就这样说过“当我在获得和阗古书的最早阶段(怀疑古书真实性质的念头)就浮现在我心中，有人告诉我大英博物院的权威们及其他一些人也有这种想法”。④因此对出土地点的调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在当时无法解读这些“陌生文字”的情况下，只有实地调查才能提供最可靠的证据。早在克什米尔时，斯坦因就见识过各种写本，因此霍恩雷认为，“斯坦因博士特别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他精通突厥语及其同族语言，同时他还是一个在克什米尔地区及其周围地区考古学的专家。他有进行考察的丰富经验。派他去和阗考察肯定能获得大量丰富的信息和非常重要的文物收集品”⑤。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前往中国新疆考察的意见书，意见书中说：“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由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阗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旅行。”⑥为什么要选择和阗地区呢?因为“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来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⑦。
　　意见书中还写道：“鉴于拟议中的考察很可能对于印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希望旁遮普和印度政府能够共同承担总费用，使考察得以实现……我要指出，某些学术团体，如孟加拉亚洲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也很可能资助这次考察。”作为回报，斯坦因提出，他找到的所有东西将交给印度政府以便存入大英博物馆，另外一些经政府同意后，将送给曾提供资助的学术团体。
　　除此以外，斯坦因在意见书中还写道：“我还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外交部与中国政府联系，为我获取在中国突厥斯坦旅行必须的护照或允许……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和阗地方当局的支持，对于计划中的考察成功与否至为关键，因而希望印度政府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争取中国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能给和阗的办事大臣发去指示，证实我已获准勘察或考察他辖区中所有古代遗址，在这类遗址上进行发掘，拥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还可购买这类文物。”⑧
　　经过斯坦因的积极奔走和不断努力，在英国和印度政府尤其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大力支持下，斯坦因的计划得到了批准。1899年1月11日，斯坦因给安德鲁斯写信说：“新年前夕，我接到了好消息，内务和财政部已批准我作和阗之旅，后来又听说外交部也已同意与中国当局交涉有关事项，这样计划就算是全妥了。我仍然希望此事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因为某个俄国探险队可能正要前往同一个地方，过早泄露消息也许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⑨
　　1900年初，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应寇松勋爵之请，办好了斯坦因前往中国新疆的护照。
　　斯坦因的第一次考察开始是1900年5月，“5月31日清晨，16匹马驮着我们的帐篷、日用品和器材等，已经整装待发。这些东西似乎太多了，过去我在克什米尔及其周围旅行时，已经习惯于轻装行动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个人的行李仅仅只占了这个大累赘的一小部分”。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斯坦因考察团到达了塔什库尔干，从这里可以到达塔克拉玛干北缘的喀什和南缘的和阗。在塔什库尔干得到消息，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但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不可能传到偏远的新疆，所以斯坦因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计划。他们于7月10日离开塔什库尔干，向喀什进发。经过半个月的旅行，于7月30日到达喀什，马继业夫妇正在那里等着斯坦因。
