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梨园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对后世影响甚巨。在唐代史籍、诗歌、笔记小说，乃至唐以后的文献中，也多提到梨园和梨园弟子。大约自明代以后，梨园由乐工之总称，逐渐演化为戏曲之代名；传至今日，梨园和梨园弟子已成为中国戏曲及优伶之总称，而且其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唐之梨园。可以看出，唐代梨园对中国音乐、戏曲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
然而，自唐以后的历代文献对梨园的记述不详，且相互抵牾，使人不得要领。近代以来，关于梨园的论著也不很多，其中影响较大者，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论稿》。陈氏说：“唐长安有二梨园，一在光化门北，一在蓬莱宫侧。其光化门北者，远在宫城以外。其蓬莱宫侧者，乃教坊之所在(详徐松两京城坊考)。”①后大型辞书《辞海》“梨园”条似采此说，仅改蓬莱宫侧教坊之所在为“宜春院”地。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尤白撰《梨园考论》一文，影响颇大，先后为国内许多杂志、报刊刊载和报道。陕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了李尤白的《梨园考论》一书。该书收录了李尤白原已发表的论文，其主要观点是：唐梨园“不妨被目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备既培训演员(弟子)，又肩负演出任务的综合性的‘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院’”②。其地在唐长安光化门北，即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大白杨村村西，而不在此外任何别的地方。③
国内学界也有不同意李尤白观点者，如音乐史家任半塘。任氏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唐戏弄·杂考》中，收有《梨园考》一文。该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内容：第一，利用大量文献资料，辨明唐代梨园的主业是音乐，兼及歌舞，与戏曲无涉。自宋以后，对此分辨不清，以至今日仍有误解。第二，详细考证了唐梨园机构及分布，认为按其所属及地点可分为：禁苑梨园(唐长安光化门北)、宫内梨园(男部梨园子弟，即梨园法部在蓬莱宫侧，女部梨园弟子在东宫宜春北苑，又名梨花园)和太常梨园(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洛阳梨园新院，均在各自太常寺之西北)。第三，叙述了梨园形成发展情况及与太常寺、教坊(包括宜春院)的关系等。
仔细研读李、任两位前辈的论述，从学术角度讲，笔者以为任氏所论较为严谨和允当，而李氏之考论，将唐代的乐舞、散乐百戏及萌芽的戏剧等统归入“梨园”之中，把教坊、宜春院等组织也混同于梨园；仅认为长安光化门北之禁苑梨园，而否定唐代文献明确记载之其他梨园。因此，李氏所论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不过，李氏在发掘、研究和宣传梨园方面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功不可没。
以上两种关于唐代梨园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学界主要的观点，但是时至当今，关于唐代梨园的论著、辞典等，仍有争议，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辞海》、张永禄主编之《唐代长安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卷》、袁明仁等主编的《三秦历史文化辞典》，以及叶栋《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赵文润主编之《隋唐文化史》、王永平《唐代游艺》等对于唐代梨园各执一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在陕西又有唐代新的遗址发现，于唐梨园研究增加了一些珍贵的新资料。因此之故，笔者撰此《梨园新考》一文，以求正于方家。
二
关于唐梨园的来源、机构等问题，任半塘《梨园考》一文已有详细论述，其论点笔者基本赞同，故下面仅作简约的叙述。
考唐代梨园之名，至少在七世纪与八世纪之交的唐中宗时，甚至以前就已存在，原在禁苑(即长安光化门北)内，是当时宫廷合乐、按乐和游乐的场所。④内有梨园亭、毬场和景色宜人之园林，也是唐代帝王游赏风景和举行拔河、击毬、狩猎的娱乐之地。⑤安史之乱后，多数梨园废，仅禁苑梨园尤存。据《唐会要》卷三四记：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诏罢梨园伶使及官冗食三百余人，留者隶太常”。任氏《梨园考》据此，认为禁苑梨园废于此时。至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又有所谓“宣徽院”，出入供奉。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四月，“改法曲名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⑥。“此即变相之梨园，如宣徽、仙韶院等乃复产生。”⑦而所谓唐代梨园，名实相符，历时最长，自当以此禁苑梨园为是。其地在唐长安城光化门北，李尤白考证在今西安未央宫乡大白杨村西，离光化门稍远偏东。因此梨园遗迹目前并未曾发现，故其确址还难以最后定断。
