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迄今2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增长9%上下，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领先全球各国。2003年GDP达到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已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巨大商机，起到了推动区域与全球经济列车前进的作用。加强合作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携手共进、深化合作、实现共赢，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东南亚与南亚各国和中国同样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东盟自由贸易区近二年来已加强了合作，加快了一体化的进程，有关各国的年GDP增长率提高了4.5%～7.5%，国际贸易额也有了较大增长，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积极开展了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促成了相互之间的新型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和大地区范围的和平发展。1997年中国与东盟开始建10＋1的伙伴关系；2002年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争取2010～2015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十国是第一批正式承认中国的全面市场经济地位的区域组织，为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95年起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15%的幅度增长，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548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东盟的第六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2003年比2002年增长了40%，这一双边贸易额已占到中国全球贸易额的11%，在今后几年内还将出现更大的增长，待到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将拥有近20亿人口的大市场和2万亿美元的GDP，其规模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将大大促进有关各国GDP和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生机。经过协商已确定我国广西南宁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场所，完全可以预计中国和东盟之间将大大扩展合作领域，推动这一大地区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旅游交往，从而有效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
今年11月初，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召开，我有幸应邀参加会前的“中国-东盟国际旅游合作论坛”，在会上谈到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今后在加强自由贸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交往的宏观形势之下，有必要改进和加强双方之间在海、陆、空多方面的交通运输条件，其中在海运方面主张重振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宏观背景下，此时此际由中共北海市委宣传部、中共合浦县委、合浦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合浦召开“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这对重温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过程和重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全国而论，海上活动的范围是和陆上经济活动重心的转移有关。我国早期活动主要在黄河流域中下游，而后逐步向长江流域中下游扩展，更后向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转移。据考古方面的研究，我国春秋时代齐国和燕国沿黄渤海岸的居民不仅开展了海上渔猎以为生活来源，而且还开通了从山东半岛蓬莱经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的航路。到了战国时代处于长江三角洲的吴国成了航海和造船的大国，当时航海已由单纯利用海流漂航发展到开始使用风帆、橹桨、凭借季风通航。此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多次进行巡海，推动初期的远航。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9年他遣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由蓬莱出发入海求仙，另据日本学者称其中有部分人系由海州出发经朝鲜半岛西岸最后到达了日本，估计这正是从中国北方最早移民到朝鲜和日本的海路，这当然不属于此次所讨论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
此次到会的许多学者，特别是以华南师范大学韩湖初教授为代表的专家们提交会议的不少论文中提出了很多说服力很强的学术见解。第一，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动员了大批军队和移民南下直奔岭南西部的百越地区，同时为了保证粮运还开凿了湘桂之间的灵渠，不仅沟通了长江水系和西江水系，而且也为中原地区通达岭南乃至北部湾沿海地区开辟了一条动脉，于是大大促进了岭南西部地区、特别是以合浦为中心的入海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发。第二，合浦居江河汇集出海之地，区位特别重要，北通长江和黄河流域，南出大海可达南洋、西亚和东非。这里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富饶三角洲，盛产各种农作物和珍珠，经济基础好，人口密集，自然而然逐步成为主要海港。第三，合浦附近至今还保留的巨大汉墓群，不仅数量大而且已出土了名目繁多、价值珍贵的随葬品，包括很多从海外进口的玛瑙和水晶饰物以及玻璃制品、外国货币等等，足以证明早在西汉初期合浦已是一个中外商货毕集、繁华富庶的国际商港，也就是远航南洋、南亚、西亚、东非的最早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西汉初期的中国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商贸活动频繁，而海路的发现更扩大了海外贸易，当时北自渤海、黄海，南至东海、南海都有海船航行。