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至6世纪，中国所知南海以西国家，史载约有40余国。〔1〕从海道东端即中国方面看，由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利用海道与西域交往的，主要是三国时吴、两晋和南朝诸朝。这一时期，由于各国航海水平的提高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交通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中西间海上交通与交流比之两汉有所发展是以此为基础的。本节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海上航线的变化略做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魏晋六朝时中西间海上航线分为三段。
3.1.1 从日南至扶南典逊、句稚
由于日南为对外交通的门户，因此日南寿灵浦口(今越南岘港)为始发港，海外交通多从日南计程。扶南是印度支那半岛大国，公元1世纪兴起，“为唐以前东西往来之要冲”。〔2〕《太清金液神丹经》(以下简称《神丹经》)卷下云：“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3〕而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在扶南境内，则有奥高(Oc Eo；一作Go Oc Eo，即哥俄厄)、典逊或句稚三个重要的港口。1942—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尔(L.Malleret)在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金欧角发掘了一处公元2至6世纪的海港遗址，即奥高遗址，其中发现的铜佛像多数为南印度式，也有个别犍陀罗式。这里还发现了流行于我国3至6世纪的汉式菩萨像，因为菩萨在印度均为男性形象，到了中国才变为女性，这里的女菩萨像显然来自中国。还有三件中国东汉时期的铜镜残片。这里发现的波斯制品有玻璃质圆片一枚，其上呈有半身人像，就其服装而言，当为4世纪中叶之物。也有不少罗马器物，如玻璃器、青铜油灯和罗马货币。这些说明奥高遗址在中国和天竺之间海上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金欧角当时属于扶南国，在长达四五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奥高海港必然是东来西往的船只停泊的重要港口，至6世纪中为湄公河洪水所淹没。〔4〕
典逊和句稚亦皆扶南属国。《神丹经》卷下云：“舶船发寿灵浦口中，调风昼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逊。”典逊又作典逊，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一带。由典逊陆行10余日，横越马来半岛地峡，即抵达西端的句稚。句稚，一般认为在今马来半岛西部海岸。自典逊至句稚距离“八百里”。句稚与典逊都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重要转运港口。典逊在沟通中西间海道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典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5〕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马来半岛为界，狭长的半岛伸入海，最窄处仅数十公里。在以信风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绕过马来半岛的航程漫长而费时，而在半岛边卸货转运则成为一种节省运力的办法。《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汉武帝时汉使沿海西行至黄支国，便是利用这种“海—陆—海”的联运方式。魏晋南朝时，许多从中国出洋的海舶仍把目的港定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泰国湾。典逊处于横越地峡的起点，在泰国湾边的小河湾里来自交州的商人们把从中国运来的货物出手，过驳到当地的小船上，然后采购回头货装船，等信风返还。当地的小船沿小河驶抵马来山脊脚下，用人力或畜力运过山岭，在山脊另一侧的小河边再装上小船，运至安达曼海边。地处安达曼海边的句稚在典逊西南方向，是横越地峡的终点，又是来自印度、西亚、东非、大秦的商舶会合处。东来的商贾将自己运来的货物出手，购买从山岭那边运来的中国货返航。他们的番货被当地商人贩运过马来半岛，至典逊转售给来自中国的商人。〔6〕在典逊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一些古代印度文物。
在自日南至典逊的航线上，有林邑国、西图国、头(一作投)和国、盘盘国(一作勃焚洲)、狼牙修国。《神丹经》卷下云：“昔马援为汉开南境，立象林县，过日南四五百里立两铜柱，为汉南界。后汉衰微，外夷内侵，没取象林国铜柱所在海边。在林邑南可三百里，今则别为西图国。”《陈书》卷6《后主纪》记载，至德元年(583年)“十二月丙辰，头和国遣使献方物”。《通典》卷188云：“投和国，隋时闻焉。在海南大洲中，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国。”此云“隋时间焉”，不确。而《太平御览》卷788引《隋书》云：“自广州西南水行百里至其国”，“百里”又当为“百日”之误。其地在今泰国的湄南(Me Nam)河下游地区，即堕罗钵底(Dvaravati)一名的省译。《梁书》卷54《诸夷传》记载：“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一般认为盘盘国在马来半岛的北部，具体所指不一。《通典》卷188引《抱朴子》云：“勃焚洲在南海中，熏陆、水胶所出。”勃焚洲又作薄刺洲，《太平御览》卷788引《唐书》云：“隋时间焉，在拘利南海湾中。”勃焚洲即盘盘。《梁书》卷2记载，天监十四年(515年)九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一般认为，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旧唐书》卷197云：“盘盘国，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国与狼牙修国为邻。”
