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东方的“赛里斯”国，但跟中国人对罗马最初的认识一样，是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因为得之于传说，对这个神秘大国的认识，起初也像神话一般。罗马人最早是通过丝绸知道中国的，关于中国丝绸的知识，反映了罗马人、东罗马人是怎样一步步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的。读一读罗马作家维吉尔、霍拉斯普罗佩斯、西流士·伊塔利库斯、斯特拉波、塞内克、梅拉、普林尼、卢坎等人的著作，佚名作者《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以及托勒密《地理志》，他们对遥远的不曾涉足的赛里斯国，充满多少不切实际的想象啊!直到公元2世纪安敦时代的包撒尼雅斯，才知道中国的丝“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但他却说“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第五年“改用绿苇来饲养”〔1〕。
3至6世纪的西部世界，包括最远的南亚、波斯和拜占庭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们，无疑都对中国有了更加切实的了解。当然这种认识是不断加深、不断进步的，仍不免模糊和错误。公元380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左右，希腊人阿迷亚努斯·马赛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著《史记》一书，其中有关于“赛里斯国”的一段记载，反映出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水平：
西提亚两部外，向东有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绵不绝，成天然保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西邻西提亚人，东与北两面皆界穷荒，终年积雪。南面疆界至印度及恒河为止。四周诸山，为安尼瓦(Anniva)、那柴维秀姆(Nazavicium)、阿斯弥拉(Asmira)、爱摩顿(Emodon)及俄普罗喀拉(Opuracara)。山皆高峻崎岖。其中平原，有俄科达斯(Oechardes)及包泰斯(Bau-tis)两大河流贯之。河流平易，势不湍急，湾折甚多。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时候温和，空气清洁，适卫生。天空不常见云，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又云：
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昔时吾国仅贵族始处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之矣。
又云：
赛里斯人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多与人交游。外国人渡边境大河，往买丝及他货者，皆仅以目相视，议定价值，不交谈也。其地物产丰富，无求于他人。虽有时愿将货物售于他人，然绝不自他人有所购买也。〔2〕
正如张星烺先生所指出的，其中“所记丝之由来，完全谬误”，远不如2世纪时包撒尼雅斯《希腊志》所记为可信据。关于赛里斯人贸易方式，也不符合实际，“此哑交易风俗，仅文明程度低下之民族有之。中国及罗马古代皆无之也。然西人古代记载，多谓中国有此风俗，而中国《新唐书·拂菻传》又记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值物旁，名鬼市。杜环《经行记》谓拂菻国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值置诸物旁。待领值，然后收物，名曰鬼市”〔3〕。
亚美尼亚在外高加索中南部，北、东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接壤，西南同土耳其、伊朗相邻，地处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因此亚美尼亚人通过丝路行旅自然了解到东方的中国。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的著作《史记》成书于公元440年(中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后，书中有关于中国的内容，其取材或许出于前人之著作。书中称中国为哲那斯坦国(Jenasdan=Chinistan)，国境皆为平原，西界西提亚(Scythia)，为世界最东之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friends of peace)，而实亦为“生活之友”(friends of life)。其国产丝甚丰，自上至下莫不身著丝衣。而这种丝服在亚美尼亚则为罕见之物，且十分珍贵，只有王侯巨富才得衣之。又产麝香、红花、棉花、孔雀。境内有29国，文明程度不能齐等。有一国则专嗜食人，王之称号为“任拍古尔”(Jenpadur)，驻修尔夏城(Siurhia)，邻近无名地(Ter-ra Incognita)。秦尼国(Sinae)与哲那斯坦国接壤，其境内有七国，川河山岳甚多，疆壤亦至无名地而止。张星烺先生指出：“亨利玉尔谓摩西史之哲那斯坦，或指后魏；修尔夏城，或指洛阳也。唐德宗时，景教僧人树立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叙利亚文中，有撒拉哈城(Saragh)，解释家之意见，大抵皆谓为洛阳。‘修尔夏’与‘撒拉哈’音颇相近。秦尼国或指东晋也。”〔4〕显然，这里虽然仍有传闻夸张的成分，但关于中国的人性与文明，以及生活方式的介绍，比较阿迷亚努斯·马赛里努斯的记载，显得真实多了。
