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布文集

　　傅懋勣，字兹嘉，山东聊城人。1911年5月16日生，1988年9月13日去世。傅懋勣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族语文》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历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顾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一
　　傅懋勣生在旧社会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傅文山出身贫寒，清朝末年考取警官学堂，毕业后在山东桓台县、莒县任职。傅文山是信奉净土宗的佛教徒。为人正直、清廉。1929年秋，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辞去职务，与友人合股经营酱菜生意，勉强维持生计。
　　傅懋勣1919年9月入莒县小学读书。1925年考进莒县县立初级中学。这是一所设备和教员都比较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英文教员孙纲对他影响比较大，常对他讲打倒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水浒传》、《剑侠传》之类的小说，逐渐有了朦胧的除暴安良的抱负。1928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傅懋勣参加反日宣传活动，与同学们一起到街头抵制日货。1929年考入济南高中，由于生病和家庭经济困难，不到4个月就辍学回家。第二年病愈，考入聊城师范。1931年“九一八”事变，聊城师范掀起爱国学生运动，傅懋勣积极参加，被推举为抗日会主席。他发动同学赴南京请愿抗敌。学校当局为了破坏爱国学生运动，宣布提前放假，并准备开除为首的爱国学生，傅懋勣被列入黑名单，幸亏多数教员同情爱国学生运动，爱惜傅懋勣的才华(几乎每门功课都拿最高分数)，竭力说情，才算保住了学籍。1933年师范毕业，先后在聊城第六小学、夏津小学当教员。1935年任聊城师范附小教务主任。同时积极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193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语言文字组，在罗常培教授门下攻读语言学。当时进步教授马叙伦、许德珩等常在纪念会上讲演，傅懋勣是热心的听众之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暑假后，傅懋勣随校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1938年又迁到云南，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设在蒙自。在蒙自期间，罗常培教授指导傅懋勣、马学良等调查倮倮语(即现在所称的彝语)。从此，傅懋勣与同窗好友马学良一同走上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道路，后来他们两人都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1938年夏，文学院迁到昆明。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在昆明。罗常培教授把自己的学生傅懋勣、马学良介绍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学者李方桂和年轻的语言学家丁声树。在他们的影响下，傅懋勣更加努力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当时有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大多出自外国人之手，水平不高，记音多有漏误。傅懋勣立志写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一口气。于是他集中精力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蒙自附近一种倮倮语研究》。这篇毕业论文是傅懋勣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发轫之作。
　　1939年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罗常培教授、李方桂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傅懋勣非常珍视这里的优越学习条件，治学极其勤奋，经常用功到深夜，有时两三点钟才歇息。当时，傅懋勣的弟弟也在上大学，需要傅懋勣照顾。然而仅仅靠有限的助学金，傅懋勣已经无力支持下去，不禁萌发了辍学就业的念头。傅斯年教授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提出每月接济50元，勉励傅懋勣继续深造。傅懋勣一方面感激傅斯年教授的厚爱，一方面又想到傅斯年教授也是在战火中随学校漂泊到大后方的，经济上并不宽裕，还是自己寻找职业谋生为好。这时，由武汉迁到云南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正好缺中国语文教师，罗常培教授应傅懋勣的请求，把他介绍到华中大学担任讲师，教语音学、音韵学和文字学。这样，傅懋勣在文科研究所只待了两个多月，就为生计所迫告别了自己的业师。
　　但是，傅懋勣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志趣是坚定的。他利用1940年的假期调查了昆明附近的倮倮语(今称彝语)、么些语(今称纳西语)和民家语(今称白语)。为了便于研究四川大凉山彝语，傅懋勣于1941年8月离开华中大学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中国语法和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在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维西么些语研究(一)语音》、《维西么些语研究(二)语法》(分别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4期1940年、第2卷1941年)和《维西么些语词汇》(载《华西齐鲁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3卷1943年)。这是傅懋勣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又一部学术成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全面研究么些语(今称纳西语)的专著。作者根据自己调查的材料，从么些语(纳西语)的特点出发，建立了一套描写方法，如语法从功能到形式又从形式到功能，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词类分成实词、动词、助词3大类；语法范畴有数、格、性、情、地、法6种；词在句子里的功能分主、述、受、限4品，等等。词汇部分，不但有汉语释义，而且注明了借词和类别词。