在东西方文献上，都有马来半岛地峡西边海中有磁石，带铁钉之船只无法通过的传说。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地理志》说，马尼奥莱群岛有10个相互毗连的岛屿，“装有铁钉的船只都要被吸住难行，也许是由于岛屿中出产大磁石的缘故”。〔7〕马尼奥莱群岛，有人考证为小安达曼群岛，一说为尼科巴群岛。生活在4世纪的圣·安布卢瓦兹的著作和4、5世纪之间的巴拉迪尤斯在《论婆罗门教》一书中有同样说法。〔8〕《神丹经》卷下云，在句稚附近的海中，“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舶船皆铁叶，至此崎头，阂磁石不得过，皆止句稚货易而还也”。中国文献上也有船只不得过典逊国的说法，《梁书·诸夷传》记载，典逊在海崎上，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典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涯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联系东汉时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安息西界船人吓以“海水广大”，“数有死亡者”云云，这种传说大概也是典逊、句稚国人欲专擅海上丝路之利而编造的故事，目的是诱使东来西往的商贾舍舟登陆，在这种“海—陆—海”的中转贸易中牟取利益。除了海中有磁石的说话之外，托勒密书中还说马尼奥莱群岛中“居住有一些被称为马尼奥莱人的食人生番”，《神丹经》中心说，句稚南之蒲罗中国“有殊民，尾长六寸而好啖人”。圣·安布卢瓦兹又说，那种磁石的力量“会阻止船只由此返归”。显然都带有恐吓的意味。
如果从典逊继续沿海岸向南航行，可以绕过马来半岛南端进入印度洋，或至句稚。在此航线上，典逊之南马来半岛上则有耽兰(丹丹)、都昆、拘利、比嵩、蒲罗中、媻皇诸国。《太平御览》卷787《四夷部》引《扶南土俗》云：“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洲。”耽兰即丹丹，在自交趾至婆利国的航线上，《梁书》卷3云：中大通三年六月，“丹丹国遣使献方物”。《隋书》卷82云：“婆利国，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南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Kelantan)一带。《神丹经》卷下云：典逊南“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诸国，范曼时皆跨(当脱‘海’字)讨服”。都昆又称屈都昆，在今泰国湾濒海古城摩诃梭，一说马来西亚的吉打(Kadah)。比嵩当即马来半岛西南岸的皮散(Pisang)。《通典》卷188云：“边斗国、都昆国、拘利国、比嵩国，并隋时闻焉。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所谓金邻大湾，一般认为即暹罗湾。此云“隋时闻焉”，亦有不确处，因为《神丹经》已提到都昆、比嵩二国，而康泰书中已经提及拘利国。蒲罗中国，《太平御览》卷787引《扶南土俗》云：“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一般认为其地在马来半岛的南部。媻皇又作槃皇、蒲黄、婆皇，《宋书》卷5记载：元嘉十九年(442年)“婆皇国遣使献方物”。其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Pahang)一带。
在从中国至扶南的海路上，人们注意到了南海诸岛。魏晋六朝时开辟了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东南进入西沙群岛，直航南海的航线，然后经过今印尼诸岛或马来半岛南端进入马六甲海峡，穿过海峡抵句稚港。《三国志》卷47《孙权传》记载，吴赤乌五年(242年)七月，孙权“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神丹经》记载的杜薄、阇婆二国，“在扶南东涨海中洲，从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数十日乃到”。据其地望，当即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说明了当时两地间的交通和中国人已知两地之间的航线。据《北堂书钞》卷134引《宋元嘉起居注》、《宋书》卷97《夷蛮传》、《梁书》卷54《诸夷传》诸种文献记载，地处今印尼爪哇、苏门答腊岛和东马来西亚、文莱的呵罗陀、呵罗单、阇婆(达)、婆利、媻达(一作婆达)、干(一作斤)陁利等王国，在南朝时频来中国朝贡。这似乎能够说明经中国南海至今印尼或马来半岛南端，由此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至扶南属国句稚的航线的存在。
