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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

刘醒世

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他革命意志坚定，对人和蔼可亲，思想豁达开朗，诚恳虚心好学，积极关心帮助他人的精神和品格，却给厂里许多干部职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难得的老干部，老领导” 　　习仲勋在洛矿工作期间主要是分管全厂安全技术。这对他这位老干部并一直在上层机关工作的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他却能虚心向工人、向技术人员、向工厂的老同志学习，不懂就问，甘当小学生。他曾说，他在领导机关工作时间较长，很少有下基层，特别是到工厂工作的机会，尤其是像洛矿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骨干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感到他这次能有机会到工厂来工作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一方面给了他直接向工人阶级求教、学习工业技术知识和与群众接触的好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熟悉一下基层工作的情况，了解职工的疾苦，广泛听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他在到厂不久，就向厂党委领导提出了自己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他感到这样更能接触到职工群众，也更容易直接听到群众反映，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厂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很理解他的意图，也很支持他的做法，当即表示同意，并把他安排在第二金工车间电工班参加生产劳动，并把这里作为他的“联系点”，一直到他离开工厂为止。 　　习仲勋在电工班参加劳动期间，从来不以老干部、老领导自居，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以一名小学生、普通劳动者出现。他平易近人，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工人干什么，他干什么；工人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有多少油。他每天早来晚走，遵守纪律，听从班组长指挥，叫干啥就干啥，把班组作为他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新起点，把工人师傅当成他的老师和挚友。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见他身体稍胖，怕他干重活吃不消，曾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的、干净的工作。他和其他工人一比觉得不对劲儿，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就是来干活，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识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师傅听了很感动，知道他是真心来劳动、学习的，之后，分活时便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在把自己要干的活完成后，还主动找活干，要活干。他这一主动，深得全班工人师傅的信赖，和工人师傅们的感情更融洽、更真切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和工人师傅们谈心，到他们家里串门交往。工人师傅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也和大家一起学习，并介绍当年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生活。他也热情启发鼓励大家牢记党的宗旨，好好为人民服务，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注意搞好班组团结，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大伙通过和他一块工作、一块生活、一块学习，见他十分平易，好接近，没有架子，普遍称他为“难得的老干部，老领导”! 　　“这样的大干部能和普通人交往，真了不起” 　　在习仲勋身上还时刻保持着在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和老八路的作风，经常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这方面的事迹很多，人们提起来也都非常激动，感慨万分。 　　电工班小组长赵发劳说：习仲勋在劳动时经常和我们小组工人师傅们谈心，问寒问暖。一次，在和我谈心时曾问我，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住在哪里。当我告诉他，我家四口人，住在谷水租赁的民房，生活尚不十分宽裕时，他流露出十分关心的神态，而且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我家探望。他到我家后，见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又出的高价房租，深表同情。他当时一面宽慰我现在要多体谅国家的困难，一面马上掏出100元钱让我先用。我推来推去坚持不收他的钱，表示自己有困难可以克服。但他这种关心他人的品德确实令我感动。他离开我家后，我爱人问我：“这是谁?这样关心咱们工人!”我说这是上面下来的大干部，现在是厂里的副厂长。我爱人说：“我看着就不同一般，是个大干部，大干部就是不一样啊!” 　　已退休的原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说：习仲勋在厂工作时，他的办公室在厂办公大楼二楼，保卫科在一楼。他经常到一楼同我们拉家常，慢慢就熟了。一次，他在与我谈心中问我家住哪里，生活怎么样。我告诉他住在市区北郊井沟村，生活上还能过得去。他略为思考后对我说：“我到咱厂有一段时间了，工人的生活知道了一些，但农民现在怎么样还不太知道，我很想去农村看看，你能领我到你们家和你们村看看吗?”