到盛唐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据《唐会要》卷三四记：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亦记：“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所记与《新唐书》同，仅最后记：“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梨园考》引上述资料后，认为《唐会要》所记玄宗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习于梨园，始于开元二年有误，当为天宝四载(745年)左右。理由是文献所记沉香亭、长生殿梨园弟子奏乐事，是以杨贵妃为中心人物，故梨园弟子之出现应在杨贵妃入宫之后。此说难以成立，不能因文献记杨贵妃与玄宗在沉香亭、长生殿有梨园弟子奏乐，而否定在此之前有梨园弟子，从而怀疑《唐会要》的明确记载。又《雍录》卷九“梨园”条也明记：“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
玄宗所选的三百梨园弟子(任氏《梨园考》谓之“男部”)所在的梨园，依上引文献，有谓在“近于禁苑”(即非在禁苑之内)，有记为蓬莱宫侧之教坊(内教坊)。《梨园考》谓，均属可疑，确址不详，但又绝非远离宫廷之禁苑梨园，故只记为在“蓬莱宫(即大明宫)侧”。按《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记：“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开元二年所置内教坊，在蓬莱宫侧，即在东内苑里，⑧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后改为长乐坊)，⑨均可谓在蓬莱宫侧。如果上述开元二年玄宗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习，时间无误，那么当时的三百梨园子弟就很可能居于内教坊之内，《雍录》及陈寅恪所论为是。
前引《新唐书·礼乐志》还记：“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太平御览》卷五八三引《明皇杂录》亦记：“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唐诗又称宜春北院为“梨花园”⑩。
以上置于宫廷的男女梨园弟子，虽未见文献直接记有“梨园”具体之名，但因均称之为“梨园弟子”，且后世所谓之梨园弟子主要指此。又宜春北院(在东宫宜春院北)又名梨花园，名实相符。故《梨园考》谓以上男女二部之梨园弟子所居处，皆可名之为“宫内梨园”，是十分精当的。
此外，天宝时，宫廷的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还设置有梨园。《册府元龟》卷五六九记：“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大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唐会要》卷三三亦云：“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等。”其地应在西京太常寺西北。东都洛阳太常也有名为“梨园新院”的机构。据段安节《乐府杂录》后附文记：“乐具库在望仙门内之东壁。俗乐，古都属乐(梨)园新院。院在太常寺内之西北也……古乐工都计五千余人，内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计司每月请料，于乐寺给散。”(11)以上太常寺所属之梨园，任氏《梨园考》谓之“太常梨园”，也甚妥当。
不仅如此，一九九五年五月，陕西考古工作者在今临潼华清池，即唐华清宫内，发掘一遗址，名之为唐梨园遗址。即是说，除上述禁苑、宫内、太常梨园外，在华清宫内还有一梨园。此说是否有据?初审之，确令人生疑。任氏《梨园考》引清汪汲《事物原会》三七“教坊梨园”条：“今西安府临潼县骊山绣岭下，即梨园地也”；而后说：“未知何据，殊不可解”。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在唐华清宫内确有一梨园。
按清毕沅新校正之《长安志图》卷上有一幅“唐骊山宫图(中)”，在图里华清宫津阳门(北门)东侧瑶光楼南，标画出“小汤”和“梨园”(见下页图一)。此图后注：“元祐三年中秋日，武功游师雄景叔题石刻，在临潼。”可知此图原系宋代游师雄在元祐三年(1088年)所题石刻，而一九九五年在唐华清宫遗址上发掘之小汤和房舍遗址之位置，与石刻上的完全一致。即是说，考古工作者是以此石刻图定遗址为梨园的。
又清毕沅撰《关中胜迹图志》卷五华清宫条内云：“瑶光楼：《长安志》：津阳门之东曰瑶光楼。楼南有小汤。《临潼县志》：小汤之西有梨园。”此乃《临潼县志》所记，可能也是依据上述游师雄所题之石刻。
或云上述资料，仅清人引宋游师雄石刻，时代晚，且不可靠。其实，唐人也早已提到华清宫之梨园。如唐郑嵎《津阳门诗》并序云：“津阳门者，华清宫之外阙，南局禁闱，北走京道。开成中(836～840年——引者)，嵎常得群书，下帷于石瓮僧院，而甚闻宫中陈迹焉。今年冬，自虢而来，暮其山下，因解鞍谋餐，求客旅邸。而主翁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阑酒余，复为嵎道承平故实。翼日，于马上辄裁刻俚叟之话，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止以门题为之目云耳。”其诗有云：“瑶光楼南皆紫禁，梨园仙宴临花枝。迎娘歌喉玉窈窕，蛮儿舞带金葳蕤。”下有本注：“瑶光楼即飞霜殿之北门。迎娘、蛮儿(即谢阿蛮)乃梨园弟子名闻者。”(12)此明言华清宫内有“梨园”，且在瑶光楼附近，与前述文献所记相合。
