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路运输工具
　　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历史记载，两汉时期，丝路交通沿线使用的车辆主要是：
　　双辕车是丝路交通沿线上比较普遍的中短途运输工具。根据出土文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丝路交通沿线上的秦国雍县(今陕西凤翔)就有了双辕车。双辕车可驾一马或一牛，节省畜力，又便于使用，所以，双辕车的出现促进了丝路运输的进步。两汉时期，双辕车已普及到今青海、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交通沿线。
　　在西宁旧城东南台地出土的东汉砖墓中，就发现了木马、牛车。车为双辕，车厢用四块木板并成，前辕长方，后栏半圆，车轴和车厢用楔形硬质桦木铆接，前轮用10根辐条，车辐与轴为整体，辖为楔形木钉，其结构与现代架子车相似，载重量为500公斤左右，较史前出土的车辆结构轻便灵活，大大改进。
　　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铜骑俑、铜骑俑群、牛拉木车、马拉轺车的实物证实，在河西走廊的大道上，畜力车已是军事征战、商业贸易的运输工具之一。武威出土的乌拉木轺车(见图21)，车身高1米，长80厘米，马高40厘米，彩绘铜饰，车上装有避雨或遮太阳的伞，一马牵引的双辕木轺车。轺车是战争指挥车，也是传递信息用的车。而商人和一般有钱人家均可用作乘载车辆。“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一般人乘坐为一马轺车，二匹马驾的轺车叫轺传。传车，根据乘坐人身份不同分有七乘传、六乘传，置传或传置(均为四马驾车)、驰传或传驰(四匹中等马驾车)、乘传或乘设(四匹下等马拉车)、轺传或辐置(用二马驾车)用一匹马驾车等多种。七乘、六乘是最高级传车，只有代表皇帝出征、出使办事才能乘坐。置传以下属于高级传车，而轺车就是中级传车，牛车就是低级传车。《居延汉简》记载有“方相车”，爵位在“公乘”等级者才能乘坐，而牛车则为一般士兵所乘。武威出土的牛拉木车，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汉代马车，均与现今使用的木轮大车相似，结构很简单，一牛单拽，经济实用，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汉书·汲黯传》说，公元前121年西汉曾发两万辆车(一说是3万辆车)迎接昆邪王降汉，以示汉威。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平羌乱，一次就虏获先零羌车4000余辆。东汉时，窦宪于公元89年伐北匈奴，从今内蒙古狼山直驱至北匈奴之稽落山，勒铭燕然，胜利凯旋。班固在铭中说：“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就是说参加军事运输和军事指挥的车辆有1.3万余辆，长驱几千里，“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在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西汉时代的四轮车，它载重量大、车稳，适于运输。
　　独轮车与“木牛流马”，虽然与诸葛亮伐魏的军事行动有关，在陕南、甘肃陇南地区都使用过，但是它的出现却比诸葛亮应用于军运早得多。东汉许慎著《说文》一书，就有“*(上下車)、车輮轨也，一曰一轮车”的记载。史书记载的独轮车称“鹿车”。这种独轮车经过诸葛亮改进并应用于军事运输。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北伐时，出兵斜谷，就曾使用了这种车辆运输军需物资。木牛流马车的结构，运载量，《中国通史》中作了介绍，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轮子)四足(车旁前后四边装的四条木柱)，停车时不易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粮食，单行每天行走几十里，群行二十里，虽然慢一些，但推车人却不大辛苦，很省气力。流马是对木牛的改进，前后均是四脚(四个轮子)，就是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粮，十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这项革新是对运输工具一大改进。可以说，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对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活动中的经验总结与升华。木牛、流马有些神秘，如用鹿车、独轮车、人力车的名字就通俗了。后来又有了改进，不是一脚四腿，而是一轮二腿，这样更稳当，因为在数学上，三点为一平面。四轮车，平路可以，但在坡上却停不住。后来就演变成一轮两腿的独轮人力推车(见图22)直至今日。然而四轮车的使用，却是在近代工业发达之后，在更高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出现的汽车，就有四轮车的影子，当然欧洲一直流行的四轮车，更是它的前身了。
　　丝绸之路沿线上使用的运输工具除车辆以外，还有畜驮等，其主要牲畜是牛、马、骆驼等。
　　农家之宝——牛。牛是农民的宝贝，自古皆然。西汉初期，由于连年战争，经济凋敝，连皇帝也难配齐毛色相同的四匹马车，宰相也常乘坐牛车。后来由于与匈奴作战，民间养的马也多征为军用，所以牛车投入运输就普遍了。汉宣帝的外祖母随使来长安，乘黄牛车，老百姓叫她为“黄牛妪”。汉昭帝死，为了修建墓塘，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3万辆，从西渭桥装沙运至陵墓工地。当时的驿站也配的是牛车，根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尤其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民间运载货物大都以牛车为主，马车次之。其原因是牛比马好饲养，因而，驮牛比较普及，不仅应用到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而且成为运输工具之一。尤其号称“高原之舟”(见图23)的牦牛成为跨越帕米尔高原的最佳运输工具。
