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页所示文书揭示了本书的主题。该文书是一件诉状，记录了公元670年前后生活在中国的一名胡商的证词。这名胡商要求法庭协助他追讨别人欠他亡兄的275匹丝绢。他对法庭说他的兄弟把丝绸借给其中国合伙人之后，为做生意，赶着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进入沙漠后失踪，现在被认定已经遇难。法庭裁决如下，该胡商作为其兄的继承人有权追讨这批丝绸。我们不清楚这个判决最后有没有实施。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整个丝路贸易的许多特点。首先，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在本案中，只用了七头牲口就驮了胡商的全部货物，其中两头是骆驼，另外五头包括四头牛和一头驴，都是非常重要的驮兽。胡商的出现也值得注意，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此外，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案件发生在七世纪，当时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件诉状是因为它写在废弃的政府公文上，这些公文作为废纸被卖，最后被工匠做成了给死人穿的纸衣。约1300年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挖开了吐鲁番附近的一座古墓，把散在冥衣不同部位的这件文书拼合了起来。他们拼出了整件文书，各方证词都出现了。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拼合了上千件类似的文书，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以及一件让人痛心的人口买卖合同：一名女奴在一千多年前的某个赶集的日子以120枚银币的价格被出售。这些文书用汉语、梵语*1，以及其他死语言写成。
　　很多文书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纸在当时价值很高，不会被随便扔掉。工匠常常把废纸做成纸鞋、纸人等物件作为陪葬品伴随逝者去阴间。因为被废弃的文书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陪葬品，需要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再把它拼回原样。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个胡商的证词就被剪下缝起来做成了死人衣服，剪剩下的一部分还留在剪裁室的地上。技术高超的历史学家会通过残片的形状和针孔的位置把整件文书复原出来。
　　这些文书能让我们了解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什么商品、商队的大概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
　　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人们在出生地附近生活繁衍。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为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跟现在一样，每个聚落都有独特的身份。只有当战争和政治动荡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时候，这些聚落才会吸纳大量难民。
　　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但是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斯兰教传入这个地区以前，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个别统治者可能会特别钟意某一种宗教并鼓励臣民改宗入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
　　粟特人是丝路文化的一大贡献者。他们生活在撒马尔罕这座伟大城市的附近，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国和粟特的贸易在公元500年到800年之间达到高峰。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商人要么来自撒马尔罕，要么其祖上来自撒马尔罕。他们操粟特语(一种伊朗语族的语言)，遵奉查拉图斯特拉(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语译音作琐罗亚斯德)的教诲，认为讲真话是最大的美德。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文书的保存，在中国发现的有关粟特人及其信仰的材料比在粟特本土的还多。
　　与其他主要关注艺术的丝绸之路专著不同，本书以文书为核心。因为文书能告诉我们货品是如何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以及是谁把它们带来的。文书还能向我们展示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
　　并非所有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出土的丝路文书(本书的核心)都写在纸上。有些文书是写在木头、丝帛、皮革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它们不仅出自古墓，有的还来自废弃的驿站、佛堂、民宅。干燥的沙漠腹地是保存文书的最佳环境，同时艺术品、衣物、宗教文献、钙化了的食物以及尸体也保存了下来。(见彩图1)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到后世。文书的作者不会想到有后人会来读这些东西。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来没被篡改过。
　　我们从这些文书中所了解到的颠覆了人们通常对丝路的看法，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书将利用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文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令人吃惊的新发现，试图解释这条小小的“非路”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的。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有些货单显示，用来助焊以及鞣革的硇砂*2是某些商路上的最重要的货物。
　　另一种常见的商品是公元前二世纪发明的纸。相对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纸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1在八世纪，纸通过陆路从中国进入了伊斯兰世界，然后又从穆斯林治下的西西里和西班牙进入了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在十四世纪晚期才独立造出了纸。2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他们把这条路称做撒马尔罕道(或者以另一个主要都市命名)，有时称之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或者“北道”。3到了18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于1868年至1872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
