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诸朝中，梁时中外交通和交流是一个高潮时期。从南朝与海外国家的交往看，刘宋时有所恢复，但宋末出现衰退。《南齐书》卷58《蛮传》记载，林邑“旧修藩贡，宋季多难，海译致雍”。经历了萧齐时的发展，至梁时形成高潮。《梁书·海南诸国传》云：
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从陆路交通看，梁元帝《职贡图序》云：
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自塞以西，万八千里，路之狭者，尺有六寸，高山寻云，深谷绝景，雪无冬夏，与白云而共色；水无早晚，与素石而俱贞。逾空桑而历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灾风弱水，不革其心，身热头痛，不改其节。
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梁书·武帝纪》史臣论赞称武帝之功业，云：
征赋所及之乡，文轨旁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轫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
据《梁书·裴子野传》记载：
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颖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敕仍使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又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7，梁元帝有《蕃客入朝图》。此图“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日所画粉本，鲁国而上三十有五国，皆写其使者”。〔1〕可见，与梁交往的域外诸国，有的并没有见于记载。梁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中外交往活动趋向衰落。《南史》卷79《夷貊传》论曰：
自晋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碍莫通。至于南徼东边。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抚运，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译相系，无绝岁时。以洎齐、梁，职贡有序。及侯景之乱，边鄙日蹙。陈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几何。故西赆南琛，无闻竹素，岂所谓有德则来，无道则去者也。
萧梁时期中外交往发展为一个高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梁武帝对外开放的心态和措施对中外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梁武帝对域外诸国入梁朝贡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梁武帝以“声训所渐，戎夏同风”而自豪〔2〕，对入梁各国国王赐号策封，如封林邑王范天凯“持节督缘海诸军事、威南将军、林邑王”，称赞他“介在海表，乃心款至，远修职贡，良有可嘉，宜班爵号，被以荣泽”〔3〕。封扶南王跋摩“安南将军，扶南王”，称赞他“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诚远著，重译献琛。宜蒙酬纳，班以荣号”〔4〕。此外，高句骊世受梁封，百济、倭国皆不例外。这些国家皆以受梁封而感到荣耀。梁朝注意任用廉洁自守的官员到南方沿海地区任职，如《梁书》卷33《王僧孺传》记载：
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乃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
《南史》卷51《萧劢传》记载：
徙广州刺史……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励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历来到沿海地区任职的官员，多从海外贸易中谋取私利，因此朝廷注重沿海地区官员的选拔。像王僧孺、萧劢这样的廉洁的官员的任命，应该出于梁武帝的着意考虑。所以，《梁书·诸夷传》史臣论曰：“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异，怪类殊种，前古未闻，往牒不记。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辩方物土，莫究其极。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
其次，佛教传播对中外交通和交往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梁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更是如此。佛教是推动梁朝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和地区交通、交好的重要动因。南亚是佛教的发源地，东南亚是南传佛教兴盛的地区，佛教在中国东晋以后越来越兴盛，南朝梁朝是崇奉佛教的王朝，梁武帝是一位佞佛的皇帝。自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时有盛衰，但通过海上交通，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5〕。因此彼此佛教的盛况是互相了解的。从各国表文内容可知，这些国家之所以乐于与中国交通交往，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梁朝是一个兴隆佛法的国家，武帝是一位信仰佛教的皇帝。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而至梁武帝时达于极盛。梁武帝认为道有96种，唯佛为尊，因此大力扶植佛教，他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又令臣下以亿万钱奉赎；施舍财物，动辄以千万计。所建大寺院，立丈八佛像；明令禁断肉食，创立“梁皇忏”。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向社会深层的广泛流布。梁武帝对佛教义学也大力提倡，自疏《涅槃》《净名》等经典，自讲《波若》义，自立《神明成佛》义，诏编《众经要钞》《经律异相》《义林》等佛教类书，推崇《成实》论师和《十诵》律师。组织对范缜《神灭论》的围剿，强制推行佛教因果报应的神不灭论。其长子昭明太子、三子简文帝、七子元帝都以好佛理著称。梁时东南亚、南亚各国和中国南朝间僧人的交往也非常频繁。天竺僧人真谛、智药、达磨，歌营国僧人菩提跋陀，扶南国僧人曼陀罗都于梁时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菩提跋陀，歌营国僧人。据《洛阳伽蓝记》卷4，菩提跋陀自歌营经勾椎国、孙典国、扶南国、林邑国而入南朝萧梁，又随扬州比丘法融由梁经扬州入北魏京师洛阳，住入宣武帝专为域外僧人建造的永明寺。智药，天竺僧人，泛舶曹溪口，闻异香，因而寻地立寺。寺名宝林，即后来六祖南华寺。〔6〕《续高僧传》卷1云：“有扶南沙门曼陀罗者，梁言弘弱，大赍梵本远来贡献。”因此，梁武帝崇奉佛教和中国佛法兴隆的信息迅速传至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从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上表来看，他们乐于与梁交往，与梁武帝大力提倡佛教有关。《梁书·诸夷传》记载诸国遣使奉表之表文内容，鲜明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这些表文异口同声地颂美梁武帝兴隆佛法，皆与梁朝共勉，以共弘三宝为己任。他们向梁朝进贡的物品亦多佛教用物。佛教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百济王数次遣使献方物，从中土带回《涅盘》等经典。这些都说明其时佛教的传播对中外交通和交流的促进作用。
第三，梁朝积极与域外交通和来往，也有在多个政权对峙时期，拉拢同盟，对付敌对政权的用意，特别是与高句骊、柔然的交往更是如此。《魏书·高句丽传》记载：
至高祖时，(高句骊王)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时光州于海中得琏所遣诣萧道成使余奴等，高祖诏责琏曰：“道成亲杀其君，窃号江左，朕方欲兴灭国于旧邦，继绝世于刘氏，而卿越境外交，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今不以一过掩卿旧款，即送还藩，其感恕思衍，只承明宪，辑宁所部，动静以闻。”……正光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于京师。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诏加延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护车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天平中，诏加延侍中、骠骑大将军，余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讫于武定末，其贡使无岁不至。〔7〕
显然，北魏对于高句丽交通南朝萧齐、萧梁是严加提防的。北方草原鲜卑之后，柔然崛起。在柔然、北魏与南朝对峙之时，南朝与柔然的结盟往往有夹击北魏之用意。《梁书·诸夷传》“芮芮国”条记载：“宋升明中，遣王洪轨使焉，引之共伐魏。齐建元元年，洪轨始至其国，国王率三十万骑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魏人闭关不敢战。后稍侵弱。永明中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天监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献乌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献方物。是后数岁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献马一匹，金一斤。”在柔然与南朝刘宋、萧齐和萧梁频繁往来的时候，正是柔然与北魏征战连年之时，双方都有取得对方支持和救援以牵制和夹击北魏的用意。
〔1〕李荐：《德隅斋画品》，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
〔2〕梁武帝《立学诏》，见《梁书》卷1《武帝纪》。
〔3〕《梁书》卷54《诸夷传》“林邑国”条。
〔4〕《梁书》卷54《诸夷传》“扶南国”条。
〔5〕《梁书》卷54《诸夷传》“师子国”条。
〔6〕《渊鉴类函》卷33《地部》十一引《传灯录》。
〔7〕《魏书》卷100《高句丽传》，第2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