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开通后，尤其在汉唐时代，丝绸之路商业活动的一个中心就在吐鲁番。因为当时在新疆东部地区，最早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都在这个地方，人口也很多，生产也很发达，周围出现了很多佛教寺院，宗教文化就由此而派生出来。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佛教石窟寺，大都建在高昌古城周围。
　　吐鲁番最早的佛教遗物属于东晋时期。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峪沟石窟寺挖走一批佛教文物，其中一件是支法护译《诸佛要集经》抄本残页。这个抄本的跋语提到，此经由敦煌月支菩萨法护所译，并他的大弟子竺法(乘)在东晋元康六年(296)三月所抄。〔1〕
　　支法护，或称“竺昙摩罗刹”，是大月支人后裔，世居敦煌，精通汉语和各种西域语言。据《高僧传》卷一本传，他在“晋武(265—290)之世……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训诂，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赉梵经，还归中夏”。法护到中原后，曾经在长安城青门外，精勤传道传教，据说“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据《梁高僧传》本传，支法护翻译的佛经有一百六十五部之多，据北京大学汤用彤统计，现存者仍有九十五部，所以汤先生对竺法护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地位给予很高评价。
　　支法护的大弟子竺法乘，在长安帮助其师赢得世家大族信奉之后，又回到敦煌，建立寺院，传布佛学，使佛教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并影响到西域佛教。据《梁高僧传》卷四《竺法乘传》记载，“竺法乘，……后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后终于所住。”吐峪沟出土的《诸佛要集经》，正是竺法乘在敦煌传教并使佛学“大化西行”时代的证据。
　　吐鲁番现存最早的佛教遗迹属于北凉时期，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古城发现过一座八面体基座的北凉石佛塔，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这座石佛塔是当地村民在高昌古城围墙内西南角(德国考察队编为E号遗址)一座柱式大佛寺遗址发现。石塔高66厘米，采用吐鲁番北山红色岩石雕凿。石塔下身为八面体基座，每面上端刻八卦符号，其下为线刻菩萨像。塔身呈圆柱形，上面刻有汉译佛教《佛说十二因缘经》。经文上雕刻有八个佛龛，每龛有一个端坐在莲花座上的浮雕佛像，这八个佛像分别为过去七佛和弥勒佛。佛龛之上是石塔的莲花顶，可惜下面的方形基座和塔刹皆佚失。〔2〕《弥沙塞种和酼五分律》卷二十六记载：“佛言，听有四种人应起塔：如来圣弟子辟支佛转轮圣王。诸比丘欲作露塔、屋塔、无壁塔。”吐鲁番北凉石塔是在一个寺庙内发现的，属于所谓“屋塔”。在中国境内，这种佛塔最早出现在楼兰城，下面是一个正方形基座，中间为八面体基座，其上为佛像和交脚弥勒造像。八面体佛塔的艺术源头在犍陀罗，法国考古队在犍陀罗(今阿富汗哈达)发现过八面体基座的佛塔，年代在公元3—6世纪。犍陀罗佛塔后来经楼兰佛教艺术，对北凉佛塔的制作工艺产生重要影响。河西地区出土了许多类似的佛塔，主要流行于南北朝时期。”〔3〕
　　在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石窟寺当中，以吐峪沟石窟的年代最早。高昌古城出土《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提到“入定窟以澄神”，宿白先生在《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中指出，“僧人习禅之窟或名定窟”。〔4〕吐峪沟很多石窟都属于这种禅定窟，从《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的有关记载看，吐峪沟石窟至少在北凉时代业已开凿。
　　唐朝建立不久，麴氏高昌王国由麴文泰继位，玄奘赴天竺取经，途经高昌。吐鲁番盆地当时在麴氏高昌王统治下，当地流行佛教。玄奘去西域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鼎力相助。高昌以西各地当时在西突厥统辖之下，但是西突厥与麴氏王朝通婚。为了保障玄奘西行途中安全，麴文泰修书二十封，每封信并附大绫一匹，通告前面西域诸国。
　　公元5世纪以后至13世纪，吐鲁番的佛教中心转移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德国吐鲁番考察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做了很多考古调查，同时也对石窟寺造成极大破坏。例如，他们把石窟寺壁画切割下来，搬回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前身)。这批壁画有的非常大，被镶嵌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墙上。二战时期，盟军和苏联红军轰炸柏林时全被炸毁了，现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仍保存了一些比较小的壁画，据说有些壁画被苏联占领军作为战利品搬到圣彼得堡，至今下落不明。
　　唐代吐鲁番本地居民信仰佛教，而回鹘人信仰摩尼教和萨满教，但是吐鲁番人文明程度要比回鹘人高得多，回鹘人最后实际上被吐鲁番当地居民同化了，所以回鹘人当中发生了从信摩尼教到改信佛教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高昌古城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存，尤其是出土文书看得很清楚。例如，回鹘人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使用突厥文，在高昌古城和佛教寺院壁画上都能够看到回鹘人所写的各种突厥文书面材料。后来，回鹘人开始对文字进行改造，利用粟特文拼写回鹘语，形成所谓回鹘文。回鹘文对中亚和蒙古草原游牧人影响很大。蒙古人也用这种文字，后来传给满族人。我们在北京故宫见到满文的祖型就是源于粟特文的回鹘文。
　　高昌回鹘时代，回鹘人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发现的一个类似敦煌藏经洞的中世纪图书馆中，出土了17种文字拼写的24种语言的各种宗教文书。除了伊斯兰教外，几乎囊括了所有东方语言的宗教文书，甚至有梵文、回鹘文和汉文三种语言写的佛经。这批珍贵文物如今收藏在柏林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简称“德国国家图书馆”)。看来，高昌回鹘王采用相当宽容的宗教政策，因而创造了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
　　20世纪80年代，回鹘佛教考古的一大收获是发现了北庭高昌回鹘佛寺。这个佛寺位于吐鲁番盆地之北，吉木萨尔县城北10余公里北庭古城附近，年代约在公元10世纪。佛寺遗址整个建筑布局呈长方形，南北长70.5米，东西宽43.8米，佛寺台基、墙壁均为土筑。全寺分南、北两部分。
　　回鹘佛寺是高昌回鹘时期修建的主要寺院之一，遗址中保留下来的大量塑像、壁画、回鹘文题记，对全面研究古代回鹘历史，高昌回鹘王朝时期的佛教艺术和信仰，以及高昌回鹘文化与外界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直观的实物资料。〔5〕
　　注释
　　〔1〕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402。
　　〔2〕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页156—157。
　　〔3〕张宝玺编：《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3月，页2—6。
　　〔4〕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收入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39—51。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庭高昌回鹘佛寺》，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