孙权遣朱应，康泰使扶南，途经百数十国，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走的便是这条航线，在他们所著书中记载了这一航线经行之国。〔9〕朱应、康泰所著书有云：“涨海中，列(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10〕此“涨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诸岛如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皆珊瑚礁构成。他们可能越中国南海至今加里曼丹岛。这里有诸薄国，是他们曾经过之地。《艺文类聚》卷80引《玄中记》云：“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梁书》卷54云：“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诸薄又作杜薄，据其方位，当在今加里曼丹岛。值得注意的是，康泰书中常以诸薄为坐标，确定南海诸国方位，这暗示出他们曾至诸薄并以其作为立足点谈各国位置。他们从诸薄行船至马来半岛南端，然后过马六甲海峡。《太平御览》卷787引《扶南土俗》记载的巨延洲，在“诸薄之东北”，一般认为在今加里曼丹岛。比攎国，在“诸薄之东南”，在今印尼勿里洞或邦加、小巽他诸岛上。马五洲在“诸薄之东”，一般认为在今印尼，可能指巴厘岛。薄叹洲在“诸薄之西北”，大致位置在今印尼宾坦岛，或苏门答腊岛西北部、马来半岛南部。蒲罗中国，在“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在马来半岛的南端，这些应当是他们曾经经过或在诸薄听闻的地方。
康泰、朱应出使扶南，还曾到达或听说一个叫作曋杨的国家，也在此航线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引康泰《扶南传》曰：
昔范旃时，有曋杨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宝委积，山川饶沃，恣所欲。左右大国，世尊重之。旃问云：“今去何时可到。几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万余里，住还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为天地之中也。〔11〕
曋杨何在，有三说：有人认为与毯阳、淡洋都是Tamiang的对音，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东北部。有人认为曋杨、林杨、都元都是Htayan的译音，位于马来半岛克拉(Kra)地峡北面。另有人以为曋杨、林杨是Rammanya的译音，在泰国西南或缅甸东南部。〔12〕根据康泰记载的家翔梨的活动情况，当以前说为是。如果曋杨在克拉地峡北面，或在泰国西南、缅甸东南部，其地皆在扶南境内，或距扶南甚近处，不当言“从其本国到天竺，展转流贾至扶南”。
南朝时中国人还知道大海中有毗骞国，亦当在此航线上。《太平御览》卷788引竺枝《扶南史纪》云：“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梁书》卷54云：“典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毗骞国当在印尼苏门答腊岛，有人认为即其北部巴达克人的住地。但这里是人们听说却未尝践历之地，因为诸书记载多怪异之谈，如国王“身长三丈，颈长三尺，自古以来不死”云云。而且其国“不受贾客，有往者杀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法显自耶婆提国(在今爪哇或苏门答腊岛)，“东北行趣广州”，漂至长广郡，亦当经中国南海。商人们知道，自耶婆提国至广州，“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说明这种商船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高僧传》卷3记载，求那跋摩先至阇婆国，又从阇婆至广州，其航行亦在此线上。从拘那罗陀西还的行程还可以知道，他从梁安发船，并不是傍岸行船，因为那样必然经过广州。他是从南海被大风吹到广州，说明他本来的航线并不经过广州，而应该是离开海岸西南去往扶南，当年他是从扶南来广州。
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西沙群岛的考察中，在北礁地带发掘出六朝时代的六月罐和陶环等物，为这一古航线提供了实物证据，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成为商舶经行之处。这条航线的开辟比之两汉时商舶傍岸航行，大大缩短了航程。当自广州为起点横渡中国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开通以后，又避免了“海—陆—海”的中途倒运，虽然航程相当漫长，但运输却便利多了。从而促进了中西间海上交通的发展。这样经行奥高、典逊、句稚的运输线便越来越失去重要性。奥高遗址发现3至6世纪的遗物较少，当与此有关。
应该指出，从中国至马来半岛南部歌营(或作加营)有一条陆路经行，这虽与本文谈海上交通无关，但因为一直以来，人们误认为从歌营北来是通过海路，所以需要略加辨析。《洛阳伽蓝记》卷4记载：
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虽二汉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门菩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孙典国。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从扶南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13〕