　　在他的地图(见彩图2和3)上，中国与罗马时代的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李希霍芬读过翻译过来的中文史料。他是第一位把中国史书的信息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者。橙线表示来自古典地理学者托勒密和马里努斯(Marinus)的信息，蓝线则来自中国史书。4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一条横贯欧亚的铁路线。实际上，李希霍芬曾经被委任设计一条从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起始，贯通西安附近的煤矿，一直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5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逐渐被人们接受。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讲述他在中亚探险的书，此书1938年被译成英文发表，题目就是《丝绸之路》。1948年，《泰晤士报》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6这个名词作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指称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做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3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而这些绿洲城镇正是本书将要深入探索的。当我们今天飞临这一地区的时候，只要找到高山就可以找到灌溉古代丝路城市的河流的主要源头。因为文书主要在这些城镇出土，本书将围绕七处古代丝路的遗迹展开，其中六处在中国西北，一处在今撒马尔罕城东。每处遗迹专辟一章来进行讨论。
　　这些城镇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半独立的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监管贸易并购买货物和服务。贸易一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当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和唐朝(618—907年)在中亚驻军时更是如此。中央政府为了给士兵提供粮饷被服而大量投入。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当时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很多交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见彩图5A)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广泛流通。当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贸易便兴盛起来。但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把军队召回勤王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即便是有中国驻军的时期，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与罗马有所往来。与一般的看法相反，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金币是拜占庭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仿制品。(见彩图4a)这些金币来自六世纪的墓葬，此时距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迁都君士坦丁堡*4已经很久了。
　　从地理上讲，丝路地区的地形复杂得令人吃惊，这些地方大多很艰险。从西安向西，先要穿过河西走廊。这是一条1000公里的大致东西走向的路，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戈壁沙漠。到达甘肃省的敦煌之后有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道可选，两道汇于喀什。**
　　经过敦煌，就来到了新疆，即“新的疆土”，这是清朝在18世纪征服这一地区时使用的地名。这一地区以前被称为西域，即“西方的地域”，向西覆盖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部分，向东包括甘肃省和陕西省***。7今天的新疆包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西部的绝大部分。
　　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代新疆壮阔的景色，并且理解为什么丝绸之路不止一条而是多条。敢于最先穿越这一地区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在冬天不热时穿过沙漠，在夏天雪少时越过山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沿着沙漠的边缘走，在途中饮水、休息、了解下一段旅程。在每处绿洲，为了下一步计划可能要停留数天、数十天甚至更久。
　　通常，这种旅行漫长而艰辛。1993年，英国军官、探险家查尔斯·布莱克摩尔(Charles Blackmore)带领一只探险队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从楼兰到喀什东南的麦盖提，他的驼队走了59天，行程1400多公里，平均一天走21公里多。在沙丘起伏的沙漠地区行走非常艰难，有时一天走不到16公里。在平坦的戈壁滩上赶路时，他们一天最多能走24公里。8这些数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世纪以前的行路人所经历的困苦。
　　一旦走出沙漠，就会面对塔克拉玛干南面和西面高耸的群山。地球上最大的几条山脉，喜马拉雅山、天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汇集于此，形成了常年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走过这一段就可以一路向西下到撒马尔罕或者向南进入印度。
　　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这一段路长达3600公里。最著名(虽然不是最可靠的)的丝路旅行者是马可·波罗(1254—1324年)。他号称曾经由陆路从欧洲一直走到中国，又经海路返回。绝大多数人只是走其中一段路，从自己家乡到下一个绿洲为止，大概500公里。由于货物只是在小范围内贸易而且多次转手，丝路贸易大多只是涓涓细流。有上百头牲畜的长途商队在史料中很少被提及，一般只有国家间互派使团时才会出现。
　　今天，撒马尔罕和敦煌之间的地区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来参观各处有名的遗迹，包括和田附近沙漠深处的热瓦克佛寺、吐鲁番的古城，以及敦煌和库车的石窟。当地的博物馆中展示着古墓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金银器和织物，其设计融汇中西，生动精致。在有些地方，沙漠的干燥气候保存了一些特别生活化的东西，让人吃惊，比如丝路居民一千多年前做的北印度式烤馕和中国饺子曾同时出现在墓中。