　　1943年2月，傅懋勣深入西康(今四川西部)大凉山调查夷语(即倮倮语，今称彝语)和夷文(今称彝文)。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对国家大事几乎一无所知，便在工作之余向他们宣传抗日，用夷语编了一首《打日本》歌，教他们唱。傅懋勣一方面从学术的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语言知识的普及工作。他在西昌调查夷语期间，编写了一本《夷语会话》，并在西昌行辕、宁属屯垦委员会和边疆服务部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夷语研究班，他亲自讲授夷语发音学和语法。研究班由7月下旬到9月初，办了一个多月。这一年秋冬之交，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让傅懋勣以文化专员的名义向夷族同胞宣传禁烟，要求傅懋勣把布告、标语译成夷文张贴出去。于是傅懋勣又利用这个机会到越巂进行夷语调查。
　　1943年底，傅懋勣渡金沙江回到云南大理喜洲华中大学任副教授。翌年2月兼中文系主任。
　　1945年暑假，傅懋勣到云南丽江研究么些象形文字和音节文字经典。他得到连襟马曜的帮助，请了著名的东巴经师和芳解读经文，并购得一批东巴经书。在这段时间里，傅懋勣寄宿在马曜寓所。马曜是中共党员，常向傅懋勣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对傅懋勣后来选择正确的政治道路起了积极影响。
　　同年，傅懋勣晋升为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年春末，华中大学迁回武昌。这时傅懋勣滞留大理，利用这个机会把和芳经师请到家中，继续跟和芳经师研读东巴文。直到9月学校开学，傅懋勣才赶回武昌。他利用课余时间写出了《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年华中大学出版)。《古事记》是纳西族(当时称么些)东巴经中最著名的一种。傅懋勣用国际音标注出了每幅东巴经文的读法，先逐字注明意义和语法关系，再译成汉语，然后从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对经文进行详细的解说，举出了异体字，辨析了古今读音。他指出这种文字的特点是：只写出重要的字以提示记忆；一个字可读一串音或读成一句话；有的字只是记号，并不读出音来；同音字多；经常使用音近假借的办法；有数个字合为一体的现象；象形会意字多，形声字少。他认为，东巴经文最初写定的时候，这种文字正处在从帮助记忆的图画文字，向一个字表示一个概念的真正文字发展过程中。《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不仅是研究纳西语和东巴经的一个范本，而且为研究纳西族的历史、文化、民间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一年12月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傅懋勣接受记者采访时痛斥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当地报纸《大刚报》作了报道。
　　1948年5月3日，华中大学举行“五四”29周年纪念大会。这是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争取民主的大型集会。傅懋勣在大会上作了《五四运动与华中大学》的讲演。他说：“五四”运动使人民知道民主政治的真谛，人民是主人；“五四”运动使人们知道科学方法的重要，并注重科学的研究；“五四”运动使文学革命运动有显著的进展。他认为华中大学的同学继承了“五四”时代的民主精神而更加彻底。他以沉痛而坚决的语调指出：“中国是全体人民的，不是少数官僚政客的私产”，“人民不怕死，不要以死来威胁!”他的讲演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
　　在华中大学工作期间，傅懋勣用英文写了《大凉山彝语发音学》、《大凉山彝文谚语的研究》、《彝文<列仙传>研究》、《栗坡语(彝语的一种方言)研究》等一系列论文。
　　1945年，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毕铿(L.E.R.Pickren)博士到华中大学参观，认识了傅懋勣。毕铿把上述论文带回英国，送给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夏伦(G.Haloun)教授看。夏伦是研究古代汉语的学者，但是对彝语和藏缅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也很感兴趣。他表示欢迎傅懋勣到剑桥大学进行研究。于是毕铿和夏伦于1946年6月向英国文化委员会推荐傅懋勣，建议给傅懋勣一个去英国进行研究的机会。不久，驻重庆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代表罗士培(Percy M.Roxby)写信给傅懋勣，表示将推荐傅懋勣申请1948/1949学年的“访问教授”或“研究员助学金”名额。罗士培病故后，他的继任人费兹杰拉尔德(C.P.Fitzgerald)通知傅懋勣，英国文化委员会决定给他一个1948/1949学年的“研究员助学金”名额。傅懋勣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攻读博士学位，于是写信给毕铿，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毕铿与夏伦商量后，向英国文化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文化委员会认为，如果把傅懋勣已经发表的论文考虑在内，可以把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两年，同意给傅懋勣为期两年的“研究生助学金”(每月35英镑)。于是傅懋勣于1948年暑假远渡重洋，赴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当时英国还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生活供应仍然比较紧张。一个星期只能买一个鸡蛋。大米、猪肉、牛肉都很少。糖果也不易买到。平日多以土豆为食，只有喝茶的时候才能吃到少量面包。物质生活虽苦，但是并没有影响傅懋勣在学术上的进取。他充分利用剑桥大学的优越条件，一方面向琼斯(D.Jones)、弗斯(J.R.Firth)等名家求教，深入钻研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在夏伦教授指导下细心整理多年来亲手搜集的彝语材料，着手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彝语描写语法》。
　　这时候，祖国大陆上正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傅懋勣从夫人徐琳和亲友的来信中得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消息。他除了注意报纸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外，还购买了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帝国主义为什么走下坡路?苏联为什么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会兴起?今后的中国将走向哪里?这一连串问题经常在他的脑际萦回。当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遭到炮击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后，傅懋勣感到扬眉吐气。他看见祖国地平线上确确实实出现了一片曙光。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夏伦教授多次向傅懋勣表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可以长期留在剑桥大学教书。到了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傅懋勣认识到，经过持续多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举，急需各种人才参加建设，自己不能长期客居异乡，决定取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