孙典国即典逊国。韩振华先生以为歌营国即今印度东南海岸的珠利耶(Colya)。他说：“由句稚南(西南)行一月至歌营，或由歌营北(东北)行一月至句稚，这是二地之间横渡印度洋孟加湾所需的时日”，〔14〕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句稚与印度珠利耶在方位上为东西，不当以“东北—西南”强解为南北。其次，菩提跋陀明言自歌营“北行”一月余日至句稚，这与魏晋南北朝文献上称通过海路曰“船行”或“水行”不同，显指陆行。按法显《佛国记》所说，自师子国至耶婆提国大约需十四五日，那么一月余日也不是“二地之间横渡印度洋孟加湾所需的时日”。从方位和经行时日上考虑，菩提跋陀所自出发的歌营当在今马来半岛南部无疑。《神丹经》卷下的记载则说明歌营与蒲罗中国邻近。如上所述，诸薄在今加里曼丹岛。如果加营在印度东南海岸，则其北之炎山不当云“扶南国之东”。炎山之南的加营只有放在马来半岛南部，才好解释诸国之方位。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这条陆路乃佛教之路，而不是商道。僧人杖锡远行可通过此路，运载货物则不如海行为便。《南洲异物志》和《神丹经》卷下亦云：”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国。”但《南洲异物志》又云：“斯调，海中洲名也，在歌营东南可三千里。”因为斯调即师子国，即今之斯里兰卡，从其方位考虑，则歌营当在斯调西北之印度东南海岸。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万震无域外经行的经验，他著《南洲异物志》，内容得之传闻，方位上的淆乱和距离上的模糊不可避免；二是行文中可能有误字，即“东南”为“西南”之误。总之，万震的说法比之菩提拔陀的自述，当以后者为可靠。当穿过马六甲海峡西航至斯调或天竺的航路开通后，月支人则利用了这条航线进行贸易活动。《太平御览》卷359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云：“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拦路失羁绊，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交通盛衰》中曾提到，交趾太守士燮之弟士武向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可能是来自西域的马，那么歌营可能是月支马传入孙吴的一个中转站。天竺国王也曾以月氏马赠送扶南王，〔15〕则月氏马传至天竺，复由天竺传至扶南或歌营，复由马来半岛传至中国南方的路线就清楚了。
3至6世纪，自建康(今南京)出海远航，取道菲律宾、文莱至马来西亚的航线似乎也得到开辟，菲律宾成为中国南海至马来半岛航线的中转站。有的学者认为中菲关系起于公元3世纪，即中国汉末至西晋初年。吴国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接将兵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有学者认为即菲律宾。〔16〕《梁书》卷54云：“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加里曼丹岛)，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此自然大洲，一般认为即菲律宾。矿学工程师麦基(C·A·Mitke)《菲岛开矿史》云：“第三、四世纪时，中国人已经到菲岛来了。他们在菲岛多从事于开采黄金的工作。他们当时采金的方法怎样，现在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们在矿脉的周围遍植竹林，如此不但可以给采金的工作人员在烈日之下遮荫休息，还可以供给他们造屋、造梯，及其他采金用具的材料。”〔17〕前菲律宾大学历史学教授奥斯丁·克莱格(Austin Craig)也说，菲律宾黄金在第三世纪时已开始运往中国。〔18〕在这样的背景下，菲律宾可能已经成为中西间海上交通的经行之处。公元3世纪时，扶南是东南亚一大强国，称霸东南亚，曾攻伐南洋诸国，其势力远及苏门答腊和爪哇、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与此同时，菲律宾人也已横越南中国海同扶南进行贸易。〔19〕那么中国、菲律宾与扶南之间的海上航线应该存在。由于菲律宾—马六甲海峡通道为东西交通所利用，文莱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成为中西间海上通道。中国和婆罗洲(文莱)的历史关系，起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从考古文物和学者的考证来看，大致可以说始于汉代。〔20〕《梁书》中与中国南朝通交的“婆利国”，有人认为位于婆罗洲西北部(今东马来西亚)和文莱素丹国一带。〔21〕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和婆罗洲之间的正式关系可以上溯到南朝。
3.1.2 自扶南句稚、投拘利口至师汉国或加陈国
这是从今马来半岛到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航线。师汉国即斯调国，在今斯里兰卡。之所以称师汉，《金丹经》卷下云，因为其国“皆奉大道，清洁修法，度汉家威仪”。斯里兰卡自汉代以来就是东西方海上贸易和交通的一个中心。船只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出发，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直航印度洋的航线开通以后，至师子国或天竺国则有传统的傍岸航行和越海过尼科巴群岛、安达曼群岛的两条航线。《神丹经》卷下云：“师汉国在句稚西南，从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这条航线大约要经过今安达曼群岛或尼科巴群岛。