在武帝时原本由西安经西域去大秦的陆上丝绸之路一度受到大月氏和安息的阻碍，中国和大秦之间的商货要依靠印度海船进行倒载转运。为突破陆上阻碍起见，武帝曾七次率众到沿海进行巡视，最后决定派员带大量丝绸和陶瓷、黄金等商品，从合浦和雷州半岛徐闻搭船经暹罗湾(今泰国湾)、绕马来西亚到印度东海岸进行贸易。初步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此后到东汉桓帝年间(公元164年)，罗马大秦王安敦为了突破安息的长期分离，遣使由罗马搭船循地中海到达埃及亚历山大港，由陆上经埃及北部到红海边的迈奥霍穆港，再搭船经印度和锡兰的中介港抵达交趾的日南，和东汉建立了联系，从此中国和欧洲国家开始直接交往，不断有大秦人到中国访问和经商。同时装载丝绸、布匹、陶瓷、谷种的中国商船亦经印度洋而直抵红海，与北非和大秦通商，终于接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段。
当海上丝绸之路由合浦向西延伸到红海时，向东亦逐渐经由徐闻、阳江(现已开始在海陵岛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广州，更向北延伸到泉州、明州(今宁波)、苏州、扬州等港。到汉末三国时代，曹魏在北方与朝鲜、日本有海上交往，孙吴在南方曾遣使访问夷洲(台湾)、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岛。造船中心在北方分散在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在南方集中在苏州、绍兴、番禺等处。1955年在广州东汉墓曾出土陶制船模，上配备有舵、锚、帆等助航工具，1976年又在广州发掘出大规模造船厂遗址。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海船船体越来越大，开辟了一条以广州为新起点的直通印度和阿拉伯海的新航路，于是与西亚各国有了更多的交往。
此后东晋和南朝各代仅据有东南半壁江山，格外重视航海与西方国家贸易。高僧法显由陆上经西域去印度求经，公元411年即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乘风漂流，未靠广州，而于次年直抵山东崂山登陆返国。隋代炀帝曾遣使从广州出发，由海路出访台湾、琉球、越南和马来半岛。唐代国势强盛，重视海外贸易，在北方由登州(蓬莱)和莱州港和高丽、新罗、日本保持联系，在南方由扬州、明州、泉州、广州诸港出发沟通海南岛、越南、苏门答腊、锡兰、印发、波斯湾和东非，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海上交通与贸易。在主要海港都建有造船厂，所造海船船体大、容量广，西亚阿拉伯商人都搭中国海船来华贸易。到了北宋末年发明了罗盘仪，以此导航，并有海图(图经)为凭藉，船舶可远离海岸横渡大洋，海上交通更发达，在胶州、秀州(海盐)、杭州、明州、广州都设立了市舶使，可见海上贸易更繁荣。元代重视对外扩张，曾建战舰数千艘以兴水军，准备经营台湾和进攻日本、爪哇、缅甸，同时造大海舶由长江口运粮直达山东成山角，供应大都，还扩大了由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洋、印度和东非诸国的贸易，造船业和海运业都出现了鼎盛局面。
到了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405～1433年)，郑和受命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致力于发展中国和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组织的、规模空前宏大的航海事业。公元1431年其最后一次由南京出航，动用了海舶200多艘，其中大型宝船60多艘，长44丈、宽18丈，可载千人，全队共27550人，先后三年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孟加拉、锡兰、印度、亚丁、天方(麦加)、索马里、肯尼亚等国，一路上广泛搜集了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图件，其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分别写书记述了将近40国的山川形势、气候、物产、人民风俗和社会情况，并在历次航海调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基础上，编绘了《郑和航海图》，标志了15世纪世界航海技术的先进水平。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总的看来其航程之远、历时之长、人数之众、航舶之多、吨位之大、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气势之宏伟、影响之深远，使我国的航海事业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惜乎到1433年郑和返国后，宣德帝屈从朝中的保守势力，宣布停罢继续航海，实行海禁，其后的清代又多次实行海禁、海迁和闭关政策，一误再误致使我国航海事业一落千丈。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殖民，航运大振，国家实力迅速成长。终于到了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门户，被迫实行“五口通商”，沦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进入了有计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海运事业。
语云：温故而知新。从以上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简要回顾，可见其盛衰变化既受国际宏观形势变化的影响，更主要的决定于国势的盛衰。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我国和东盟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密切加强，作为我国沿北部湾的中心城市和大西南对外重要门户的北海(合浦)，又一次面临蓬勃发展，迈向世界的大好时机。参加此次“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进行了回顾与前瞻，提出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是一次富于成果的盛会。会议主持单位决定在会后汇编论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相信这对于推动国内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促进北海(合浦)和北部湾沿岸地区的经济繁荣，都将发挥意义深远的作用。为此，我庆贺研讨会圆满成功，预祝作为一项重要科研成果的会议论文集的早日问世。
2004年冬于合浦红林大酒店。
* 本文应用的历史资料主要参考：(1)《中国海洋志》第九篇第一章.大象出版社．2003年；(2)钮仲勋：《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