　　1950年8月，《彝语描写语法》告成。这是一部构思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他长期研究彝语的智慧结晶。就当时我国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学术水平来看，这部著作堪称上乘。在导论中介绍了彝族的人文状况、语言与社会的关联、彝文文献和彝语研究概况。在正文中描写了彝语的语音系统、文字结构、词类、构词法和句法。既介绍了彝语语法的一般规则，又突出了彝语的特点。特别是句法写得很有特色，不但描述了各种句式，而且着重分析了不同的短语结构。
　　10月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企盼多年的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员。他的博士论文《彝语描写语法》也被列入剑桥东方学丛书选题计划。这时，祖国的形象在傅懋勣心中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决心尽快返回祖国。11月由英国动身，12月中旬到达香港。当他踏进祖国的大门的时候，远远望见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禁不住落下了兴奋的热泪。
　　三
　　傅懋勣回国后继续到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兼系主任。两个月后，即1951年2月，应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的聘请，到北京任该所研究员。这一年4月，语言研究所设立第4研究组，任务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问题。傅懋勣任第4研究组主任。10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指导委员会，傅懋勣任委员。从此，傅懋勣在罗常培所长的举荐和支持下，负起了主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重任，协助党和国家领导部门研究制订少数民族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组织领导一系列重要的科研项目，成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中主要的学术带头人。
　　1952年春，云南省副省长兼省民委主任张冲写信给中国科学院，聘请傅懋勣去云南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准，傅懋勣率领语言研究所云南工作组前往调查傣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佤语、景颇语和阿昌语，并进一步了解云南省彝语分布情况。在云南工作期间，他还兼任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并在云南民族学院讲课，教语音学和民族语言调查知识。为了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他还全面研究了云南境内20多个民族的语言和方言情况，从语言识别的角度为民族识别提供论证材料，得到云南省委和省政府的肯定。
　　1954年，傅懋勣与罗常培合作，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这是继李方桂教授在《中国年鉴》(1937年)著文论述中国语言系属之后，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学文献，是指导我国语言学工作者研究国内语言系属问题的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上的进步，现在可以对这篇文章在细节上做若干补充，但是它的基本论点和格局依然有效，至今不失其光彩。
　　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傅懋勣兼任委员。1955年12月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领导。除听取和讨论有关学术问题的发言外，主要任务是研究制订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初步规划。会议决定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普查，并帮助那些需要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设计文字方案。会议还就组织普查队伍和在有关地区召开民族语文工作会议作出了安排。傅懋勣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代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会上作了题为《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会后他承担起贯彻执行会议决定的繁重任务。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傅懋勣写的文章《努力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
　　1956年上半年，根据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制订的规划，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语文机构及有关单位的民族语文作者700多人，组成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语言普查。出发前，在北京开办了语言调查训练班。傅懋勣不但参加组织领导工作而且亲自给学员讲课。他讲的两个专题《音位的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语言的比较和文字方案的设计》，在提高学员的业务素质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根据多年进行语言调查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记音和归纳音位的方法和步骤，通过各种实例说明文字与音位之间的种种关系，阐明设计字母的原则。语言调查训练班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摇篮。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民族语文工作骨干大多出自这个训练班。