从师子国向北、西北和东北至天竺国皆有航线。法显东返，先是自多摩梨国(今印度泰姆鲁克)“泛海西南行”，至师子国。又从师子国“东下”。他们可能的航线应该是经安达曼群岛至马来半岛上的句稚，但在中途遇风偏离了航向。“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当为尼科巴一岛，又前行至耶婆提国，在今爪哇或苏门答腊岛。张星烺云：“广州在晋时必已成大商埠，为印度洋沿岸诸国之贸易场。法显在锡兰岛闻知有此海道，以可归回中国，故不依原去陆道而归也。”〔22〕求那跋摩自罽宾东来，先至师子国，由师子国至阇婆国。据说阇婆王母夜梦一道士“飞舶入国，明旦果是跋摩来至”，他可能经行的是此一航线。可能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这条越海航行的路线利用不多。上文讲到的家翔梨当是自曋杨船行至师子国、天竺国，又从天竺东行，至扶南。因为他的介绍，引起了扶南王范旃遣使天竺的兴趣。他派了亲人苏物出使天竺。苏物往返时间四年，与家翔梨所言“三年踰”大致相合。就在苏物返国时，康泰、朱应等人正出使扶南，应该说这则故事是很可靠的。我们认为，家翔梨在“曋杨—天竺—扶南”间的行商活动也很反映此段航线利用的情况，说明了出马六甲海峡直航师子国或天竺的航线的存在。
而更多的还是利用近海航行的传统航线，从句稚、投拘利口西北行，经孟加拉湾沿海各地至天竺。《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条记载，扶南王范旃遣使往天竺，“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投拘利即哥谷罗，在今马来半岛的西岸。大湾即今孟加拉湾。天竺江口即今恒河河口。恒河河口有国名担袂，《水经注》卷1引康泰《扶南传》云：“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人，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中，名恒水。江口有国，号担袂，属天竺。”由天竺江口继续沿海岸西南行，则可至印度南部沿岸之加陈国，亦可西南行越海至师子国。《神丹经》云：“加陈国在歌营西南海边，国海水涨浅，有诸国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财物，贾人当须辈旅乃敢行。”加陈大约在今印度西南岸，应当是商舶西行的一个重要转运港。
从句稚、投拘利口西北行至天竺江口，船只经行“湾边数国”，有如下诸国可考。
横趺国 《太平御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云：“横趺国在优钹之东南”，优钹国在今缅甸沿岸，则横跌国当在马来半岛西岸，或缅甸沿岸。
无伦国 一作无论，《通典》卷188云：“无论国隋时闻焉，在扶南西二千余里。”云“隋时闻焉”，不确。《神丹经》已提及此国，云：“无伦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有大道，左右种桄榔及诸华果，白日行其下，阴凉蔽热。十余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菱饭蒲桃酒。木实如胶，若饮时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寿，或有得二百年者。”其地大约在今缅甸卑谬(Prome)一带。
林杨国 一作林阳。《太平御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云：“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曰：‘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蜜。暮中但货香花。”又引《南州异物志》云：“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善，皆侍佛。”《神丹经》卷下云：“林杨国在扶南西二(当为七字之误)千余里。男女白易，多仁和，皆奉道，用金银为钱。多丹砂、硫黄、曾青、空青、紫石英，好用绛绢、白珠，处地所服也。”林阳当在今缅甸莫塔马(Motkama)湾一带。
优钱国 《神丹经》卷下：“优钱国在天竺东南七千里，土地人民举止并与天竺同。珍玩所出，奇玮之物，胜诸月支。”如果从印度恒河河口一带说，其东南方向七千里者，当在今缅甸沿岸。而且“土地人民举止并与天竺同”，当与天竺交通便利，互相交流。
优钹国 《太平御览》卷787引《扶南土俗》云：“优钹国者，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竺同。”有人以为即耶婆提国，有人以为在今缅甸。如果从印度恒河河口一带说，其东南方向五千里者亦当在今缅甸沿岸。且其土风物产与天竺相同，不当为远离大海之耶婆提国。
滨郍专国 《太平御览》卷787引《扶南土俗》云：“滨郍专国出瑱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结发也。”此国在中南半岛，有柬埔寨、老挝、缅甸诸说。(按：此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经行或听闻之国，不当在今柬埔寨，因为康泰、朱应不是近岸航行，并未经今柬埔寨之地。老挝的可能也很小，因为老挝不在沿海各地。而在缅甸沿岸的可能性最大，姑系之于此。)
乌文国 《太平御览》卷787引《扶南土俗》云：“昔混填初载贾人大舶所成此国。”有人以为在印度的安达曼(Andaman)群岛，此说近是。从“所成此国”的“此”字的使用，可知乌文国当是康泰等在扶南所至之国。
姑奴 或作奴调、古奴斯调，《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今地无考。《洛阳伽蓝记》卷4：“跋陁云，古有奴调国，乘四轮马为车”，或谓此处为“有古奴调国”之误，即梵文Kur-nadvipa音译，或作加那调国。据《南州异物志》云：“扈利国在奴调洲西南边海”，而扈利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Hugli)河口一带。则姑奴其地当在胡格里河口东北今孟加拉湾北部海边。这里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太平御览》卷771引《吴时外国传》云：“从加那调洲乘大舶，张大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神丹经》说古奴斯调“去歌营可万许里……四会所集也，船舶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余人，昼夜作市。船行皆旛号鸣鼓吹角”。中国人不仅了解此地是商贸中心，而且知道这是行船至大秦的一个起点。从此西南行七八百里就是扈利国，而扈利国“距大秦万余里，乘大舶”，一月可到。此地是比之林杨距句稚更远的地方。
