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冬，楼兰LE城附近发现大型壁画墓，所出彩棺与1998年在这个地区发现的楼兰彩棺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以前发现的彩棺出自一座竖穴土坑墓(长2.4米，宽1米，深1.5—1.7米)，上盖棚木、苇席和羊毛毯，棺内随葬棉布衣裤和漆器。由于新发现的楼兰壁画墓规格比较高，被新闻界炒作为“楼兰王陵”。就目前所知，汉晋时期河西走廊流行壁画墓，而且墓中往往采用彩棺。这种葬俗很早就传入塔里木盆地，例如孔雀河流域营盘墓地15号墓就采用彩棺，年代在东汉晚期。
　　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王就从LE城南迁鄯善河(今车尔臣河)流域，因此，楼兰王陵不可能建在罗布泊北岸。〔1〕而楼兰壁画墓的人物每人手中都持有饮酒器，绘画风格又与在中亚片治肯特发现的粟特人宴饮壁画接近，故有学者怀疑，壁画上的人物是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2〕
　　据我们研究，楼兰壁画墓实际上是侨居楼兰的贵霜大月氏人的墓葬。东汉建初元年(76)，贵霜大月氏“尝发兵助汉击车师(吐鲁番)”。〔3〕东汉灵帝年间，又有大批贵霜大月氏人迁居中国。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记载：“支谦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可知东汉灵帝年间许多贵霜大月氏流亡中国，最后抵达东汉首都洛阳的大月氏人有数百人之多。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佉卢文井阑，出自洛阳汉魏故城附近，正是东汉年间流寓洛阳的大月氏侨民的遗物。〔4〕
　　与此同时，许多贵霜大月氏人在楼兰定居。直到魏晋十六国时期，仍有许多贵霜士兵帮助西域长史维持西域纲纪。
　　贵霜大月氏人在楼兰的活动屡见于楼兰出土魏晋木简残纸。例如，林编239号：“出*(外广内禾)卌一斛七斗六升，给禀将军伊宜部兵胡支鸾十二人……泰始二年(266)十月十一日……”；林编293号“胡支得失皮铠一领，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张、箭卌枚、木桐一枚，高昌物故”；林编号“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林编605号“兵支胡管支、赵君风明省”。〔5〕看来，侨居塔里木盆地的贵霜大月氏士兵听命于西域长史的调遣，协助中原王朝维持西域纲纪，而新发现的楼兰壁画墓正是这些侨居楼兰的贵霜移民之墓。
　　2004年，中央电视台与NHK《新丝绸之路》摄制组在对楼兰壁画墓的考察中，在该墓前室东壁发现一段佉卢文题记。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安德鲁·格拉斯(Andrew Glass)博士解读，这段题记可能是壁画作者的签名。〔6〕众所周知，佉卢文是贵霜王朝三大官方文字之一，拼写的语言称“犍陀罗语”，也即犍陀罗艺术创造者使用的语言。据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研究，在犍陀罗早期艺术中流行饮酒场面的题材，主要采用石浮雕形式来表现。
　　公元7世纪初，玄奘在犍陀罗凭吊了伽腻色迦大佛塔。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条记载此塔不仅有大批石雕佛像，而且有佛教绘画。其文曰：“大窣堵波石阶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现两身；从胸以下，合为一体。闻诸先志曰：初有贫士，佣力自济，得一金钱，愿造佛像。至宰堵波所，谓画工曰：‘我今欲图如来妙相，有一金钱，酬功尚少，宿心忧负，迫于贫乏’时彼画工鉴其至诚，无云价值，许为成功。复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钱，求画佛像。画工是时受二人钱，求妙丹青，共画一像。二人同日俱来礼敬，画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谓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7〕然而，贵霜时代的犍陀罗佛教绘画在本土没有保存下来。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和前苏联考古队对大夏佛教遗址的调查，使我们开始了解一些贵霜时代犍陀罗佛画。在乌兹别克斯坦达尔维津塔佩(Delverjin Tepe)贵霜神庙发现过贵霜时代(2—3世纪)的宴饮图壁画，〔8〕与楼兰壁画墓主画面表现宴饮场面如出一辙。