　　1956年4月，中国科学院组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傅懋勣任副主任。同年12月，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傅懋勣任副所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制订了《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综合规划草案(初稿)》和《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后一个文件是傅懋勣起草的，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讨论后上报国务院。1957年12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文件中规定的五项原则不仅是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时必须遵循的准则，也体现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各方面都应该贯彻的基本精神。他还到各地参加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听取各个调查工作队的汇报，具体领导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工作。
　　1957年6月，傅懋勣赴塔什干参加全苏第一次东方学家会议。会后访问素有“语言山”之称的高加索山区，调查了苏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搜集到不少材料，收获很大。回国后写了《苏联是解决多民族国家文字问题的典范》、《苏联民族语文发展的情况和解决民族文字问题的经验》等长篇报告，为我国民族语文工作部门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到1958年，在党的领导下，傅懋勣主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先后为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彝等10个民族设计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帮助傣、景颇、拉祜3个民族改进了原有的文字。基本上实现了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出的语言规划的目标。
　　四
　　1958年3、4月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进行的。11月，《民族研究》杂志发表《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文工作方针而奋斗》一文，对许多民族语文工作者，特别是在民族语文工作中有贡献的老知识分子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指责他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篇文章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把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歪曲为“异、分、纯”，把正确处理新词术语问题的办法斥之为“挖、创、借”，一概加以否定。同时还夸大各民族语言之间共同成分增长的趋势，鼓吹“语言融合”，对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语文工作大泼冷水。从此，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工作逐渐陷于停顿。傅懋勣在这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中并没有灰心，为了打开局面，他着手组织编写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这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套丛书。傅懋勣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准了这个重要课题，把陷于困境的大批科研人员收拢回来，开展新的研究工作。
　　1961年11月，傅懋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自英国留学归来，他一直靠拢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全心全意地投入党领导的民族语文事业，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仅在民族语文学界是知名的学术权威，在工作上是勤奋、实干的楷模，在思想修养上也是受人景仰的表率。傅懋勣的入党，在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中给周围同事以很大鼓舞。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关怀和期望。
　　1962年1月，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民族研究所合并。傅懋勣出任合并后的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1964年秋，他同所内同志一道赴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5月回到北京。
　　在十年动乱中，傅懋勣经历了许多磨难，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但是，他对党、对自己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始终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
　　1970年到1972年，他在河南息县和明港度过了两年艰苦的干校生活。
　　五
　　1975年恢复工作后，傅懋勣十分兴奋，首先拟出了少数民族语文研究规划，请同志们提意见，准备把残破、凋敝的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事业重新振兴起来。接着受命参加修订《辞海》(未定稿)，主持中国少数民族语文部分的写稿、改稿、审稿、定稿工作。1978年，在傅懋勣建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创办《民族语文》杂志，傅懋勣任主编。1979年2月15日《民族语文》创刊号出版。
　　同年10月，民族研究所成立党委，傅懋勣任党委委员。他在党委会上多次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研活动，加强学风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他十分注意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主张把为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服务的研究课题摆在首位。他的这些意见在民族研究所的实际工作中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贯彻。