　　说到马继业，却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1867年生于南京，父亲马格里为苏格兰人，曾随英军侵华，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协助李鸿章镇压上海、昆山、苏州等地的太平天国运动。据说马继业的母亲是马格里俘获的太平天国某位亲王的公主。1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后来因他父亲被中国任命为驻英国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他便随父亲到了伦敦。1887年，他与斯坦因同年到了印度，想在中国领事馆谋个职位，但未能如愿，仅仅被任命为孟买公署的中文翻译，成为印度政府的低级雇员。对此他非常不满意，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生活。1890年，由于一个机缘，他随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的中文翻译来到喀什，并在这里生活了28年。喀什虽与南京不同，但毕竟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地区，对他来说仍有回到故乡的感觉。而他又是作为英国的代表任职于喀什，是在为他父亲的祖国服务。因此对于马继业来说，在喀什任职，可以照顾到父母双方，当然，这只是他心理上的一种平衡罢了。
　　从1890年开始，马继业便以英国政治代表的身份常驻喀什。当然，从法理上说，直到1908年清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但英国领事馆的职能实际上自马继业到喀什后就开始了。他在1890～1908年间的官衔是“驻克什米尔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1908年回英国度假时才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1911年提升为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18年退休。
　　马继业在喀什任职期间收集了大批西域古物，主要来自和阗、策勒和莎车的塔克拉玛干觅宝人吐尔迪、毛拉和卓、伊不拉辛以及伪造文物的商贩伊斯兰阿洪。马继业把收购的中亚文物全部送到印度，收入英国梵学家霍恩雷主管的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收藏室，形成了所谓“霍恩雷收集品”。
　　霍恩雷收集品大部分被运回英国，入藏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包德雷图书馆。斯坦因将伊斯兰阿洪的造假阴谋揭露后，马继业收藏的90件假文书便被撤出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装入两只贴有中亚赝品标签的木箱，扔到一个地下室。1979年，扔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两箱假文书被人发现，编目后全部转交给了大英图书馆。目前这批假文书仍被扔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⑩
　　斯坦因在喀什度过了盛夏的两个月时间，在这里，他请道台“向和阗按办发出明确指示”，要他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保证运输、供应、劳工以及行动、发掘、考察的自由。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便于9月11日告别了马继业，途经叶尔羌向和阗进发。
　　斯坦因第一次考察的目的之一，便是探明用未知文字书写的“古书”的真相，因此，在到达和阗的前一站——皮山，就开始了古文物的调查。自1895年以来，这些奇异的“古书”就已开始在西方被收藏，而来源则主要是和阗的“寻宝人”伊斯兰阿洪。伊斯兰阿洪说他的“古书”大多是在皮山、和阗之间沙漠中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的，其中有个喀拉库尔麻扎即黑湖墓葬群。斯坦因在这里进行了初步考察，但一无所获，接着就进入了和阗。在和阗，斯坦因还是想澄清那些可疑文字的真相。他虽然没有亲自找到“古书”，但在和阗，寻宝已是当地的时尚，尤其是穷人们，更将其作为发财致富的一条途径。有一天，一个俄国亚美尼亚人带来一本古书：残剩的10页桦树皮纸，写着不认识的文字。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斯坦因写道：“我一眼就看出桦树皮书页未经我在克什米尔所见古代桦树皮文书全都做过的那种处理，伪造者也没想制造在桦树皮上写字需要的那种特殊墨水。因此当我做‘水洗试验’时，只要一个湿指头就可以抹去那些奇异的‘未识文字’。”(11)这个伪造的古书与加尔各答霍恩雷藏品中的一些木板印刷品极其相似。随后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斯坦因得知，将抄本卖给亚美尼亚人的“卖主”与伊斯兰阿洪有关，这更加深了斯坦因对古书的怀疑。
　　在和阗，斯坦因还仔细研究了巴得奥迪汗派遣寻宝人找回的资料，并见到了富有经验的寻宝人吐尔迪。吐尔迪曾带回一些上面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还有佛像浮雕的残片以及一些用中亚婆罗谜草体写成的纸文书残片。正是吐尔迪带回的样品，引起了斯文·赫定对塔克拉玛干古代城市的考察。为了确定斯文·赫定当年所“发现”的遗址是否即为丹丹乌里克，斯坦因便于12月7日向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进发了。
　　位于和阗以北沙漠96公里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有一座小建筑群。在一些残墙上还保留着一些佛像和菩萨像。通过这些壁画的特殊形式，斯坦因估计，这些寺院与居地的放弃、毁坏，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最后数世纪。同时他还在遗址中捡到一些有“开元”年号的中国铜币。在挖掘其建筑时，发现了几页用婆罗谜文字书写的佛经，接着又发现了更多的文书。根据古文字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文书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以前。同时还发现了一些汉文文书，其中有一件文书的年代相当于公元780年。