从谈话来看，他似乎要求很迫切，但我心里却很矛盾，原因是不想让他到我家。这并不是不欢迎他，而是我担心家里困难，没啥好东西招待他，便言语支吾，设法推托。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你不要考虑用什么东西招待我，咱们是随便走走看看，交个朋友。”心思被他点透，我没啥可说了，只好答应领他去。只见他很快找了一张纸，在上面写道：“范，我同道杰到他家去了!”便催我快走。后来，我知道他很遵守纪律，这张纸条是留给和他同来的秘书范民新的，以便让范知道他的去向，免得到处乱找。当时，我们没有向厂里要车，出厂门乘公共汽车到西关，然后步行北上。他当时已经53岁了，但仍和我这个小伙子一样登高，爬邙山，我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到我们家后，我介绍我父亲和妹妹与他认识，随后落座，煮玉米棒子、打鸡蛋招待他。他一再说不让麻烦，但煮的玉米熟了端出来他还是吃了，而且吃得很香，说“玉米好，很长时间没吃到这东西了”。他屋子里坐坐，又到院子里看看。村民们听说我们家来了个大干部，也都围过来瞧，他也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还不断问这问那，大家伙都感到他很亲切。通过这一次到我家去，我俩之间更熟了。后来我们家的柿子熟了，我便摘几个给他吃，他也不客气，看出来他吃得很高兴。他也邀我到他住处去玩，还拿出好烟“大前门”招待我。我抽了一支后，见装烟的盒很精美，就拿起左看右看。他见我很喜欢，就说：“这烟盒是总理送给我的，你觉得好你就拿去，算是留个纪念吧!”我也不见外，就把那个烟盒带走了，一直保留多年。一来两往之中，他发现我收入少，就掏出钱接济我，有时10元，有一次是20元。我说啥也不要，他就硬拿给我，还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习仲勋对我可是真够关心的，不仅生活上照顾，政治上也常鼓励。我们家和我们村里的人，听说我能和这样一位大干部交上朋友，都为我高兴，还说：“像这样的大干部能和普通人交往，真了不起!” 　　“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群众运动” 　　习仲勋到洛矿大约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据原来厂技工学校学生和某些职工反映，“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到街上走走，看到有些年轻人“破四旧”，把商店里的物资、烟酒搬到当街烧掉，他觉得很可惜也很气愤，曾劝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烧掉：“这是国家财产，不能烧!”一些当事的年轻人不仅不听劝阻，还声言自己是“革命行动”。有人甚至说他是“多管闲事”，“不支持红卫兵小将”，“不支持革命行动”，还要查一查他的身份。 　　“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中说什么“三家村”、“四家店”的，其中有涉及“三胡”的(即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习仲勋曾表过态，说：“这三个人我了解，他们不是坏人!”于是他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矿机报》的负责人，也曾受到过冲击，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都贴在了办公室门上。记得当时厂党委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习仲勋和我都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中间休息时，习仲勋在厂办公大楼花池地区与我相遇，他主动问我关于大字报内容中涉及的一些情况，我作了一些说明，他思考了片刻之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谁也没经历过。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要革去旧的东西，树立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种准备，积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对于群众在大字报中提的意见要持正确态度，这和我们过去延安整风一样，也像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确对待，不能泼冷水，更不能有敌对情绪。当然，群众运动起来了，有的人可能有过激行动，即使如此，也要正确对待，不要想不开，不要采取不好的做法，那样会对运动不利，对自己不利，对改进工作不利。”习仲勋大约和我谈了20多分钟，临分手时，他还叮嘱我说：“老刘啊!要正确对待，千万不能有其他不好的想法。”在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压力很大，继续工作都有困难，不好的想法也曾有过，但经他这么一开导，我的思想和情绪稳定多了，有些事似乎也想开了。我觉得习仲勋在当时也是承受着某种巨大思想压力的，但他却能忘掉自己的不幸，积极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开导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使我对他的感激与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的深明大义、宽广胸怀，使我至今回想起来还久久难忘。但就在他规劝我不久，他也遭到冲击和被揪斗的厄运。 　　习仲勋在洛矿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厂里的主要领导回忆起来都感到他工作勤勉，办事公道，团结同志，作风正派，对厂里工作支持帮助很大。和他常接触的一些职工同志，也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倍感亲切，深获教益。而他本人呢?也觉得矿山厂人好、厂好，对他不错，他说过：“我对矿山厂是有感情的，我喜欢这个厂，更喜欢这里的人。”他在《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的回忆文章中曾说道：“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作者系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矿机报》主编)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