　　马既是驾车的主要畜力，也是主要的驮畜之一(见图24)。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及蒙古草原等地，都是良马盛产之地。所以，驮马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尤其久负盛名的天马、西极马又是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天马产于大宛，西极马产于乌孙。西汉为了断匈奴右臂，并取得宛马，曾与大宛打过仗。还有以丝绸贸易的形式购买，并设数十处马场养殖战马，对养马有功者予以奖励。天马、西极马的后代就是今伊犁马。甘肃山丹军马就是人工饲养的伊犁马。而匈奴出产的马的后代就是今日之蒙古马。马主要是供军战和运输所用。《汉书·西域传》载：“当今务在……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与匈奴的漠北之战中，就“发10万骑，私负从马凡14万匹”，就是说西汉军队内有战马10万余匹，再加上参战的百姓和各亲兵家将带进部队的马共14万余匹。《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述了“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颜师古注曰：“凡以畜产载负物者皆为佗。”骡子主要是做驾车、驮物和乘骑之用。
　　骆驼是丝绸之路沿线河西走廊以西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据《汉书·西域传》载：“……发酒泉驴、骆驼负食出玉门……”。可见，在汉代河西走廊的骆驼已是能承担长达数百余里路程的运输工具了。
　　骆驼形体高大，不怕风沙，有很强的耐饥渴和抗寒能力。在荒漠缺水地带驮载货物，足饮饱食后，可数日不饮不食，照常负重行走，而且性情温驯，食粗草及灌木，能负重致远，结队行走。汉通西域后，骆驼沿着丝绸之路大批进入中原内地，能驾车，又能乘骑和驮运。特别善于在沙漠中负重致远，长途跋涉，被美誉为“沙漠之舟”，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道路交通的象征(见图25)。
　　二、运量和运费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上的运输量和规模都是比较大的。以军运为例，据《史记·大宛传》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同大宛作战，就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是讲的运输粮食和武器，由此，可见运输规模之大了。两汉时期的运输车辆的速度、运量和运费，根据《九章算术·均输》记载：“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再据居延汉简《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说，寇恩用大车载鱼五千条，自居延至觻得出售。居延至觻得折合汉里1063里，寇恩重车行20余日，与《九章算术》记载的车速大体相同。《九章算术》又载：“车载二十五斛，与僦一里一钱”，讲的是载重量和运费。一斛等于一石，僦钱就是僦费，现在叫运费。汉时一石120斤，东汉时一斤折今222克，一里折今400米。据此可以计算出重车行一日为20公里，载重量为0.66吨，车行一日完成13.2个吨公里，每个吨公里运费为3.79个五铢钱，每日可收入50钱。僦费高低是随着物价涨落而变化，很难准确计算出50个五铢钱的购买能力。根据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居延汉简《劳边使者过境中费》简册记载的米一汉斗值15钱，则每日僦费收入可购米40汉斤，折今8.8公斤。两汉时的运输有民运和官运。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司农，经武帝批准，置大农丞管理官营运输业，各郡置均输官，称均输长或均输监，受大农丞领导，并规定运输时不能误期，也不能拉私货。从事官营运输业的叫均输卒，这是两汉时期出现的运管机构。
　　三、驿运制度
　　所谓驿制是指驿置、驿传和驿运制度。前者是驿运机构，后者是管理办法。汉朝通过驿置和驿传作用，把中央与地方政权紧密联系起来。汉代沿丝绸之路设置的驿置和驿传很多。秦时每25公里置一驿，汉代则是每15公里置一驿。驿置管理系统有汉朝廷所设“大鸿胪”中的“行人”和太尉府下的“法曹”，到郡国的“督邮”，以至每个驿配置的“厩啬夫”、“传舍啬夫”、“邮书椽”、“吏”等。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的注中说：“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单置马，谓之驿传”。《续汉书·舆服志》中说：奉玺书使者乘驿骑，三匹马轮换飞驰，“昼夜千里为程”，由此可见驿骑之速。甘肃居延汉简是从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130年的文物，其中就有“驿传马名籍”、“驿马阅具簿”、“驿骑”、“传马”、“传车”的简文。顾炎武《日知录》“驿”条下指出：“汉初尚乘传车，……后患其不速，概乘马矣”。居延汉简中有一则可贵的史料，反映了从今西安经居延，至河西走廊驿置里程的片断材料：“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上艹下汱)置卅五里，获置至好止七十五里，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愠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左角右枼)里九十里，*(左角右枼)里至*(左彳右胥)次九十里，*(左彳右胥)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里池五十里”。
　　1986年以来，特别是1990年至1991年对甘肃敦煌悬泉遗址的发掘，获汉简15000多枚。根据简文记载，有悬泉置、鱼离置两置名。悬泉置是汉代驿置，在敦煌郡的效谷县，即今敦煌市东64公里安(西)敦(煌)公路南侧山前冲积扇上。悬泉置始建于西汉中期，一直延用至魏晋。有一枚简记载“效谷悬泉置啬夫光以亭行”，说明悬泉置位于丝绸之路酒泉至敦煌间的驿道上。悬泉，意为悬空吊泉之意，当地名称“吊吊泉”，泉水常流不息，清澈见底，水质洁净，是绿洲中的奇景宝水。泉水长约15公里，出山沟北流渗入荒漠戈壁。悬泉置就位于泉水下游4公里处。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104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少年数万人，伐大宛。据传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归国兵马经过这里时，因无水断炊，兵马饥渴难忍，李广利便拔剑戮山，山腹中遂有泉水涌出。泉水灵而有奇，人马多时泉水多出，人马少时少出，故又有“神泉”之称。因为传说与李广利有关，人们又把悬泉称为“贰师泉”。根据简文记载，悬泉置设丞1人，下辖置啬夫、厩啬夫、仓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等官吏，领有御、邮人及民夫、罪徒弛刑、官奴婢等充当役使，提供食宿、车辆、马匹、草料运输，传递官府文书等。根据考古发掘，悬泉置遗址总面积22500平方米，已发掘遗址面积3500平方米，清理驿置房舍59间，有宿舍、办公室、厨房和马厩，院内西北角有厕所一处，马厩房附近有木质拴马桩若干根留存。驿置分前后院，后院有储存粮米、饲料的大库房。这是至今发掘出汉代的一处较为完备的驿置遗址(见图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