　　19世纪末以前，没人知道新疆的沙漠之下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古代文书和文物。1890年，英国上尉汉密尔顿·鲍尔(Hamilton Bower)来到塔克拉玛干北缘的绿洲库车调查一起谋杀案。他在当地买了一份写在51张桦树皮上的古代手稿，并向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汇报了他的发现。几年之后，学者发现这是一份公元五世纪的医疗文书，这比当时已知的最古的梵文文书还要早近千年。9在亚洲的欧洲外交人员机敏地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开始收购各种手稿寄回欧洲，以便受过训练的学者解读*5。
　　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揭开了新疆科学考察的大幕。4月，他从叶尔羌河畔的麦盖提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试图寻找和田河的源头。15天之后，他发现自己带的水已经不够他和四个随从喝了。但是他并没有返回，因为他不想承认探险失败。当饮水逐渐耗尽，他开始绝望地寻找水源。他的随从和骆驼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精疲力竭的赫定强迫自己沿着干涸的河床爬行，在断水的第六天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溪。他喝够了之后，用靴子盛水救回了一名同伴。
　　在他走出沙漠的路上，赫定遇上了一个四人商队，从他们那里买了三匹马、“三副驮鞍、一副骑鞍、马嚼子、一袋玉米、一袋面粉、茶、罐子、碗和一双靴子”。10这份货单说明，即便在二十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流通的货物还跟早前一样都是当地产的必需品而不是外国进口货。走出沙漠之后，赫定得知牧羊人救起了他的另一名同伴，另外两人则死在了沙漠里。
　　同年12月，逃过一劫的赫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这次他带足了水。他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主要绿洲和田进入沙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看到被沙丘掩埋的木头柱子和墙壁残骸中有几座佛教雕塑。赫定没有进行发掘，他之后解释道：“我没有做彻底发掘的装备，再说我也不是考古学家。”11欧洲的报纸大幅报道赫定在塔克拉玛干的探险，这在当时跟今天的太空探险一样危险而迷人。
　　其中一条新闻报道在1897年底被波兰一位煤矿经理寄给了自己的弟弟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此人当时正在英属印度的拉合尔(今巴基斯坦)做教育官员。12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1883年在图宾根获得梵文研究的博士学位，之后在拉合尔跟随博学的印度学者潘迪特·哥文德·考勒(Pandit Govind Kaul)继续钻研这门语言。在整个十九世纪，梵文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很多人都想学习这门与拉丁语、古希腊语相近又比二者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斯坦因在德国学习期间就了解到获得最古老最完整手稿的重要性。
　　斯坦因立刻意识到赫定的发现对于古代手稿研究的意义。他向英国考古部门申请了去和田考察的经费。对遗址系统的探查，他解释道，可以提供比迄今为止的探宝多得多的信息。他同时暗示，现在收集古物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了，赫定肯定会回到这一地区，俄国人也在考虑进行考察。英属印度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
　　本书讨论的遗址中许多都是斯坦因首先发现并定位的。他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书和文物。在1900年和1931年间，他一共四次来到新疆考察，随后出版了篇幅巨大的随笔和正式报告。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发掘并不完美。他雇佣工人挖掘，对任何发现都给予额外奖励，这种在当时很普遍的做法常会造成发掘过于仓促。其他在新疆发现过文书的人，包括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6，很少能做出斯坦因那样细致的考古报告，这些人去过的遗址、发表的材料更是远远不及斯坦因多。
　　斯坦因的描述对于重建每处遗址的原始状态至关重要。他对于文书埋藏环境的解释也很重要。之后的每位学者即便有自己的解释也都以斯坦因的说法作为出发点。斯坦因及其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探险家的记述特别有价值，因为这些探险家，除极个别外，都是以同样的交通方式沿着与古代相同的路在旅行。他们的记述填补了古代旅行者没有提到的很多细节，让我们可以想见在古代商路上旅行的种种。
　　这些探险家，以及很多后来者，揭露了黄沙掩埋的历史遗迹。首先，他们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长途陆路贸易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200年，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就已经把货物送到了中原地区。当时，商王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统治着黄河下游谷地，使用着现存最早的汉字。在商王妃子妇好的豪华墓葬中，发现了一千件以上的玉器，有些是用和田特有的羊脂玉做成的。在中亚，特别是同时期的哈密五堡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证明该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贸易。这里所说的沿海有可能是东方的中国或南方的印度，亦或是西方的地中海。13
　　第二，探险家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举例来说，新疆和甘肃有一些遗址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干燥的沙漠气候保存了大约500具干尸14，其中很多男性身高超过一米八，比他们同时代的中国人要高出不少，这些尸体同时还有许多非汉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比如浅色的毛发和皮肤。学者们从他们的外貌推测，很多行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围绿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欧语的使用者。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从他们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15有些尸体穿着羊毛织物，这些织物的图案跟公元前两千纪爱尔兰的织物很像，这增加了这些人是印欧人后代的可能。16有些学者推测这些人操吐火罗语，一种我们在第二章会详细讨论的印欧语。然而由于这些墓葬均未出土文字资料，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人说什么语言。17