　　楼兰壁画的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些残破的棺木。从留下的棺木看，楼兰壁画墓葬为丛葬墓，至少有三具彩棺。如果皆为夫妻合葬，恰好有六位墓主人，正与壁画上的六个人物相对应。这六个人每人手中都持有饮酒器，所持酒器皆为贵霜典型器物。壁画上的三对夫妻像，可能是祖孙三代。如果按30年一代计算，第一代约在东汉灵帝年间，正值贵霜大月氏人大规模东迁塔里木盆地时代。因此，楼兰壁画墓的主人更可能是贵霜大月氏人。
　　楼兰壁画墓的壁画至少融合了三种不同文化因素。第一，中原汉文化因素；第二，罗马文化因素；第三，贵霜文化因素。
　　楼兰壁画墓彩棺的主体花纹为云气纹，两端绘日(内有三足乌)月(内有蟾蜍)图案，分别代表古代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1998年，在楼兰城以北23.1公里雅丹群中一个风蚀台地上发现一口彩棺，也绘有相同的图案。在彩棺上绘制云气纹和日月图案，显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1988年，甘肃酒泉单墩子滩魏晋墓发现过一口彩棺。主体花纹也是云气纹，云气当中绘有伏羲女娲图，均人首蛇身；伏羲胸前绘烈日(内为三足乌)，女娲胸前绘明月(内有蟾蜍)。〔9〕先秦文献(《楚辞》、《山海经》)已提到伏羲和女娲。据说伏羲是“画卦结绳”，开天辟地的男帝王，而女娲是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帝王。汉代文献开始将他俩当作人类始祖，也即中国的亚当和夏娃。随葬伏羲女娲图的习俗始见于汉代，一直传承到唐代，如吐鲁番地区唐代墓葬就发现过伏羲女娲绢画。
　　楼兰壁画墓的墓门西侧绘有一头独角兽，作角抵状，类似的独角兽在武威雷台西晋墓也可以见到。这类独角兽在河西地区晋墓中多有出土，最早见于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多出现在墓门的位置上。”〔10〕这类独角兽正是文献中的所谓“獬豸”，在墓葬中充当镇墓兽的作用。〔11〕显然，楼兰壁画墓绘制独角兽是在河西汉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汉代以来，中国开始和罗马帝国频繁发生交往，所以楼兰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玻璃器。楼兰壁画墓中有一幅飞马图为研究中国与罗马的艺术交流提供了新资料。众所周知，飞马造型流行于希腊罗马艺术。例如，大英博物馆藏有罗马艺人制作的飞马青铜像，雅典考古博物馆藏有希腊飞马青铜雕像。楼兰壁画墓的飞马正是在罗马艺术影响下产生的。武威雷台西晋墓出土的铜奔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不到渊源，而从新发现的楼兰壁画上罗马艺术风格的飞马看，很可能源于罗马艺术。
　　楼兰壁画墓壁画最主要的文化因素是犍陀罗艺术。壁画墓前室正中有一中心柱，直径约50厘米。当时盗墓者从上部往下打盗洞刚好打在这个柱子上，导致整个前室的室顶和这个中心柱上部毁坏。在这个残破的中心柱上绘满了轮形图案，而该墓后室四壁以及顶部也绘满了同样的图案。〔12〕我们认为，这些轮形图案应该解释为佛教的“法轮”。
　　法轮是佛法的象征，梵语作Dharmacakra。佛陀正觉那年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当时他亲自向五位弟子宣说生命的真理，使他们了悟圣道而成为佛教最初的比丘。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阿育王便在鹿野苑竖立一根法轮石狮柱——四只鬃毛抖擞的威武雄狮，背靠着背面向四方，顶上扛着一座巨大的法轮，象征佛法如狮吼般传遍世间，运转不息。可惜这座原始的法轮在石柱断裂倒塌时即摔碎四散。不过，它的原始身影却幸运地雕刻在桑奇塔门中——倒垂莲瓣的柱头、四只高踞其上的石狮(一只隐藏在背后)、狮背上顶着巨大的法轮。整座雕刻的气势与鹿野苑的石柱无别。