扈犁国 或作扈利、枝扈黎，《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扈利国在奴调洲西南边海”，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Hugli)河口泰姆鲁克(Tamluk)一带。《南州异物志》记载，自迦那调洲西南七百里至扈利河(今印度东北胡格利河)口。《水经注》卷2《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云：“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神丹经》云：“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入大湾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昆仑西北，流东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国万余里。”所谓“大江”当指扈利河。扈犁国又称多摩梨(一作栗)帝国，法显《佛国记》云：“顺恒水东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从此东行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23〕从此乘船西南行十四日或七百由延可至师子国。如上所述，法显前往师子国便经行此航线。从《佛国记》记载可知由多摩梨帝国西行50由延则至瞻波国。1由延为40里，50由延则为2000里。瞻波国，又作瞻婆，梵名Campā，为古代印度鸯伽(Anga)国都城，遗址在今比哈尔邦恒河南岸巴迦尔普尔(Bhāgalpur)附近，在瞻婆嘎拉(Campānagara)及瞻婆普利(Campāpuri)二村之间。从加那调往大秦经此国，从此国至大秦则必然绕印度南方海岸，至加陈。这里直到唐玄奘时仍是一个水陆交汇的中心，《大唐西域记》卷10作耽摩栗底国，云：“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24〕
毗加梨 《太平御览》卷787引《宋元嘉起居注》：“五年，天竺毗加梨国王月□(爱)遣使上表。”其地不详。或许为“毗舍离”之讹，古代文献中又作毗舍利、毗奢利、毗耶离、毗耶梨，即吠舍厘国，梵名Vaisali，《法显传》提到此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恒河支流干达克(Gandak)河以东木扎法普尔(Muzaffarpnr)西南的巴萨尔(Basarh)村。
印度西孟加拉湾沿岸多河口，大约诸河口皆有停靠之港，成为东行或东北行往扶南、中国，以及往西南方向至印度东南、南方海岸、师子国的中转港，溯河流而上则可进入天竺各地。前面提到的胡格里河口、枝扈黎大江口、天竺江口(恒水口)等乃其大者，这些河口往往成为水陆交会之中心。法显是从此往西南至师子国，而前文中讲到的家翔梨从天竺至扶南，当是从此东行的结果。
3.1.3 自印度西南海岸或斯里兰卡西行
自印度西南海岸或斯里兰卡西行，至波斯湾或东非、埃及、拜占庭。距中国越远，中国人至者越少，甚至有的地方尚五十国人到达。当然有关的记载更多得之传闻或间接材料，因此有关的问题也就越显得模糊。
据《南州异物志》，自迦那调洲西南七百里至扈利河。据《神丹经》卷下，由扈利(在扈利河口)“乘大船载五六百人，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到大秦”。迦那调洲，在印度恒河河口附近。此“大秦”，一般认为指报答，即今之伊拉克巴格达。据《神丹经》，也可从斯调国“西行三四十日至隐章”，隐章“去斯调当三、四万里”。隐章，一般认为在今沙特阿拉伯汉志地区。〔24〕当时中国商人已有至阿拉伯海诸地者，但为数极少。《神丹经》卷下曾记载中国人乘船遇风偶至大秦者：
昔中国人往扶南，复从扶南乘船，船入海，欲至古奴国，而风转不得达，乃他去。昼夜帆行不得息，经六十日乃到岸边，不知何处也。上岸索人而问之，云是大秦国。此商人本非所往处，甚惊恐，恐见执害，乃诈扶南王使，诣大秦王，王见之，大惊曰：“尔海边极远，故复有人。子何国人乎?来何为?”扶南使者答曰：“臣北海际扶南王使臣，来朝王庭阙，北面奉首矣。又闻五国有奇货珍宝，并欲请乞玄黄，以光敝邑也。”……(大秦王)乃付紫金、夜光、五色玄珠、珊瑚、神璧、白和、朴英、交颈神、玉琼虎、金刚诸神珍物，以与使者，发遣便去……还，四年乃到扶南……使既归，具说本末，如此自是以来无敢往复至大秦者。商旅共相传如此，遂永绝也。
这个故事反映了葛洪的时代中国人对扶南以西水域和航线的了解。阿拉伯海诸地主要是印度和斯里兰卡商人，所以《神丹经》卷下云：“隐章国，去斯调当三四万里，希有至共处者。数十年中，炎洲人时乘舶船往斯调耳，云火珠是此国之所卖有也。故斯调人买得之耳。”《艺文类聚》卷80引《十洲记》云：“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崖九万里。”而据《神丹经》，炎洲在斯调东南，其地当在今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岛。因为斯调人有经商至隐章者，所以炎洲人能通过斯调人了解到隐章的物产。