　　1980-1981年间，应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傅懋勣偕夫人徐琳访问日本11个月。傅懋勣在担任日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教授期间，撰写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两册，分别于1981年和1984年在日本出版。这部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在为这部书写的跋中说：“傅懋勣博士使用现代描写语言学方法研究迄今很少研究过的语言(指纳西语，即纳西族图画文字所表示的语言)，为藏缅语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由于有了他的严格分析和科学描写，自拉考皮埃、包宁、巴高、劳菲尔、骆克以来积累的纳西语研究资料才头一次成为对现代藏缅语比较研究来说是可以使用的，更不用说傅懋勣博士自己给学术界提供的资料了”。
　　傅懋勣从日本回来不久，受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的聘请，担任民族卷和语言文字卷的民族语言学科编写组主编，主持词条的编写工作，并且亲自撰写了主要条目。在此期间，他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也陆续问世。
　　1982年傅懋勣退居二线，担任民族研究所顾问。他郑重向组织表示，今后要做到“有问必答，答必有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事必办，绝不代庖；学习马列，日新月异；积极著书，做出成绩”。他说，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座右铭。他的表态一时传为佳话。
　　198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签订协议，合作编绘《中国语言地图集》。傅懋勣是中方筹划指导委员会成员和中方总编辑之一，主持编绘少数民族语言地图，处理了一系列复杂问题，为这个国际合作项目的顺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傅懋勣在晚年出于培养后学和提高民族语文研究队伍理论素质的愿望，不顾年老体弱，毅然命笔，对自己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这就是在《民族语文》上从1983年第4期开始连载的《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讲话》。
　　傅懋勣在长年的辛勤工作中积劳成疾。1988年初，病情开始恶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88年9月13日与世长辞。
　　六
　　傅懋勣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渊博知识献给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他的学术活动从30年代末开始，整整半个世纪，与我国民族语言学科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傅懋勣一生著述甚多，已经发表的专著有5种，论文70余篇。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我国彝缅语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写的《维西么些语研究》、《彝语描写语法》都是比较全面深入而且自成体系的专著，代表了当时最好的水平。
　　2.精通语音学和音位学。他归纳出来的岩帅佤语音位系统，为佤语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与刀世勋等人合作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的音位系统》不但为研究傣语语音提供了范例，而且对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见解。
　　3.深入研究创制拼音文字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步骤，从实践中总结出为少数民族语言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对指导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4.首先提出要把纳西族的东巴文区别为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种。东巴文文献中以图画文字写本居多数。这个发现不仅对研究东巴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研究人类文字如何从图画发展到象形提供了新的资料。
　　5.作为民族语言学科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制订学科发展规划，主持重大的集体研究项目，推动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的发展。
　　6.热心教育事业，重视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才，为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队伍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民族院校和科研单位。
　　7.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注意吸收外国优秀学术成果和有益的工作经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矻矻探索，成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
　　8.创办《民族语文》杂志，给全国民族语文工作者开辟了一块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这本杂志为我国语言学界赢得了国际声誉。
　　傅懋勣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邀集北京各有关单位学者9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傅懋勣教授学术活动追思会。傅懋勣的挚友马学良追忆了傅懋勣一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感人事迹后，用“博、大、精、深”四个字评价其学术成就，深得与会学者的赞同。关于傅懋勣的为人，他的另一位挚友王均用“勤、韧、忠、恕”四个字来概括。他称颂傅懋勣博学敏思、笔耕不辍、报效祖国、为人谦厚。傅懋勣的学生们说，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辈奋进。
　　傅懋勣逝世后盛成教授写了一首挽诗：
　　齐州自古产奇才，登降红楼负笈来。
　　问字通儒终入室，留英桥校远寻梅。
　　东巴经释成名作，民族语标出总裁。
　　桃李长辞先我去，奈何孤耋对灵台。
　　附记：
　　笔者在写这篇小传过程中，得到徐琳先生、马学良先生和吕明常同志、史凤耀同志的大力帮助。他们分别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且对拙稿作了细心的校正。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