　　1901年1月2日，斯坦因写了一封短笺给印度政府：“在沙漠里这个古遗址度过的最后数周中，古代梵文、突厥文和汉文手抄本的出土以及佛教壁画方面取得有趣的成果。它们都是从沙漠遗址中清理出来的。”他没有时间对其收获物进行全面研究，就又向另一个目的地——尼雅进发了。
　　在尼雅，斯坦因偶然见到了两块佉卢文木牍。这使他非常惊奇，因为当时佉卢文虽已在中亚发现，但只是在早期的于阗钱币上，唯一的一份桦树皮抄本为法国旅行家杜特依兰于1892年所获。所以斯坦因就急忙前往发现木牍的地方，并对其进行了清理，结果发现了100多枚木牍。从其用途和外表特征估计，似乎是一些信件，但其数量则与此之前印度国内外保存的所有用于研究的佉卢文资料的总数相等。随后又在另一建筑物中发现了60枚木牍，其内容大都是备忘录、账簿及便笺之类。
　　尼雅遗址规模宏大，无疑是某个古代城市所在地。但它究竟是中国史籍中提到的哪座古城呢?经中外学者的考察研究，可以断定它就是汉代西域36国中的精绝国所在地。
　　尼雅遗址主要由佛教寺院、官署、住宅群、种植园、冶铁作坊等古代建筑组成。遗址中心有一座巨大的佛塔，由此可见佛教在这里具有特殊的地位。从尼雅遗址内的建筑物装饰和家具纹样可以看出，它明显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这和遗址内发现的许多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是一致的。另外，尼雅遗址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文木简残纸，其中一件记有西晋泰始五年年号，斯坦因把尼雅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3世纪就是根据这件材料。
　　尼雅遗址的发掘在考古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与西欧的庞培故城相媲美。公元79年，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罗马帝国的庞培城被火山灰湮没。1754年，当考古学家重新发现这座罗马故城时，城内的宗教场所、街道、商店等建筑设施仍然保持着1700年前的原貌。1901年，当斯坦因闯入尼雅遗址时，流沙之下的佛寺、庄园、葡萄园等古迹也是1400多年前的原样，因而被誉为“中亚庞培”。(12)
　　在和阗期间，斯坦因还查清了过去那些“古书”的真伪。在斯坦因掌握的为数众多的佉卢文、印度文、于阗文(中亚婆罗谜文)、藏文和汉文抄本中，没有一种是“未知文字”，更进一步讲，就是在皮山之类地方根本没有见到据说曾出土过那种文书。1895～1899年间以印度政府名义购买的许多抄本可能都与和阗寻宝人伊斯兰阿洪有关。
　　伊斯兰阿洪在当地也算是一位有知识、有心计的人，作为一个小商人，专门从和阗乡村收集古钱币、印章等古物。在与阿富汗商人交易时他得知，印度人十分珍视抄本，即便是从丹丹乌里克发现的小纸片也很贵重。商人的冒险性和获利性使他对此十分感兴趣，但又不愿从事艰辛的寻宝生活，便开始了“制作”抄本的冒险活动。刚开始时，他还企图仿制真正的抄本，但很快就意识到，无论真假，反正那些欧洲的主顾们都看不懂，因此并不值得辛辛苦苦地仿制。当他卖出所有的仿制品时，又建立了一所作坊专门从事“未知文字”的制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但在当时世界的寻宝热中，这种随意书写的速度还是显得太慢、太累赘，因此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木板”上，即用“木板”印刷。其工序是首先将纸染一下，使它看起来很脏。印刷之后，将纸放到壁炉中用烟熏，使人有一种很古的感觉。然后胡乱模仿欧洲书籍的装订法将其装订。最后他们就在抄本上洒些沙子，以证明埋藏了很长时间。
　　斯坦因详细了解了伊斯兰阿洪的造假情况后，断定这种造假营生是很赚钱的，因为在霍恩雷的《报告》中就叙述、注释了大约45件大尺寸的木板印刷品。他想：如果伊斯兰阿洪知道，他“制作”的许多假文书被用细软的摩洛哥皮革包装，放在大图书馆，甚至在大英博物馆抄本部中，他将会多么自豪。
　　斯坦因回到伦敦后，专门拜访了霍恩雷。斯坦因与霍恩雷都是学者，在探求古物和追求学术真理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斯坦因向霍恩雷说明伊斯兰阿洪伪造文书一事后，霍恩雷非常失望，但他对斯坦因带来的写本十分感兴趣。作为一名有声望的印度学家，霍恩雷因解读伪造的文书而浪费了大量时间，为此他心中很懊恼。但当斯坦因给他带来大量用未知文字写成的真文书时，他的心理才得到平衡，并重新开始解读，给久已失传的古于阗语以生命，他最终断定，这是用印度字母书写的一种古伊朗语。
　　在中亚及新疆发现的古文字，情况比较复杂。佉卢文大概产生于古波斯帝国统治中亚时期(前5世纪)，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属于这个时期的佉卢文。现在所知最早的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古代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用佉卢文颁布的摩崖法敕。中亚贵霜王朝(1世纪前后)也把这种文字当作官方文字。2世纪以后，随着中亚贵霜帝国的灭亡，佉卢文也逐渐在中亚绝迹，并被另一种印度古文字——婆罗谜文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印度和中亚废弃的佉卢文古文字，直到3～4世纪，仍然在中国新疆地区，尤其是楼兰作为官方文字使用。