不过3世纪初，中国舟人对斯里兰卡、印度地处中国与大秦之间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从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诸地的海道。除了《神丹经》的记载说明这个问题以外，刘宋时曾至天竺的僧人竺枝《扶南记》中说：“安息国，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即《汉书》天竺、安息国也，户近百万，最大国也。”〔27〕也反映了这方面的信息，此安息即指地处西亚的萨珊王朝。“私诃条”，据藤田丰八《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即三国时万震《南州异物志》中提到的海中洲名“斯调”，乃巴利语Sihaladipa(师子国)的音译〔28〕。说明这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从斯里兰卡、印度前往波斯湾的海路。《神丹经》卷下提到的察牢国和叶波国，当是中国人听闻的印度以西国家，“叶波国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土地、有无与天竺同”，“察牢国在安息、大秦之间，大国也，去天竺五千余里”。如果把这里的大秦理解为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或阿拉伯半岛的汉志，此二国可能在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以西。大约在5、6世纪，中国商船已经有不少驶往波斯湾。阿拉伯古代旅行家马苏弟在《黄金草原》一书中就说到人们常看到印度和中国的船只来到阿拉伯古国希拉王国。书中还说：“幼发拉底河还可上航至巴比伦西南的希拉时，经常有人看见印度的船舶和中国的船舶停泊在该城的房屋前边”，“中国和印度的船只溯流而上去见希拉王”。希拉国是3世纪至7世纪初叶的阿拉伯古国，其首都希拉城在距古巴比伦废墟3公里处。希拉国极盛时的拉克米德王朝在5、6世纪之交，当时幼发拉底河的支流阿蒂河流经希拉城，由于海道的畅通，中国的商船远航至此。〔29〕
印度至埃及之间自古就有交通，3至6世纪这种交通仍然存在。《那先比五经》卷下记载：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王言：“去是二千由旬，合八万里。”那先问王：“曾颇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那先言：“王试复更念本国中事，曾有所作为者。”王言：“我即念已。”那先言：“王行八万里，复覆何以疾!”王言：“善哉!善哉!”〔30〕
《那先比丘经》译者失名，《大藏经》附入东晋录内。“阿荔散”，一般认为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公元530年(中国南朝梁武帝时)，埃及人科斯麻士曾至印度西海滨及锡兰岛(斯里兰卡)经商，后归国而为僧人〔32〕。《洛阳伽蓝记》卷4也记载斯调国与西域各国的交通，云：“与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海乘风，百日便至。”如张星烺所言：“大秦国之名，实为总名，其境内有无数属国、部落、郡邑之名。”〔33〕故大秦有时指西亚，有时则指埃及，有时则指东罗马。《南州异物志》和《神丹经》卷下记载，歌营国西南海边有个加陈国，有学者认为该国在古波斯铭文中叫Kusa，指古代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的库施民族。〔34〕库施领土中最大的港口是阿杜利，在现在的马萨瓦港附近。公元1世纪起，它就成了阿克苏姆王国的对外贸易中心，3世纪进入盛时。以为加陈在东非的说法难可凭据，但阿杜利港的兴盛却是事实。由于海上交通的开展，各国经海路从事商货贸易者传播了各地的消息，同时也将各地器物产品辗转传递，中国器物有西传至东非的迹象，在麦洛埃出土的中国式三足烹饪器(现藏喀土穆博物馆)，是3世纪时的铸品，麦洛埃的陶器也模仿中国的格调。〔35〕但如果据此认为其时中国与麦洛埃之间已经有了往来，还缺乏有力的论据。这些可能是辗转传递的结果。
〔1〕参《三国志》卷30《魏略·西戎传》，《晋书》卷97《西戎传》《南蛮传》，《宋书》卷97《夷蛮传》，《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梁书》卷54《诸夷传》，三国吴万震《南海异物志》(此书已佚，其中不少材料被《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所引。东晋葛洪著《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也采录有《南州异物志》的材料，见《道藏》，第18册，洞神部众术类，第757-76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吴时朱应、康泰出使扶南，“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诸夷传》)。康泰著《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已佚，《太平御览·四夷部》有所引述，《说郛》卷60据一些史籍保留的零星片断，辑成《扶南土俗》，其中记载了他们所经历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东晋法显《佛国记》亦记有若干国家(此书又名《法显传》)。《太清金液神丹经》云，自天竺、月氏以来，“其间细国，往往而处者，不可称数也”。对海南诸国之地望，前辈学者多有考述，亦多歧见，此不赘言。
〔2〕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98年，第3页。
〔3〕〔东晋〕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见《道藏》，第18册，洞神部众术类，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7-762页。