　　耐人寻味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法雅兹塔佩(Faysz Tepe)发现过一所公元1—3世纪的佛寺遗址。寺院大门与佛堂的连线是佛堂院的中轴线，正中位置建有一座佛塔，这座塔的周围原来有围墙，形成塔院，有砖铺路通向佛堂。这座大夏佛塔经过改建。从出土贵霜钱币看，大约在贵霜王伽腻色迦时代(2世纪中叶)增建了佛堂院左翼侧的僧房院。这次改建将早期佛塔包了起来，在原来佛塔基础上重新建了一座高约10米的大塔。如今晚期佛塔大部分被毁，但是包在里面的佛塔仍保存完好。早期佛塔有圆柱形塔基，与希腊化王朝安条克王国流行柱础样式相同。塔身采用圆柱形，用大石头块砌成，直径约3米，上面是覆钵丘，表面有石膏勾勒的白色莲瓣纹饰以及佛像的早期表现形式的法轮图像，可惜覆钵丘顶部没能保存下来。在法雅兹塔佩佛寺遗址的早期堆积中，还发现了佛头和绘有法轮的佛手。〔13〕
　　楼兰壁画墓的中心柱采用圆形佛塔形式，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法雅茨塔佩的大夏佛塔相似，而且上面都绘有法轮。大夏佛塔的年代在公元1世纪，楼兰壁画墓的年代在公元3世纪，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楼兰壁画墓墓门东侧绘有一尊佛像和一个跪着的供养人像。这尊佛像身穿红袍，头部已残，双腿盘坐，双手成禅定印，从残破的图像看，似乎还可见有“背光”。一位供养人跪其身侧，双手合十(或双手捧某物)，头部及下身部分残毁，衣服为蓝色。从服饰尤其是腰带来看，其与前室东壁“宴饮图”中三位男性衣着一致，这个供养人可能是墓室壁画上六位人像的代表。在乌兹别克斯坦法雅茨塔佩的贵霜时代大夏佛寺壁画上，也曾发现过供养人礼佛图。〔14〕这幅画与楼兰壁画墓年代相近，皆在公元3—4世纪。
　　无独有偶，斯坦因在新疆米兰3号佛寺遗址发现了一幅精美的佛教壁画，绘有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六位弟子。这些人物都睁大着眼睛，表现了中亚特有的人物形象，与喀拉·塔佩佛画表现的是同一本生故事“树下成道”壁画如出一辙。由此推测，楼兰壁画艺术可能肇源于大夏佛教艺术，而非犍陀罗艺术。
　　注释
　　〔1〕参见《“楼兰王陵”疑判断有误》，《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1日版。
　　〔2〕孟凡人：《楼兰考古学的重要性与开展楼兰考古工作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可行性》，《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页74—84。
　　〔3〕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87。
　　〔4〕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页33—67。
　　〔5〕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戴维：《汉晋鄯善墓与丝绸之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论文，2005年。
　　〔7〕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42。
　　〔8〕樋口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京都：法藏馆，页123。
　　〔9〕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页23。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405。
　　〔12〕李文儒：《被惊扰的楼兰——楼兰“王陵”核查，楼兰古墓追盗》，《文物天地》 2003年第4期特刊，页47。
　　〔13〕加藤九祚主编：《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遗迹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卷4，奈良：奈良丝绸之路研究中心，1997年。
　　〔14〕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亚》，东京：小学馆，1997年，页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