为什么唐华清宫内会设置梨园?《雍录》卷四记：唐贞观十八年(644年)，“诏阎立德营建宫殿，御汤各(名)汤泉宫。太宗临幸，制碑。咸亨三年(672年)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年)改为华清宫，于骊山上益治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在盛唐时，唐玄宗“每岁十月幸，岁尽乃归”，频繁地临幸华清宫。每至此，王公大臣、百官翊卫随从，更有号为“皇帝梨园弟子”的歌舞伎人伴随，表演歌舞。其中最重要一次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据《明皇杂录》等书载：此年“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于长生殿奏新曲”。宋乐史撰《杨太真外传》卷下亦记：“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阙，去即与贵妃同辇。”唐白居易有《江南遇天宝乐叟》诗，内云：“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另一首《梨园弟子》诗云：“白头垂泪话梨园，五十年前雨露恩；莫问华清今日事，满山红叶锁宫门。”(13)由此可见，凡是讲盛唐梨园弟子事，均多与华清宫有关。
梨园弟子既然常随驾至华清宫，其在宫内之居处，自然也可称之为梨园。其傍之小汤，当为弟子沐浴之所；东缭墙之“按歌台”(见《雍录》卷四)，则当为梨园弟子按歌合乐之处。因此，称此梨园为“华清宫梨园”，以别于上述梨园。
自华清宫梨园(包括小汤)遗址发掘之后，临潼县华清池管理处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于小汤及梨园遗址上增建了“唐梨园文化艺术陈列馆”。该馆总面积两千多平方米，施工历时十六个月，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竣工。该馆由一位建筑大师设计，三层仿唐楼阁，古朴典雅。楼下遗址用沙填塞，以兹保护，沙土层上架起厚厚一层水泥，其上建筑拔地而起。楼底层为小汤遗址(见下页图)和梨园艺术展，中层为唐乐舞表演大厅，上层为唐茶道；融唐梨园文物展与唐乐舞、茶道于一体，寓教于娱乐之中。
综上所述，可将唐代梨园机构列表如下：
三
唐梨园虽极盛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其时机构有四，居处有六，分处东西两京，梨园弟子达数千人之多；然而，仅过了三十余年“安史之乱”爆发，梨园荡然，弟子流落各地，命运悲惨。据《明皇杂录》记，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在东京洛阳神都苑内——引者)，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知者莫不伤痛”(14)。玄宗返长安后，思念旧人，高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去，果梨园弟子也”(15)。《唐诗纪事》也记，梨园弟子李龟年于安史乱后流落江南，曾唱王维“红豆生南国”诗。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梨园弟子》诗，也是当时沦落各地梨园弟子之写照。如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所说：“洎从离乱，礼寺堕颓，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乐章咸皆丧坠。”
尽管如此，梨园及梨园弟子在唐后期，乃至宋以后，影响颇大，凡提及唐代乐舞者，皆多涉及梨园。这在唐后期诗歌中反映最多。《全唐诗》收录此类诗不少，兹举几例。卷四七三．孟简《酬施先辈》：“襄阳才子得声多，四海皆传古镜歌。乐府正声三百首，梨园新人教青娥。”卷四九四，施肩吾《赠郑伦吹风管》：“喃喃解语凤皇儿，曾听梨园竹里吹。谁谓五陵，年少子，还将此曲暗相随。”卷七三五，和凝《宫词百首》之一：“白玉阶前菊蕊香，金杯仙醖赏重阳。层台云集梨园乐，献寿声声祝万康。”卷四一九，元稹《华原磬》：“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卷四二一，元稹《何满子歌》：“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卷四二六，白居易《华原磬》：“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知古。”卷四二六，白居易《胡旋女》：“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唐梨园及梨园弟子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和魅力，除梨园系由皇帝亲任教习、乐舞新颖、人才辈出而外，还与当时盛行之诗歌有密切的关系。开元、天宝时的许多诗人为梨园作词，或其诗被梨园弟子所传唱。如李白就曾被召进宫内，当牡丹盛开之时，玄宗命其作新乐词。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16)。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旧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上引《唐诗纪事》记李龟年曾唱诗人王维“红豆生南国”诗，又说“春风明月苦相思”等篇，“皆(王)维所制，而梨园唱焉”。最有意思的是，唐代传奇有薛用弱撰写的有关王之焕的一篇传奇，内记：“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焕齐名。”一日三人至旗亭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燕”。后又有“妙妓”寻徐而至。三人因私相约：“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王之焕初听歌伎唱高适、王昌龄诗，遂指一伎音容最佳者，说其一定唱自己的诗。果然，此伎高歌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甚是高兴。此传奇中记开元时有“梨园伶官”，亦可证梨园(宫内梨园)开元二年已设置。总之，在唐代诗与乐曲在梨园得以相得益彰，互为激扬，影响深远是自不待言的。