　　此外还有与北方民族贸易的发现。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Pazyryk)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该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国的铜镜和丝绸。18有一件丝织物上绣有凤凰，这很可能是中国的母题(或者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母题)，这表明该遗址与中国文化有联系。在吐鲁番，有一件同样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类似织物，在褪色了的黄丝绸背景下绣了一只漂亮的凤凰。18这些发现表明，陆路贸易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没有文书告诉我们是谁、为了什么带来了这些货物。
　　最早的关于丝路贸易的描述与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3年)有关。他是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从长安派往中亚的中国使节。汉武帝希望张骞能说服生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月氏人跟汉朝结盟以抗击他们共同的北方敌人，即以今天蒙古为中心的匈奴。现存最早的关于张骞的史料写于其出使150年之后，很多基本的事实，比如确切的路线，在史料中都付之阙如。
　　很明显，张骞是经由匈奴的地盘进入月氏的。张骞被匈奴囚禁了十年后终于逃脱，并继续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6年左右回国，并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关于中亚各民族的详细信息。20张骞特别惊讶地发现中国商人和货物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中亚。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张骞在市场上看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中国货物必定是经陆路到达的。
　　张骞回国以后，汉朝逐渐向西北扩张。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中国军队每征服一个新的地区就修建烽燧，这些烽燧之间有固定的距离。每当战事发生，烽燧的守军就会燃起狼烟向临近的烽燧报警，这样一直传到最近的可以发兵的军营。烽燧之外，汉朝军队还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营。在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省金塔县东北90公里)和疏勒(甘肃省酒泉和敦煌附近)出土了很多竹简，其中有军队向当地人购买衣物和谷物的记载。21
　　出土了最大量丝路早期文献的悬泉就是这样一个军营。悬泉坐落在敦煌以东64公里。22 50米见方的夯土墙环绕着整个遗址。遗址南边有个马厩。为公务而来的官员可以在军营换马。军营同时还有邮政的功能。遗址的北部和西部是垃圾堆，西边的垃圾坑最深处可达1.2米。从这里出土了2650件文物，其中包括钱币、农具、武器、铁制的牛车零件、梳子、筷子等日常用具，以及谷物、大蒜、核桃、杏仁、动物骨骼等食物残迹。23
　　悬泉还出土了35000多件废弃的文书，23000多件有汉字的木简，12000多件裁好大小尚未写字的竹简。大约2000根简有纪年，在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7年之间，这正是军营有人驻扎的时期。
　　因为纸张才刚刚在中亚传播，所以大量的文书都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中国于公元前二世纪发明了纸。最初纸是用来包装而不是书写的。正史里曾有记录，有个杀人犯在公元前12年用纸包的毒药自尽了。24在悬泉出土了一些年代最早的纸张残片，年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这些纸片上写有药名，这证实了纸张最早的用途是包装。
　　直到四个世纪以后的公元二世纪，纸张才作为书写材料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久以后纸张才在丝路上代替木简竹简成为最常用的书写材料。因为纸一直很贵，所以人们还在皮革和树皮上写字。在悬泉发现的文书大多是成捆的木简。
　　悬泉出土的文书中有很多是驻扎在悬泉驿的官员与附近驿站的日常通信，比如皇帝新诏书的通知、缉拿逃犯的通告、私人信件等。悬泉的书吏把木材分为几类，高级的柏木用来书写皇帝诏书，易弯的杨木和柳木则用来书写日常文书和通信。
　　因为悬泉是从内地到敦煌路上的最后一站，几乎所有使节在出入汉朝时都要经过这里。汉代的地理材料列出了50多个中亚国家。尽管汉语史料常常称呼这些统治者为王，他们的疆域一般不过是一个绿洲，臣民少则几百多不过几千。这些绿洲更像是小城邦而不是王国。25
　　这些国家无论大小都派使节前往中国首都朝贡。他们承认皇帝的权威，并从中国得到回礼。最被看重的贡品是来自中亚草原的骏马。因为这些马可以自由地在草原上觅食，它们总是比在马厩吃饲料的矮小的中国马更强壮。中国人最珍视的是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天马。早在汉朝便已经无法区分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了。所谓官方贸易是指一位使臣带来礼物(经常是马或骆驼等牲畜)并为他的宗主得到回礼。私人贸易则是指该使臣可能是自己献上同样的牲畜并把回礼归为己有。
　　中亚王国的进贡使团大小不一。有时使节团有一千多人：比如于阗王曾率领过一个1714人的使团。26公元前52年从粟特地区来的一个使团则更为典型。该使团有两名使臣、十名贵族和人数不明的随从。他们带着9匹马、31头驴、25头骆驼和1头牛。27
　　这些使团都按照固定路线行进并持有通行证，上面按顺序列出允许他们访问的城镇。汉朝法律基于之前的先例要求所有经过水陆关隘的人员都必须持有通行证。这种通行证被称为“过所”(字面意思是“经过一个地方”)。28
　　有几件悬泉文书列出了从敦煌到首都的每一站。敦煌是中国境内的第一站。公元前一世纪的首都是长安，公元一世纪的首都是洛阳。使团不肯偏离这些路线。每一站都有官员清点使团人畜以保证其路线与过所上登记的完全一致。官员可以修改过所也可以签发新过所。他们在使团经过悬泉前往中国时查验一遍，一般六个月之后使团回程经过悬泉时再查验一遍。对每一位客人，无论中外，悬泉的厨子对其消耗的食材都有详细的记录。他们还按官品和行路方向(东或西)来区分来客。29
　　悬泉汉简惊人地详细。最长的一份记录记载了公元前39年的一次纠纷。四名粟特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说他们卖的骆驼价钱太低了。他们坚称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可他们交付的是更贵的又白又肥的骆驼。这些粟特使节不仅对于市场价格了如指掌，当得到的价格低于预期时他们对申诉系统有着足够的信心。作为持有有效证件的使节，这些粟特人觉得自己在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费食宿，可到头来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饭钱。公元前39年敦煌官员为这起纠纷下了定论：粟特人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报偿。如此不近人情地对待这些使节可能是因为汉朝官员一直对粟特人怀恨在心，因为他们和汉朝长久以来的敌人匈奴合作，因此故意少付钱以报复粟特人。30