〔4〕参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0页；林梅村：《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15-316页；苏继廎：《岛夷志略校释》“真腊”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5〕《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86年。
〔6〕参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7〕〔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44页。
〔8〕〔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74页、75页。
〔9〕其经行诸国大致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南端等地。
〔10〕《太平御览》卷69《地部》34引《扶南传》，第327页。
〔1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
〔12〕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842页。
〔13〕〔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6页。
〔14〕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朗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8页。
〔15〕据《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条，扶南王遣人使中天竺，天竺王“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扶南王范)旃”。
〔16〕周南京：《中国和菲律宾文化交流的历史》，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0-441页。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17〕刘芝田：《中菲关系史》，正中书局，1962年，第20-21页；陈荆和：《十六世纪菲律宾的华侨会》(Chen Ching-Ho，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 Century Philippines，Tokyo，1968)，第1页。
〔18〕刘芝田：《菲律宾伊戈律族》，香港，1971年，第6页。
〔19〕陈序经：《扶南史初探》，见《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海天出版社，1992年；沃尔特斯：《印度尼西亚早期贸易：室利佛逝起源研究》(O.W.Wolters，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wijaya.Cornell Univ.Press，Ithca，NewYork，1967.P.154)
〔20〕刘子政：《婆罗洲史话》，诗巫，1964年，第2页；林家劲：《中婆关系与华侨》，载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学刊》1983年第1期，第136页；季士家：《关于渤泥国王墓和墓碑碑文问题》，载《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
〔21〕前揭刘子政书，第98-101，108-110页。
〔2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第281页。
〔23〕〔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三，中华书局，2008年，第123-124页。
〔25〕〔唐〕玄奘、辨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0，中华书局，2000年，第806页。
〔26〕参前揭韩振华文，第241页。迦那调洲何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爪哇、缅甸、斯里兰卡、红海西岸阿杜利港诸说，韩振华先生认为迦那调洲又称姑奴斯调、姑奴、古奴，皆为羯罗孥苏伐刺那(Karnasuvarnua)的省译，在印度恒河河口附近。大秦，指两河流域的报答，即今伊拉克的巴格达。
〔27〕〔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2，第33页。
〔28〕藤田丰八：《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见《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41-574页。
〔29〕〔古代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30〕参邓端本《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见《论广州与海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31〕《大正大藏经》第32册“论集部”，第702页。
〔3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中华书局，2003年，第155页。
〔3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148页。
〔34〕普拉加什：《印度和世界》(Buddha Prakash，India and the World，p.241.Hoshiarpur，1964)。
〔3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