欧洲载籍中关于中国的介绍，比较切实可信的，以科斯麻斯《基督教世界风土记》为最早。科斯麻斯是希腊人，生于埃及之亚历山大；少经商，曾至波斯及印度西海滨、锡兰岛等地，并航行至非洲东岸，他从异教徒那里听说，地面上海湾有四，自称“尝为商人，逐利四方，四海湾已得航行罗马(即地中海)、阿拉伯(即红海)及波斯湾三湾，自各地土人及航海者，余尝得探访沿湾诸地详情矣”。他的书成于公元535年至550年(梁武帝大同元年至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之间)。在这本书中，作者称中国为“秦尼查”(Tzinitza)和“秦尼斯达”(Tzinista)，云：“自锡兰至中国相去甚远，中有丁香国。由中国及南方诸国运往锡兰之商品，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中国在亚洲极东，大海洋环其左，海与巴巴利(Barbary，蛮人，张星烺以为今之索马里)之右岸大海相通。往中国之舶，向东航行后多日，转向北，行多日，经一段海程，至少约等于忽里模子(Hormuz)海峡至幼发拉底河口之路程，始至中国。由此可知何以由波斯经陆路至中国，较海道为捷近也。”张星烺先生指出：“今代麻喇甲(马六甲)半岛仍为丁香之出产地也。”此段中有关中国方位的记载，已经相当准确。“在六世纪时，即有此等知识，不能不谓为地理学上之大进步也。”〔5〕
在科斯麻斯的书中，记述了他自亚里山大里亚东行至锡兰、印度的艰险航程。他说他曾见到世间有不避艰苦、远往天涯海角以取丝绸者。他知道中国是产丝国，“在印度诸邦中为最远者，当进入印度洋时，其国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唯离波斯湾及赛莱底巴(Selediba)甚远。赛莱底巴为印度人之名称，希腊人则谓为塔勃罗贝恩岛(Taprobane，今之锡兰岛)也。产丝国之名，为秦尼策国(Tzinitza)。大洋海环其左。此洋与环巴巴利右岸者，同一洋也”。这里把环中国之左的大洋与巴巴利之右的大洋视为一洋，是古代世界太平洋和印度洋未分，人们不经陆地而能通过海洋东西间直航所造成的印象，这反映了6世纪时古代世界航海水平的提高。他还将得自印度哲人曰婆罗门者有关中国与罗马的位置记载下来：“若自秦尼策国引一直线，经波斯而至罗马国境，则平分世界为二云。”认为“其言或确也”。
科斯麻斯还比较了中国与波斯之间海陆两路距离的远近，说明大宗丝货经陆路远至波斯的原因：“秦尼策国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至波斯，所需时日比较上实甚短促。若由波斯而经海道往彼，所需时日，实甚久也。盖第一原因，航海者须由塔勃罗贝恩所处之纬度，及稍北诸地，航行长程一节，约有波斯湾之长，始得达目的地也。第二原因，则渡过印度洋全境，由波斯湾至塔勃罗贝恩，更由塔勃罗贝恩而至转舵向北，以往秦尼策之地，海程甚远也〔6〕。由是观之，自秦尼策由陆道往波斯，实行经短捷路程。而在波斯得见有大宗丝货者。”他还说：“过秦尼策即无航海船之影踪，亦不见有人居住。”
关于中国的距离，科斯麻斯说：“若果有人用直线量大地之东道里，则自秦尼策国向西直抵西极，共有四百程(Marches)左右也。每程合三十迈耳(Mile)。”〔7〕“各处距离远近约略如下：由秦尼策至波斯边境，包所有恩尼亚(Unnia，即匈奴国)印度及拔克脱里亚(Land of the Bactri-ans，即大夏国)共一百五十程。或稍较此数更多。唯确不能少一超级数也。波斯全境，自东至西，有八十程。由尼西比斯(Nisibis)，至赛流西亚(Seleucia)十三程。由赛流西亚经罗马、高尔(Gaul今法兰西)及伊贝利亚(Iberia，今西班牙)至滨临大洋之外克底斯(Outor Cades)城，一百五十程有余，总共由东极至西极，凡四百程左右。”〔8〕
6世纪时，拜占庭人不仅对中国蚕丝的产生有了明确真实的认识，而且引进了蚕种和桑种，开创了自己的丝织业。历史学家柏洛各比乌斯(Procopius)著《哥德战纪》(De Bello Gothico)，记载了蚕种自印度传入罗马之经过。其人生于公元500年，当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南齐永元二年；卒于565年，当陈文帝天嘉六年，北周武帝保定五年，北齐后主天统元年。6世纪末，戴俄法内斯(Theophanes)则谓系一曾居丝国之波斯人，于手杖中将蚕种携回东罗马首都。7世纪初，东罗马史学家西莫喀达(ToeoPhylactus Simocata)著《莫利斯皇帝大事记》，莫利斯(Maurice)即位于公元582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卒于602年(隋文帝仁寿二年)。其中有云：