　　悬泉文书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包括中国西境上的绿洲，在今天的喀什附近，还有的在现代中国的版图以外，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这些中亚绿洲的统治者有规律地与汉朝皇帝互派使节，而这些不同地方的使节都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首都。
　　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众多外国使团当中，只有一个可能来自罗马。据正史记载，有一位大秦统治者的使节在公元166年由海路抵达。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具有很多乌托邦的特征。仅在少数一些例子中这个词才特指罗马。大秦的特使献上了象牙和犀牛角，这些都是东南亚的特产。很多人怀疑这名使节是个冒牌货，他只是宣称自己来自一个非常遥远，没什么人知道的地方以获得贸易许可。大秦使者这唯一的一次出现非常有趣，但并非是确凿无疑的。31
　　正如悬泉汉简以及其他材料所揭示的那样，汉朝出于纯粹的战略考虑才开始与塔克拉玛干沿线各地展开规律的贸易，目的是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新路以绕开一直以来的敌人匈奴。官方使节也许偶尔做做生意，但这一直只是其公差之外的副业。他们的行为从来就不是自发的，而是沿着精心策划并记录的路线展外的。悬泉汉简尽管记载了很多中国与中亚绿洲之间贸易的细节，但其中从未提及贵霜王国(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以西的任何地方，更不要说罗马本身了。
　　遗憾的是，欧洲方面从未出土过像悬泉汉简一样有这么多详尽细节的文书，因此对欧洲贸易的分析必须依赖于传世的希腊拉丁文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就是内容最丰富的此类史料之一。该书于公元一世纪由一位住在埃及的佚名商人以希腊语写成。32在书中，作者描述了非洲东部、阿拉伯半岛以及印度的各个港口，最后以一段对于已知世界之外的土地的描述作结：
　　在目前的最北端，大海在其外缘的某处完结。在这[恒河河口港口以东海域上的一座岛屿]之外，有一座巨大的内陆城市名叫Thina，经由陆路从那里运来丝线、纱和布……而且经恒河……去Thina并不容易，很少有人从那来，只有少数几个人。33
　　Thina?这拼写倒说得过去，因为古希腊语中没有发ch的字母，字母θ的发音近似于ts。作者尽了最大努力记录他从印度商人那里听到的不熟悉的名字。在梵语中，中国的发音是“支那”(cina，源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梵语词是英语China的来源。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托勒密(约100—170年)等罗马地理学家更多地了解了中亚，但学者们仍在试图把他们的记述与该地区的实际地理调和起来。34在关于中国人的信息中，《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只对于核心一点非常肯定：他们用蚕茧产生丝，用生丝纺丝线，用丝线织绸子。
　　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如果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刻有蚕形图案的象牙雕刻能被看做丝绸生产的证据的话，则丝绸的历史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按杭州丝绸博物馆的说法，最早的丝绸年代为公元前3650年，来自中原省份河南。35外国专家对于这个过早的定年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最早的丝绸年代为公元前2850到2650年，即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公元前3310—前2250年)的时代。36
　　公元一世纪时，即《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成书的年代，罗马人并不知道丝绸是如何制作的。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记载公元一世纪时丝绸已经来到罗马，但他并不清楚丝绸的生产方法。他以为丝绸是用“叶子上粘着的白色绒毛”制成的，记载说塞利斯人把这些毛梳下来制成了线(他的描述更像是在讲棉花)。但在另一段中他又写到了蚕。37现代译者常常把塞利斯翻译成中国，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那实际上是位于世界最北端的未知国度。
　　在普林尼的时代，中国并非唯一的丝绸生产者。早在公元前2500年，古印度人就开始从野生丝蛾(wild silk moth)制丝，这是与中国人驯化的桑蚕不同的一个品种。与中国不同，印度人用的是蚕蛾破茧而出之后剩下的茧壳。38与之相似，古代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出产一种科斯丝，也是用野生蛾的茧壳制成。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要煮沸蚕茧把蚕虫扼杀在茧中，这样茧就不会被破坏，制出的丝线才能长而不断。即便如此，有时也很难分辨中国丝和野生丝。可能普林尼描述的是印度丝或者科斯丝，而不是中国丝。39
　　因为中国丝和科斯丝非常相近，专家必须找到中国特有的图案才能断定一块丝绸的来源。但因为所有图案都可以被模仿，所以最可靠的中国制造的证据是汉字，只有中国人才会把汉字织进布里。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的公元一至三世纪的织物可以说是最早到达西亚的中国丝绸。40中国皇帝不断派使节赏赐织物给西域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可能又把这些织物向更西方的地区传递。
　　绝大多数欧洲发现的漂亮丝绸，尽管标为“中国的”，但实际上织造于拜占庭帝国(476—1453年)。有位学者检查了七到十三世纪的一千件样品，发现只有一件来自中国。41
　　丝绸让普林尼非常不满，他不明白罗马人为什么要进口这种大量暴露女性身体的织物：“花了这么多人力，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来，就为了让罗马妇女在公共场合炫耀透明的衣衫。”42他也攻击其他的进口货，比如乳香、琥珀、玳瑁等等。因为照他看来，消费这些商品削弱了罗马。43
　　如果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贸易真如普林尼所说的那样繁盛，或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现罗马钱币。但中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欧洲钱币来自拜占庭而非罗马，年代为530到550年间。44与传言相反，中国境内从未出土过罗马钱币，这与常有罗马商人出没的南印度海岸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出土了成千上万枚罗马金币银币。45历史学家有时讲，某一时期两地之间流通的贵金属货币可能是因为后来被熔化重铸了才没有保存至今。但是在中国发现了很多晚于罗马时代的外国钱币，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中国出土了很多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打造的银币，最多时可达几百枚。(见彩图4b)