梨园主要是教习、演奏法曲，特别是供奉新曲，那么梨园有哪些曲目呢?据《唐会要》卷三三记：“太常梨园别教院，教法曲乐章等：王昭君乐一章，思归乐一章，倾杯乐一章，破阵乐一章，圣明乐一章，五更转乐一章，玉树后庭花乐一章，泛龙舟乐一章，万岁长生乐一章，饮酒乐一章，斗百草乐一章，云韶乐一章，十二章。”(17)
除上述十二曲目外，属梨园教习或演奏之法曲还有：霓裳羽衣曲、大定乐、(18)赤白桃李花、(19)堂堂、望瀛、献仙音、火凤、春莺啭、荔枝香、(20)雨淋铃、(21)听龙吟、献天花、碧天雁。(22)
另据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记：“上尝梦十仙子，乃制紫云回。”下注云：“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有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上喜而传受。寝后，余响犹在。旦，命玉笛习之，尽得其节奏也。”又记：“并梦龙女，又制凌波曲”(原注略)。“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又《乐府杂录》“得宝子”条云：“得宝歌，一日得宝子，又曰得鞛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谓后宫曰：‘朕得杨氏，如得至宝也’，遂制曲名‘得宝子’。”同书还记有“还京乐”，云明皇自西蜀返，乐人张野狐所制。
此外，《杨太真外传》还记：玄宗自蜀返长安后，“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歌《凉州》之词，贵妃所制也。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另元稹《何满子歌》诗记：“何满能歌能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水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则“何满子”也当为梨园弟子所歌。
以上可考的共有三十一曲目，应皆为梨园曲目，仅为所有梨园曲目中一部分而已。
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对梨园建设与发展最有功绩者，也即是创始人，自然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史称其“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梨园弟子“声有误者”，“必觉而正之”。他擅长诸种乐器，尤精羯鼓、玉笛，且自度曲。唐南卓《羯鼓录》云：“上(指玄宗——引者)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而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过也。”上述梨园曲目中的霓裳羽衣、赤白桃李花、得宝子、紫云回、凌波曲等，皆为玄宗所作或改作。
另一个对梨园有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是杨玉环(贵妃)。自开元末，玄宗纳其入宫后，她即与梨园结下不解之缘。她与玄宗一样是音乐天才，“善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妓，莫能及之”。其余如琵琶、横笛皆精，“诸王、主、妃之姊妹，皆师妃，为琵琶弟子”。著名梨园弟子谢阿蛮即师于贵妃，并深得其宠爱。贵妃还善舞，最精霓裳羽衣、胡旋舞等。(23)
著名梨园弟子，可考的有：
马仙期 《太平御览》卷五八三引《明皇杂录》云：“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贺怀智洞知音律。”其最善方响。(24)
李龟年 关于其事绩，前多有提及。其人最擅长筚篥、羯鼓、玉笛等，并“以歌擅一时之名”，制“荔枝香”曲。《明皇杂录》卷下记：“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彭年 李鹤年 《明皇杂录》卷下记：“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州’，特承顾遇。”按龟年为梨园弟子，其弟彭年、鹤年自然亦曾为梨园弟子。
张野狐 《明皇杂录》卷下云：“时梨园弟子善吹筚篥者，张野狐第一。”此人曾作“雨淋铃”、“还京乐”等曲，又善箜篌。《杨太真外传》卷上，云其在清元小殿即弹箜篌。
贺怀智 《乐府杂录》琵琶条云：“开元中有贺怀智，其乐器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玄宗自蜀返京后，命进名“玉环”之琵琶，“俾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寺僧段师取弹之”(25)。元祯《建昌宫词》也有“贺老琵琶定场屋”之句，足见其琵琶之妙。
雷海清 其为梨园弟子中著名者，善琵琶；《明皇杂录》云其被安禄山残酷支解。故多为后世所钦仰，有称其为“田相公”，为梨园所供奉(26)。
谢阿蛮 《明皇杂录补遗》记：“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出涕，左右莫不呜咽。”前引郑嵎《津阳门诗》中也提到“蛮儿舞带金葳蕤。”下原注：“迎娘、蛮儿乃梨园弟子之名闻者”。
迎娘 《津阳门诗》有“迎娘歌喉玉窕窈”句，其为梨园弟子名闻者。
胡雏 《新唐书》卷一三〇《崔隐甫传》记：“梨园弟子胡雏善笛，有宠”。
潘大同 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记：贾昌曾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大同善歌，其女也擅歌舞。