　　从语言体系而言，佉卢文原来用于拼写犍陀罗语。而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及研究证明，犍陀罗语原来只是楼兰人的宗教和官方行政用语，不是楼兰人的本族语言。就像英语只是印度人的官方语言而不是印度本族语一样。楼兰本族人使用的是“吐火罗语”。
　　被视为“欧洲甲骨文”的吐火罗语，是本世纪初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另一种中亚死文字。在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都发现了一些吐火罗语文献。在敦煌藏经洞遗书中也有不少用吐火罗语书写的宗教、文学和医药文献。
　　犹如汉语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方言一样，吐火罗语也由于使用的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方言。如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吐火罗语写本的语言就不完全一样，研究者将其区分为A和B两种方言，A方言主要流行于焉耆和吐鲁番，B方言主要流行于库车。(13)
　　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于1901年7月在伦敦结束。他“很满意地把从沙漠中出土的古代文物，临时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这个安全的休憩之地。不论这些文物还是我的800余块拍摄好的玻璃底片，在长途跋涉中毫无损坏”，“由于我胜利带回的大量古文物急需整理和编写目录，原来印度政府委派在英国从事这项工作的6个星期远远不够，于是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秘书又给我延长了6个星期，我对此深表谢意……才能按期顺利地完成了对这次搜集到的古文物的整理工作，并为撰写‘初步报告’做好了准备”(14)。随后，斯坦因写了三本书来叙述他的第一次探险：一是《中国新疆考古：地理探险旅行初步报告》，是1901年回到伦敦后不久写成的；二是两年后出版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三是1907年问世的两卷本巨著《古代和阗》。三本书虽然记述的是同一次探险，但侧重点不同。第一部是探险的简报。第二部“个人旅行笔记”则由日记、现场记录、给家人朋友的信函组成，其中讲述了全部情节，计划和日程、障碍、得到的教训、挫折和成功、当天的冒险和荒漠的艰难等，相当于给骨架(简报)添上血肉。《古代和阗》是一部学术著作，详细记述了遗址发掘的情况，并附有大量文物图片。另外，《古代和阗》还有7个附录：(1)《丹丹乌里克、尼雅、安得悦遗址所出汉文文书》；(2)《安得悦所出藏文手稿及陶器》；(3)《丹丹乌里克所出犹太—波斯文书》；(4)《出土、收买钱币目录》；(5)《和阗藏文资料选辑》；(6)《和阗遗址所出古代灰泥样本笔记》；(7)《和阗地区沙粒、黄土样本笔记》。
　　① 加兰·坎在：《东方仲斯》，141页，伦敦亚洲出版社，1964。转引自(英)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22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
　　② 王平先：《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动机》，载《西北史地》，61页，1996(2)。
　　③ 喀什噶尔，即喀什。维吾尔语称喀什噶尔。
　　④ 王平先：《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动机》，载《西北史地》，62页，1996(2)。
　　⑤ 王平先：《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动机》，载《西北史地》，63页，1996(2)。
　　⑥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83页。
　　⑦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83～84页。
　　⑧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85页。
　　⑨ 《斯坦因：考古与探险》，89页。
　　⑩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37～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11) 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阗废墟记》，133～134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杜，1994。
　　(12)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30～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13)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56～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14) 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阗废墟记》，306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杜，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