　　总之，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古罗马与汉代中国之间的接触少得令人吃惊。尽管老普林对于丝绸贸易的批判非常自信，但我们并没有公元一世纪罗马进出口贸易的可靠数据。46如果罗马人用罗马钱币买过中国丝绸，那中国丝绸的残迹应该曾在罗马出现。从公元二、三世纪起，一些货物开始在罗马与中国之间流通，这正是帕尔米拉丝绸的时代，也是罗马人最终确定塞利斯准确位置的时候。
　　中国艺术史的材料也证实了罗马与中国之间时断时续的接触在公元二三世纪时加速了。在汉代，中国艺术中只有很少几个例子显示出外来影响。但到了唐代，中国艺术已经融合了比汉代多得多的波斯、印度甚至希腊罗马的元素。47唐代是中国对中亚影响的高峰阶段，也是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
　　本书从公元二三世纪讲起，这是目前可见中国与西方第一次发生接触的年代，一直讲到十一世纪初为止，即敦煌和于阗出土文献的年代下限。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每章研究一个不同的有文献出土的丝路遗址。尼雅、库车、吐鲁番、敦煌、和田在中国西北。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斯坦，附近的穆格山遗址则跨越了边境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第七处是唐朝首都长安，在今天中国中部陕西省境内。
　　第一章从尼雅和楼兰两处遗址讲起，这里都出土了大量文献，记载了当地人、中国人以及一群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健陀罗地区迁来的移民之间第一次长久的文化接触。这些移民引入了自己的文字，带来了用木制文书保存书面记录的技术。他们同时还是第一批进入西域的佛教徒。虽说佛教戒律规定僧尼都要独身，但尼雅的很多佛教徒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住在寺庙中，而是结婚生子与家人一起生活。
　　第二章的主题是龟兹(今库车)。这里是中国最著名的佛经译师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年)的家乡，是他首次把佛经译成了易懂的汉语。鸠摩罗什从小讲龟兹的当地语言长大，孩童时期学习梵语，在被抓到中国做俘虏的十七年间学会了汉语。龟兹语文书的发现还引发了一次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语言学家们试图解释为什么西域某个民族所操语言与这一地区的其他语言差别如此之大。
　　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48而吐鲁番正是第三章讨论的中心。640年，唐朝军队攻灭高昌国，所有高昌人都被纳入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吐鲁番极度干燥的环境保存了一大批反映丝路日常生活的文书。
　　第四章主要讲粟特人的老家，即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虽然中国有着不欢迎外人的名声，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中，特别是撒马尔罕陷入穆斯林军队之手的712年之后，大量外国人涌入了中国。
　　第五章所讨论的唐朝首都长安(即今西安)的外国人墓葬可以说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从伊朗世界来的粟特移民带来了自己的祆教信仰。祆教徒在火坛边朝拜并向神献牲，死后由亲人为其料理后事：尸体要曝露给动物，等尸骨上的肉被吃净后再下葬，因为肉被认为会污染大地。尽管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祆教，不过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生活在长安的几名粟特人却选择了汉式葬仪。这些墓葬中所描绘的祆教阴世比伊朗世界中留下的任何艺术品都要详尽。
　　第六章讲敦煌藏经洞。这里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虽然藏经洞是一座寺院的储藏室，但洞中所藏远不止佛教材料，因为在佛经的背后写着很多其他类型的文书。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这些壁画由当地统治者出资请人绘制而成，见证了统治者以及当地人的虔信。尽管敦煌人创造出了这些杰作，但他们不使用钱币，而是用谷物或者布匹付账。八世纪中叶唐朝军队撤走之后，整个西域都是这样。
　　敦煌的统治者与和田绿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则是第七章关注的焦点。和田位于丝路南道尼雅以西，几乎所有现存文书都以于阗语写成，这是一种有大量梵语借词的伊朗语。于阗语文献发现于敦煌以及和田周边一些地方。奇怪的是，在和田绿洲本身并未发现任何这类早期文书。这些文书包括语言学习的辅助材料，它们展示了于阗人是如何学习大多数寺院中使用的梵语以及在西域广泛通行的汉语的。于阗在1006年被征服，是今天新疆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城市之一。游客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今天的新疆依然由穆斯林占主体。本章的最后概述了伊斯兰教到来之后该地区的历史和贸易状况。
　　综上所述，本书的目的是描绘每个绿洲，简述贸易的性质，最终讲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丝路故事，一个常常被写在“废纸”上的故事。
　　*1 据我所知，吐鲁番没有梵语写成的世俗文书。最近和田倒是出了一件，不过还未发表。——译注(星花脚注皆为译者所注，下文不再标出“译注”。)
　　*2 一种矿物，主要成分为氯化铵。
　　*3 Via Appia，古罗马时期建造的一条连接罗马与亚得里亚海海港布林迪西(Brindisi)的大路。
　　*4 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正式迁都君士坦丁堡。
　　*5 这一阶段英俄两国都在收购手稿，英国人收集的手稿被送至加尔各答由霍恩雷解读。
　　*6 大谷光瑞实际上没有亲身参与过考察发掘。
　　** 南道是塔里木盆地南缘之路，取道和田。北道是塔里木北缘之路，取道龟兹。后来又开辟了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成为新的北道，之前的北道就成了中道。
　　*** 作者对西域的理解比较独特。乡于唐朝时西域的概念，可以参考：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113—119页。
　　1 Jonathan M.Bloom，“Silk Road or Paper Road?”Silk Road 3，no.2(December 2005)：21-26，电子版：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vol3num2/5_bloom.php
　　2 Jonathan M.Bloom，Paper before Print：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1.
　　3 王炳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4页。
　　4 李希霍芬基于托勒密和马里努斯的记载用红线画出主干道，用蓝线标出中国地理学家的记载。地图见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500页的对页。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D.Reimer，1877).