念奴 元稹《建昌宫词》云：“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鬓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下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然而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或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则念奴可以说是不在籍之梨园弟子。又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上亦说：“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笙竽嘈杂而莫能遏。”
其实，与念奴齐名的盛唐时的歌者，还有一位名许和子者。其选入宫后，“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27)，属教坊系统，故不将其列入梨园弟子之内。其余如盛唐著名剑器舞蹈家公孙大娘，不离玄宗左右的滑稽艺人(弄臣)黄幡绰等，不见史籍名言其为梨园弟子，故暂不将他们列入梨园弟子之中。
(原载《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1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② 李尤白：《梨园考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21页。
④ 见宋程大昌《雍录》卷九梨园条；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下》记：“太(大)和九年八月丁丑”，“上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含元殿大合乐。”太和九年为835年。
⑤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景龙四年(七一〇年)条；《封氏闻见记》卷六；武平一《幸梨园观打球应制》(《全唐诗》卷一〇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3页，下引同)、乔知之《梨园亭子侍宴》(《全唐诗》卷八一，第877页)，沈佺期《三日梨园侍宴》，《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全唐诗》卷九六，第1029～1030页)、李德裕《述梦诗四十》有“夕阅梨园骑，宵闻禁仗獒”句(《全唐诗》卷四七五，第5390页)。
⑥ 据《新唐书》卷二〇八《李辅国传》：“时太上皇(玄宗——引者)居兴庆宫……梨园弟子日奏声伎为娱乐”。可见，安史乱后，梨园弟子稍集于太上皇处，但除禁苑梨园外．其余梨园已不存。
⑦ 见任半塘《梨园考》。
⑧ 见宋敏求《长安志》卷六东内苑条。
⑨ 崔令钦：《教坊记》，《说郛》本。
⑩ 如王建《宫词》云：“明日梨花园里见，先须逐得内家歌”(《全唐诗》卷三〇二，第3442页)等。
(11) 文引自丛书集成初编本《乐府杂录》。
(12) 《全唐诗》卷五六七，第6561～6562页。
(13) 《全唐诗》卷四三五，第4811页；卷四四二，第4946页。
(14) 《明皇杂录补遗》，载《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15) 《杨太真外传》卷下。
(16) 唐李濬《松窗杂录》；又见《杨太真外传》。
(17) 又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辞序云：“凡燕乐诸曲，始于武德、贞观，盛于开元、天宝。其著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园别教院法歌乐十一曲，云韶乐二十曲。”任半塘《梨园考》认为，“《乐府诗集》将云韶乐升为乐之类名，扩为二十曲，应为文宗太和间所有”。
(18) 按此乐应属教坊杂曲，《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说，此乐“出自‘破阵乐’”。故此法曲，梨园当亦演奏。
(19) 元稹《法曲》诗云：“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赤白桃李花、霓裳羽衣等曲，为玄宗所制(或改制)法曲，自然为梨园弟子所传唱。
(20) 《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记：“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小部音声)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
(21) 《乐府杂录》记：“雨淋铃者，唐明皇驾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
(22) 按以上共二十五首法曲，大多可直接考出为梨园法曲，其余因均为法曲，自然也为专习法曲之梨园弟子所习或传唱。此二十五首法曲之渊源及考证，可参阅丘琼荪《法曲》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23) 见《杨太真外传》卷上，《明皇杂录》等。
(24) 《杨太真外传》卷上记：上与贵妃在清元小殿奏乐，“马仙期方响”。
(25) 《次柳氏旧闻》，见《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7页。
(26) 任半塘：《唐戏弄》，第1150～1151页。
(27) 《乐府杂录》歌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