笃伽司脱(Taugast)国主，号曰“戴山”，意谓上帝之子。国内宁谧，无乱事，因皇帝乃生而为皇者。人民敬偶像，法律公正，其生活充满智慧。国俗禁男子用金饰，其效力与法律同。但其国盛产金银，而又善经商。笃伽司脱国以河为界。以往，此河两岸为二极大民族相对峙，一穿黑衣，一穿红衣。在我莫利斯王朝时，穿黑衣者越河，而与穿红衣者战，胜之，遂以其为属地。蛮人谓笃伽司脱乃马其顿之亚历山大所建立者，时彼征服Bactriens(大夏人)与Sogdi-ane(康居)，杀蛮人十二万。在此城中，王妃有金车，以幼牛挽之，盛饰黄金及宝石。牛缰亦皆镀金。笃伽司脱王有妃嫔七百人。笃伽司脱之贵妇人皆用银车，或谓亚历山大在距此数里外，曾别建一城，蛮人称之为“古白丹”(Khubdan)。皇死，妃嫔削发衣黑示哀，法律禁伊等远离陵寝。古白丹为二大河所分割。在高原者，河畔有松柏垂阴。其民有象甚多，与印度人有贸易；或谓在北部者即印度人，面白晰。供给丝国人民之虫(蚕)，此地出产甚丰；蚕人饲养此种动物(蚕)颇有耐心。〔9〕
德经最早提出文中“笃伽司脱”当为中国，后来英国史学家齐朋和格拉勃洛德赞成此说。德经以为乃“大魏”之译音，张星烺先生以为乃“大汉”之译音，“戴山”似为“天子”之译音。文中所言当为南北朝事及隋文帝之统一，有两种可能，一是北魏灭亡后，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曾以黄河为界，后北周过黄河灭北齐，统一北方；二是“隋文帝渡江灭陈，统一南北，见之于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Simocata)之史记”〔10〕。“古白丹”则为长安附近之大兴城。古代突厥民族诸国及西亚等地皆称长安为“古姆丹”(Khumdan)，与古白丹同为一字。景教碑之叙利亚文及阿拉伯人地理书中，皆得见之。即此已可证明笃加司脱为中国。至其原名，则有“长安”“宫殿”“京都”等说，迄无定论。方豪认为，文中所言中央大河则指长江，所谓衣红衣黑，或为当时隋陈之军队服色，牛车事亦为事实。陈继儒《群碎录》有云：“三代两汉用马车，魏晋至梁陈用牛车。”据宋敏求《长安志》，长安城内有二河：一在西，经东都门、清明门、青门、下杜门而至芳林门西；一在东，经青门亭、大安宫东，而至芳林门东。则古白丹城有二河之说，亦非虚构〔11〕。
〔1〕以上参〔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2001年。
〔2〕见Yule，Cathay，I.P.203；转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69-70页；又见〔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2001年，第71-72页。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70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亚美尼亚之交通”，第1-2页。
〔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5页。
〔6〕张星烺云：“波斯湾长六百五十英里。而由锡兰岛至麻剌甲之海程，已几两倍之矣。”《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10页。
〔7〕张星烺云：“迈耳为古代罗马人所用道里之名，其长约合今英国丈量一千六百二十码，或一千四百八十二米突。后代西欧各国多亦袭用罗马旧制，唯长短不能一致。英国制定之里(Ens-lish Statute Mile)行用今英美二国，合一千七百六十码，或五千二百八十尺，等于一千六百零九米突零三。昔时稣格兰所用迈耳，等于一点一二七英国制定之里。爱尔兰所用迈耳，等于一点二七三英国制定之里。欧洲大陆旧时所用之迈耳，今已废弃而采用启罗米突矣。欧洲大陆旧时所用之迈耳，长短亦不能一致。约自一千一百码，以至一千二百余码不等。又有所谓地理里(Geo-graphical Mile)或海里(Nautical mile)者，其长正合一分。或地球大圈(Greatcircle)二万一千六百分之一。唯地体本非真正圆球，故即所谓地理里，或海里，亦有数种，长短不一。英国水道测量局(Br.Hydro.office)所采者，为六千零八十尺，或一千八百五十三米突零二，谓之海军里(AdmiraltyMile)。美国海岸测量局(U.S.A.coast Survey)所采者，为六千八十尺零二七，或一千八百五十三米突零二四八。法国所采者为一千八百五十一米突零九。科斯麻士以及所有古代欧洲游历家所用之迈耳，皆指罗马旧里，可无疑也。若译迈耳为英里，则大误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11-12页。
〔8〕张星烺注云：“Nisibis，今代土耳其的亚拜克DiarLekir省马尔丁Mardin府”；“Seleucia，此城为亚历山德部将赛流柯斯尼开忒Seleucus Nicator所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第12-13页。
〔9〕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4年，第365页。
〔1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116页。
〔11〕参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4年，第365-366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152-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