　　5 Tamara Chin2008年2月21日在耶鲁做了一场题为“1877年：丝绸之路的发明”的报告，并计划将其结果发表。参见Daniel C.Waugh，“Richthofen's ‘Silk Roads’：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Silk Road 5，no.1(Summer 2007)：1-10。该文网上可下载，网址为：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vo15num1/srjournal_v5n1.pdf
　　6 Times of London，December 24，30，1948；Tamara Chin，私下交流，2011年9月6日。
　　7 Peter C.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 Charles Blackmore，Crossing the Desert of Death：Through the Fearsome Taklamakan(London：John Murray，2000)，59，61，64，104，图14的标题。
　　9 Peter Hopkirk，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The Search for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4)，45-46；Rudolf Hoernle，“Remarks on Birch Bark Ms”，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April 1891)：54-65.
　　10 Sven Hedin，My Life as an Explorer，trans.Alfhild Huebsch(New York：Kodansha，1996)，177.
　　11 Hedin，My Life，188.
　　12 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70页(厄内斯特的信件及剪报)，79—83页(斯坦因申请拨款)。
　　13 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5页。另见，E.E.Kuzmina，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ed.Victor H.Mai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119页，书中强调新疆与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之间的接触。
　　14 J.P.Mallory and Victor H.Mair，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New York：Thames＆Hudson，2000)，179-181.
　　15 J.P.Mallory and D.Q.Adams，The Oxford Introduction to Proto-Indo-European and the Proto-Indo-European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460-463.
　　16 Elizabeth Wayland Barber，Mummies of Urümchi(New York：W.W.Norton，1999).
　　17 笔者曾写过关于交河遗址的文章，但其中有些错误。最遗憾的是笔者把定居开始的年代搞错了，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2000—前1800年，见“Religious Life in a Silk Road Community：Niya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ed.John Lagerwe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1:279-315。新疆文物考古所：《2000年交河墓地调查与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二期，第8—46页；Victor H.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Ordek's Necropolis”，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34，nos.3-4(2006)：273-318。
　　18 Sergei I.Rudenko，Frozen 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trans．M.W.Thomps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115，图55(铜镜)，彩图178(凤绢)。
　　19 王炳华：《丝绸之路的开拓及发展》，第4页；阿拉沟的遗址报告，《文物》1981年第一期，17—22页；丝绸图片见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65页，图0427。
　　20 关于张骞出使的最早记录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123以及班固的《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61，2687—2698页。本书引用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版正史，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资料库中有电子版：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何四维说《史记》中的记载可能已经佚失，现在《史记》中张骞的部分是后来根据《汉书》的记载补全的。见A.F.P.Hulsewé，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125 B.C.-A.D.23；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61 and 96 of the History of Former Han Dynasty(Leiden：E.J.Brill，1979)，15-25。他翻译的《汉书·张骞传》在207—238页。
　　21 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AD 800(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4)，47-56.
　　22 悬泉发现于1987年，发掘于1990年和1991年，发现了很多文书，目前只发表了一小部分。见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45页，遗址确切位置的地图见第5页，竹简数量见第11页。
　　23 何双全：《双玉兰堂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第30页。
　　24 Joseph Needham，ed.，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1，Paper and Printing，by Tsien Tsuen-hsui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40； Han shu 97b：3991.
　　25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ity-States of the Tarim Basin”，i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ed.Mogengs Herman Hansen(Copenhagen：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2000)，393-409.
　　26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10页。
　　27 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第150页对II90DXT0213*(外○内R)：6A号简进行了录文和解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The E Jun Qi Metal Tallies：Inscribed Texts and Ritual Contexts，”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ed.Martin Ker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79-123；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2页。
　　29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77-80页，I0112*(外○内R)：113-131号简。
　　30 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55—158页。
　　31 记载见于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118，2920页。Manfred G.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Fast”，in Aufstieg and Niedergang der romische Welt：Geschichte und Kultur Roms im Spiegel der neueren Forschung，vol.2，part 9.2，ed.Hildegard Temporini(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78)，853-855nn848-850，其中讨论了学者对于这则记载的很多怀疑。
　　32 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604-1361.至于他为何相信《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成书于公元70年以前，见755页注478。
　　33 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91.
　　34 Etienne de la Vaissière，“The Triple System of Orography in Ptolemy's Xinjiang”，in Exegisti Monumenta：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ed.Werner Sundermann，Almut Hintze，and Francois de Blois(Wiesbaden，Germany：Harrassowitz，2009)，527-535.
　　35 笔者于2006年6月12日参观了杭州丝绸博物馆，并看到了这件来自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丝绸残片。
　　36 英文中关于中国织物最完备的研究是Joseph Needham，ed.，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9，Textile Technology：Spinning and Reeling，by Dieter Kuh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272。
　　37 Pliny the Elder，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trans.John Bostock and H.T.Riley(London：H.G.Bohn，1855-1857)，6.20(塞利斯和穿丝绸的罗马女人，以及对其他进口商品的反对)；6.26(向印度出口钱币)；11.26-27(科斯丝)。电子版：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3atext%3a1999.02.0137
　　38 I.L.Good，J.M.Kenoyer，and R.H.Meadow，“New Evidence for Early Silk in the Indus Civilization”，Archaeometry 51，no.3(2009)：457-466.
　　39 Irene Good，“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Antiquity 69 (1995)：959-968.
　　40 Lothar von Falkenhausen，“Die Seiden mit Chinesischen Inschriften”，in Die Textilien aus Palmyra：Neue und alte Funde，ed.Andreas Schmidt-Colinet，Annemarie Stauffer，and Khaled Al-As'ad(Mainz，Germany：Philipp von Zabern，2000)；书评见Victor H.Mair，Bibliotheca Orientalis 58，nos.3-4(2001)：467-470。通过与中国出土织物的比对，Von Falkenhausen将目录中521号样品的年代定在公元50—150年之间。521号样品于一座年代为公元40年的墓葬中出土，这是西方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绸之一。两件织物肯定都制于帕尔米拉被萨珊王朝攻破的273年之前。另参见von Falkenhausen's “Inconsequential Incomprehensions：Some Instances of Chinese Writing in Alien Contexts”，Res 35(1999)：42-69，特别是44—52页。
　　41 Anna Maria Muthesius，“The Impact of the Mediterranean Silk Trade on Western Europe Before 1200 A.D．”，in Textiles in Trade：Proceedings of the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Biennial Symposium，September 14-16，1990，Washington，D.C.(Los Angeles：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1990)，126-135，129页提到了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圣瑟法斯圣殿圣物匣中唯一的一件中国织物；Xinru Liu，Silk and Religion：An Exploration of Material Life and the Thought of People，AD 600-1200(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8。
　　42 Pliny，Natural History，6.20.
　　43 Trevor Murphy，Pliny the Elder's Natural History：The Empire in the Encycloped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96-99(奢侈品)，108-110(塞利斯)。
　　44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中国境内发现的金币列表见117—120页。
　　45 Vimala Begley，“Arikamadu Reconsidered”，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7，no.4(1983)：461-481，esp.n82.
　　46 拉西克不认为罗马人统计过这种数据。他认为普林尼是出于道德原因而夸大其词。(“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634-635)：“因此，罗马的官僚作风以及来自埃及的现存记载都显示老普林尼不可能得到罗马与东方年度贸易逆差的准确数字。”(636页)。另见邢义田对该书的书评，《汉学研究》3.1(1985)，331—341页及其续篇《汉学研究》15.1(1997)，1—31页。其中邢义田表达了对汉与罗马贸易程度的深切怀疑。
　　47 齐东方，私下交流，2006年6月。一个重要的例外见Anthony J.Barbieri-Low，“Roman Themes in a Group of Eastern Han Lacquer Vessels”，Orientations 32，no.5(2001)：52-58.
　　48 Wu Zhen，“‘Hu’Non-Chinese as They Appear in the Materials from the Astana Graveyard at Turfan”，Sino-Platonic Papers 119(Summer 20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